佛家讲究“缘”，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成败皆有“缘分”。笔者虽非佛门高徒，但对“缘分”二字还是有所感悟。就拿这部拙作的写作来说，也是基于两方面难以割舍的缘分。
缘分之一是，我是一个弃医从文又与中医药学保持较多接触的新闻记者。
1964年高考时，由于“社会关系复杂”，我以较高的分数落到了甘肃中医学校大专班。虽然中医并非我的第一志愿，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是埋头攻读中医，即使中途遭遇“文化大革命”，校园里弥漫着“读书无用论”，但我与不少同学仍然起早贪黑，沉浸在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由于记忆力比较好，加之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在同学们的眼里，我竟成了一个善于背诵中医经典的“老夫子”。四年下来，我不仅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这部“天书”，还能通背汉代“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以上四部医书被称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医文相通，各门学科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和纷繁庞杂的中药、方剂，并未泯灭我一颗爱好文学的心，反而使我练就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接触到较多的自然科学，锻炼了我的思维，为我以后的记者生涯暗暗助了一臂之力。
1968年毕业时，学校把我留下来任教。在一段时间里，我又朝背暮诵，孜孜以求，沉浸在中医药典籍的海洋。后来，那点舞文弄墨的小本事，又被在“文革”
中先砸烂后恢复的甘肃省卫生厅看中，将我从省中医学校调到省卫生厅，做起了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机关文字工作。但在这个岗位上，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名老中医，也与中医界的同仁和我的同窗好友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医界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就。这使我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一直没有远离中医中药，也使我退休后写点中医中药方面的东西不至于发怵和闹笑话。
缘分之二是，30多年前我结识了一位优秀的“北京医生”，现已著作等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宫医案研究的发起人和开拓者陈可冀先生，并由此与清官医案进而与中国历代皇家医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那还是1975年初春季节，为响应毛主席关于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号召，由300名北京及兰州的医务人员组成的第三批北京医疗队，风尘仆仆来到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区，在该地区6个县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同时为当地培训医务人员，提高当地防病治病的水平。陈可冀先生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已改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一名主治医生，也被编入武威县北京医疗队为群众防病治病，而当时的我正好在武威县城的北京医疗队大队部搞文字工作。由于与陈先生离得很近，加之我又懂点中医，能背诵一些中医的经典条文，便同陈先生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并逐渐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这次医疗队工作结束后，我跳槽到了新华社当了新闻记者，但同陈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经常可以读到他的大作，也能接触到他的一些高徒，因而受益匪浅。
综上所述，早年下工夫学习中医并与陈可冀先生成为好友，使我的拙作《皇家医事》出版后，又受出版社委托，顺藤摸瓜，再写本书——《皇家养生》的两个“缘分”。倘若没有学过中医，没有结识陈先生及其对清宫医案的研究成果，要完成以上两部著作是万万不可能的。在此，我要深切感谢我早年在甘肃中医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感谢给我提供了大量材料的陈可冀院士和他的学生们。
《皇家养生》是《皇家医事》的姊妹篇，但后者比前者的历史跨度更大，内涵也更丰富，它把历史的镜头从清朝拉到清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跨度达两千多年。当然，由于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有限，只能以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为主，由远及近地写来。清代以前的皇家医疗、养生经验大都尘封土埋，没有了踪影。
在这一点上，本书又具有了一定的抢救皇家医疗养生经验的意义。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老伴黄雅君，正是她数十年如一日地操持家务，才使我专心致志地为国家工作了近四十年，特别是我写本书时，她带病为我做饭、洗衣，一如既往地照料我的生活，使我在两个月内两耳不闻窗外事，夜以继日，一口气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应该看到，同整个中医药学一样，中国历代皇室医疗养生经验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挖掘与传播，绝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担当，也绝非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能承载，我所做的工作只能是抛砖引玉而已。正如我在《皇家医事》的后记中所说，如果通过此书能燃起读者对于皇家养生经验的浓厚兴趣，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走进这批稀世档案的话，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却了我几十年来的一桩心愿，也不愧对我与中医药学和中医专家们多年来结下的美好情缘。
屈维英
2009年月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