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70年3月筹备工作开始，到1975年1月大会正式召开，历时近5年时间。其间，在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是党内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反复较量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嘱。
周恩来在这特殊时期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坚韧不拔，持续奋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一、长达10年的等待与筹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的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定程序，便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最后含冤去世。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及其各个职能部门，也遭到空前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发动不到一年，在任的15位副总理（不含已去世1人）中，就有8人被打倒，3人“靠边站”。国务院所属几十个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大都被“罢官”或“靠边站”，有的部长被迫害致死。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也因法纪废弛、机构瘫痪、众多领导人被打倒而无法行使职权。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窃据了党中央的许多要职，并开始暗中的钩心斗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970年3月，国内局势趋于平缓。在武汉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出于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示了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进而给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投下阴影。同年7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8月中旬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文件起草和其他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同年国庆节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然而，宪法修改草案讨论过程中关于“国家主席”以及所谓“天才问题”的争论，却酿成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野心日愈膨胀的林彪一伙，看准四届人大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机会，借庐山会议发难，煽惑与会中央委员接受他们的意图。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的图谋，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尽管中央全会上爆发了一场严重斗争，会后发表的公报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只是由于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暂时搁置。
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敷衍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不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错误和责任。1971年3月在林彪授意下，林立果及其同伙在上海秘密制定出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武装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个《纪要》的出笼，标志着林彪这伙党内宗派势力决心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同年8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始恢复四届人大有关准备工作。9月8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文件》。就在这一天，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林彪向林立果等人下达了反革命政变手令，妄图杀害毛泽东于巡视途中，未遂后又策划南逃，最终仓皇北叛。9月12日晚，周恩来得知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即全力投入处理林彪事件的紧张工作中。
二、“四人帮”组阁图谋的破产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它们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曾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因此，在实现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伙与林彪一伙并无本质区别。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出来。9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全部工作预计在10月5日以前进行完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几乎是在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时，沉寂了22个月之久的关于四届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现在报端。
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动向是有所警觉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批评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现的一些不利稳定政局的非组织活动。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来对邓小平复职及工作安排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宣讲、落实。这一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谈到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列席。不久，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对外公布了邓小平的复职。在筹备召开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此外，周恩来还直接向一些重要外宾介绍邓小平。他当面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赞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中国领导人。同年12月，周恩来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在党中央和军委任职的通知。邓小平的复出，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对党的十大前后复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来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为他们进一步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他嘱告有关部门，要多安排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参加外事活动。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但仅过半个多月，全国就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迟群等人在江青鼓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含沙射影地指责和批判周恩来、叶剑英。随后，江青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务院有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没有退缩。就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曾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说法，表示他虽处困境，仍忠于职守的信念。这一次，他用“不倒”、“不走”、“不死”这三句话，进一步表明他已下定的斗争到底的决心。
和林彪集团比较，江青集团具有作乱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点。同他们斗争，尤其要讲究方式和策略，善于掌握“火候”，捕捉时机。从这一年3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
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人选。进入3月以来，周恩来因癌症复发每日失血达100多毫升。他在审阅医疗组《检查治疗方案》时却表示：根据目前情况，对《方案》所提切除手术一事“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周恩来讲的“目前情况”，包括这时悬而未决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在周恩来病情加重、四届人大准备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讲坛，向世界阐述中国的内外方针，事关重大。它对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人选有着直接影响。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拥护，并经过工作使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赞同此议。尽管江青一再阻挠，无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最终成行。而直到邓小平从联大回国后，周恩来才与医疗组商量自己的病情及治疗问题。此次斗争的结果，给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