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交往，也就有责任给予别人有益的建议和意见。相互信任的人之间，所能够托付的，不过只是生计的一部分，如田地、物品、子女、信用以及某些特殊的事情，但是对那些被视之为谋士的人，则是可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些谋士也就更有义务保持忠信和诚实。最明智的君主是不会认为，听从臣属的劝告会有损于他们的伟大，或者会贬低他们的能力。上帝本人也并非不接受别人的劝告，而是把劝告作为他的圣子的伟大的名字之一。所罗门曾经声称：“劝告是保持稳定的前提和最好的保障。”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有初次的刺激和再次的刺激，如果不把那些刺激置于劝告之上，那么它们就会被扔进在命运的波浪之中，而且会充满了矛盾，充满完成与未完成，就像有一位醉汉跟随在左右一般。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劝告的力量，正像他的父亲看到了劝告的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钟爱的王国首先是那些被坏主意给糟蹋得分崩离析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方法总是能够把坏主意给辨别出来，因而对我们是不无教益的：就人而言，年轻人想出的主意往往是坏主意；就事而言，主张暴力的主意就是坏主意。
古人用形象的故事阐明这个道理：君主与智慧是融为一体的，君主是否有智慧与他能否接纳忠言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故事是说众神的主宰朱庇特曾经娶了智慧女神墨提斯作为妻子，也就是说君权总是与智谋联姻的。第二个故事则是第一个故事的延续，是说墨提斯与朱庇特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但是朱庇特没有等她分娩便将她吞掉了，于是朱庇特自己身怀六甲，最后从他的头颅里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女神。
这段看似荒唐的故事中隐藏着一个君主治国的秘诀，那就是君主应该如何巧妙地利用朝廷上的争论。他首先应该把需要决断的事情交给他的顾问们去讨论，这就好比最初的怀胎或者说是受孕，但是当他们所讨论的事情已经在智囊的“子宫”中孕育生长成形的时候，君王就应当及时地让策士谋臣停止下来，而不让他们进行“分娩”，这就不能显示出执行这件事情非得这些智囊不可，从而把他们所讨论的事情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并让世人觉得最后颁布的诏书谕旨都是出自君主本人。这不仅显出君王的绝对权威，而且还因为君王的足智多谋，更能够提高君王的声望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开放言论有它的弊病，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补救办法。第一，开放言论会使国家的秘密难以很好地得到保守。第二，众说纷纭常常会削弱君主和国家的权威。第三，难免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提出一些不利于社会的建议。为了防止这三种弊病的出现，法国曾经实行过意大利人所倡导的那种“秘密内阁”制度。把对国政的议论权只开放给少数人。但是，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危害可能比公开的开放言论的危害更大。
说到保密，我们应该清楚，君主并没有义务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他的顾问传达，而是可以有所选择的。而哪些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是没有必要找人商量的，同时也没有必要把他要做的事情都宣告出来。但是君主还是应该小心，不要自己把将要做的事情的秘密泄露出来。至于内阁会议，他们所信奉的座右铭就是：“我充满了漏洞。”一个以泄密为荣的多嘴的人，所造成的危害会多于许多知道有责任保守秘密的人。
的确是这样，某些需要极端保密的事情，应该是除了君主以外，也就只能够让一两个非常亲近的人知道，而那一两个人的进言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是因为，除了保密之外，他们通常还应该始终如一地按照同一方针继续下去，而不会受到干扰。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位非常审慎的君主，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能够用手摇石磨磨面的人，而那些参与机密的顾问也必须是明智的人，他们应该是值得君主信赖的人，他们对君主应该绝对的忠诚，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处理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除了把机密透露给莫顿和福克斯之外，从不透露给其他的任何人。
关于君主的权威受到削弱的问题，以上已经给出了一些补救的方法和措施。不仅如此，当君主们主持参议会议时，他的威严与其说是削弱了，还不如说是增强了。从来没有哪个君主，是因为有参议而失去了他所信赖的人，除非某个谋士过于受到君主的倚重或几个谋士结成帮派，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发觉并予以纠正。
关于最后的那个弊端，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才献计献策的。世界上有的人生性忠实、诚恳、质朴、直爽，而不会狡猾奸诈和拐弯抹角，那么君主应当首先笼络这样的忠义之士在自己的周围。此外，谋士们通常不会非常团结，他们往往是互相防备的。因此，如果有谁为君主出谋划策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或私心，那么多半也会传到君王的耳朵里。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君主要了解他的谋士，就像谋士要了解他的君主一样：
“君王的德行中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知人善任。”
另一方面，顾问不应该对他们的君主的为人风格过分好奇。一个顾问的真正素质，就是要非常了解主人的工作而不是主人的性格，只有这样他才会给他进言，而不是去迎合他的脾气。君主应该既能够个别地征求顾问的意见，又能够征求他们集体的意见，这样做就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顾问在私下里可以各抒己见，而在别人面前提意见则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在私下里，人们会更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和主人推心置腹。而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多数会受到别人的心境的影响。因而，两者兼顾是非常有益的。在听取低级顾问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里进行，为的是让他们畅所欲言，而在听取高级顾问的意见时，则最好是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感到他们的意见受到了尊重。君主在一些事情上是可以听取进言的，而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却不能够听取进言的话，那么他将是徒劳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就像没有生命的图像一样，而事情实施的关键，则是在于对人的慎重选择。
在对人的选择任用上，如果是以阶级为标准的话，那将是不明智的做法。“最好的进言人就是死人”，正是这个意思。当顾问们阿谀谄媚的时候，书籍往往会说得明明白白。因此阅读大量的书籍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所写的书。
现在，许多的议事机关只具有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只是附和政策而不是参与制定和选择政策，这对政治将是十分不利的。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一些充分考虑的时间。俗话说：“过一夜可能就会有妙计出现。”例如在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应当合并的问题，议会就曾经运用这种手法。
在议会决定为一项事业设立专门委员会的时候，任用那些没有偏见、保持中立的人比任用有偏见的人要好得多。但我认为，建立一些常设性的专职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例如对于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军事问题、司法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并且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的责任，以仲裁所管理职权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有必要请议会进行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讨论时是不能够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的，以免形成要挟的局面。
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设置，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件关于形式的小事，其实未必如此，因为谁坐在一条长桌上的首席，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处于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在主持一次讨论的时候，应当注意，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不能够事先泄露自己的倾向性，以免给与会者一些暗示或者压力，让参加会议的人不便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讨论恐怕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英明”的赞美之声了。
君王的德行中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知人善任。
命运就像是集市一样，集市上往往会有再多等待一会儿就会发生降价的事情。同时，命运在另一方面也就像西比拉卖书一样，先是一整套一整套地叫卖，然后便是逐渐地减少，但是仍然坚持索要相同的价钱。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机会这个女人，她常常先把前额的头发显现给你让你去抓，如果你抓不到的话，她就会立刻变成秃头让你什么也抓不到。”或者，机会至少会先把瓶子把手给你让你去拿，你如果不拿的话，那么它就会再给你个很浑圆的瓶肚让你去拿，那可是很难拿得住的。在事情的初始阶段就必须把握好时机，这才是最明智的。
如果说危险是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而更多的危险与其说是逼迫了人们，倒不如说是欺骗了人们。不仅是这样，与其长久地注视着某些危险的来临，还不主动地去迎接它们，尽管它们还根本没有逼近，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注视一个事物，那么他就有可能睡着。而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受到太长的影子的欺骗，就过早地开枪，或者过早地匆匆迎上前去，从而招致危险的到来，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总而言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在处理一切重大的事情时，在开始着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善于寻找时机，而在开始进行时则要像千手神那样努力地抓住时机。
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来说，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就好比是地神普鲁托的隐身盔甲。果断与迅速是最有效的保密方法--就像在空中一掠而过的子弹一样，当大家都知道了秘密的时候，事情早已经成功了。
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来说，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就好比是地神普鲁托的隐身盔甲。
人们都认为狡猾是一种邪恶和畸形的智慧。毫无疑问，狡猾的人与聪明的人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诚实上，而且还在于能力上。
在牌桌上有人善于玩弄手腕，但如果说到牌技，他却未必是高手，官场上有人善于游说拉票，结党营私，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长处了。要知道人情练达是一回事，而对世事的洞察则又是另外一回事，精于察言观色的大有人在，可是这些人在做大事上却并不怎么能干，也就是说只知道揣度他人的心理，而不去努力阅读古今的书籍是这种人的一大弊病。这些人只适合做些收发文牍的工作，而不适合参政议事，他们也只有在自家的球槽里才能滚出好球，如果是在陌生人中间，那么他们就会晕头转向。所以亚里斯提卜那条老规则对他们刚好是适用的，那位先哲曾经说过：把两个赤裸裸的人放在陌生人中间，那么你就可以从两个人中分辨出哪一个是聪明的，哪一个是愚蠢的。那些狡猾的人就像是些小商小贩，因此我们就来说说他们店里的货色。
狡猾的一个特点，是当他与人谈话时要对人察言观色。就像耶稣会在他的教规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有许多聪明的人心里可以藏得住事，但是他们的脸上却藏不住。不过，察言观色时，也要像耶稣会教士那样，有时需要一本正经地垂下双目。
另一个要点就是，当你有事情需要迅速办理时，你就可以先谈某个其他的事情来引开与你交涉的人的注意力，这样他就不会过于清醒、也就不会极力反对了。我所熟悉的一位王室顾问，每当他找到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要她在账单上签字时，总是先和她谈论一番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女王就不会再那么在乎那些账单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你的一项建议，让他还来不及思考就仓促地作出答复。
阻挠一件可能被别人提出的好事，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由自己把它提出来，但是提出方式又要恰好让人们感到反感，因而让它得不到通过。
有的人在说话时，往往会戛然而止，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而突然中止了自己的话题。这反而更加刺激别人加倍地想知道他要说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让人觉得是他的追问得到的答案，而并不是你乐意告诉他的，那么这件事情往往会使他更加相信。例如，你可以先做出满面愁容的样子，引起别人询问的好奇。波斯国的大臣尼亚米斯就曾对他的君主采取过这种做法。有一次他严肃而沉重地对他的国王说：“过去在陛下面前我从来没有过愁容，可是现在……”
而可能会让人感到不愉快或难以启齿的事，可以先找一个中间人把话风放出去，然后由你在旁边加以证实。当罗马大臣纳西斯向皇帝转告他的皇后与诗人西里斯通奸这件事情时，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对于那些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的事，狡猾的手段就是借用别人的名义，譬如说“人家说……”或者“外面有人说……”
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他写信的时候，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写在愚蠢的人喜欢耍小聪明，而聪明的人则喜欢深思熟虑。
附言里，好像那是一件捎带着说的事一样。我还认识一个人，他说话时，总是跳过心中最想说的话，先一口气说下去，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好像是在说一件差点被忘记的事情一样。其实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事情才是他们费尽心思最想说的。
有的人为了在某件事情上说服别人，就在对方出现的那一刻，故意装出很诧异的样子，让人们看见他手里正拿着一封信，或者在做着一些不常做的事，以此来引起对方的注意，从而主动地问起，然后他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狡猾还有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有的人自己去散布一些话，供别人去学舌和传播，然后再从中渔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有两个人去竞争同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们两个人交情很好，因此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其中一个说，在王权衰落的时代出任一位大臣真是一件苦差事，因此他对此是并不热衷的。
另外一位立即引用了这些说法，和他的多位朋友高谈阔论，说他没有在王权衰落的时候当一个大臣的想法。先前的那个人就借机抓住这个把柄，设法把话传给了女王，女王听到“王权衰落”的说法，大为反感，从此之后，再也不愿听取另外那个人的请示了。这种狡猾，在英国被称为“一个锅里翻饼”，也就是把本来是自己对别人说的话，反而说成是别人对自己说的。说实话，像这类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谁是始作俑者的确很难说清楚。
有的人会用眼瞥一下其他人，然后再用否认的语气来自我开脱，为的是指责他人，譬如说：“我才不干这种事。”正如提戈里努斯对布尔胡斯的所作所为那样，说他“可不像布尔胡斯那样对反对派抱有幻想，而仅仅是把皇帝的安全放在首位。”
还有一些人，他们喜欢看书，喜欢交谈，所以他们的脑子里装着很多奇闻逸事，当他们需要对什么事进行暗示时，随手就可以把他想表达的意思压缩进一个故事里，这样做既可以保全自己，又可以使人听得津津有味。
先用自己的话把自己希望得到的答复说出来，也是狡猾的手法之一，因为这样做，对方就不会再怎么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在表达想要提及的正题之前，总是先东拉西扯地兜圈子。这样做虽然很耗费时间，但是却非常有用。
猛然间提出一个突然的、大胆的、出其不意的问题，常常能够让被问到的人大吃一惊，从而很容易袒露心中的秘密。这就好像一个已经改名换姓的人，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突然被人叫到原来的真名，必然会出于本能地有所反应。
总而言之，狡猾的处世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把它们都抖一下是必要的，以免让老实人受骗上当。
狡猾只是小聪明而并非是真正的明智。他们虽然能够登堂却不能够入室，虽然能够取巧却不是大智慧。靠这些小聪明在这个世界上成就大的业绩，最终还是行不通的。因为正像所罗门所说的：
“愚蠢的人喜欢耍小聪明，而聪明的人则喜欢深思熟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