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史话
一、第一次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1924年到1927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北伐军从广东革命根据地势如破竹地打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像摧枯拉朽似地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土崩瓦解。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欢迎北伐军，纷纷起来斗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大半个中国响彻云霄。帝国主义者吓得缩进了头，军阀、官僚、豪绅的威风大扫。各地人民兴高采烈地举行庆祝北伐革命胜利的大会，庆祝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解放。
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一方面直接出兵武装干涉，他们大量增兵到中国，英国驻山东威海卫的第二舰队的炮舰和鱼雷舰等27艘，开到上海，溯长江而上，于1927年3月24日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在革命队伍中收买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新右派作为他们在华的新的走狗。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不久，国民党新军阀头子蒋介石率军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上海，上海大买办阶级以6000万元收买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革命。
这时，作为革命首脑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是怎样的呢？这次大革命的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拒绝接受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不许工农要政权、要武装、要土地，甚至自动下令解散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在反动派的叛变和屠杀面前，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因而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人民实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他们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走漏一个”的灭绝人性的反革命口号。5月21日，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叛变革命，满城抄杀革命人民，连十三四岁的男女童子团员也惨遭杀害。湖南全省，在8月到9月的一个月内，就被杀了十万人左右。当时的上海和东南一带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上海在“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几个月中，被残杀的革命者估计有5000多人。广州市和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军阀，也以最残酷的手段屠杀革命人民。据统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两三年中，直接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农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至少在100万人以上。全国陷入一场暗无天日的极端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
二、英雄们决定继续战斗
在敌人突然袭击的大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出现了慌乱。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时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共产党人〉发刊词》）。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党员没有经过比较严格的教育、训练和考验锻炼，他们还缺乏对党、对党的政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应有的知识；还缺乏对马列主义，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反动派的全国规模的大屠杀面前，有的英勇牺牲了，但也有些党员、团员和干部发生了动摇，消极、逃跑甚至叛变。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论联合政府》）。全国57000名党员及35000名共青团员，大约剩下了1万人。但这保留下来的1万名党、团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党的骨干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在艰难危急的时刻，领导全党和广大人民，坚持了革命的战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不管蒋、汪如何杀人如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当时党内存在着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是贯穿党史的一条红线，是党史的主流。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阐明的正确思想和论点，在党内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四一二”到“七一五”这一段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中，党内凡是主张坚持革命的正确意见的同志，都愤恨和抵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认为要组织自己的力量，要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要举行武装起义。有的同志还亲耳听到毛泽东说：他自己决定上山。6月下旬，蔡和森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因每日都有从湖南逃亡出来的同志和农民到毛家来，他曾写一封致中央常委的信说：“……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理，真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7月初，还在陈独秀等主持下的党中央，认为大反动局势即将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对“毛泽东等，则决定赴四川”工作。这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向中央提议举行“两湖暴动”，请求中央派他们“回湘工作”。蔡和森写道：“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机会主义的）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7月16日以后，蔡和森又在毛泽东家写信给中央常委，“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之鼓动”。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也说：这时许多的共产党领袖们被党命令着离开中国到俄国、上海或别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着到四川去。我请陈独秀不要派我到四川去，而派我到湖南去做湖南省党委书记。可是十天以后，他很快地命令我回来，责备我不应该组织反抗唐生智的暴动。毛泽东说：可是苏维埃在那时要是能够在南方有一个很大的发动，能够得到一个基础，这基础以后无论如何不会被消灭的……【69】
正是毛泽东，在党和革命的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决然地提出了“两湖暴动”的计划，他自己则挺身而出，不避艰险，亲身去组织湖南秋收起义，为全党作出了坚持武装斗争的榜样。正是他（和蔡和森），提出了“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这正是发动贺、叶军举行南昌起义的由来。
周恩来在1926年12月曾写文章替工农运动辩护，驳斥党内外右派的责难。他写道：“近来有人颇怀疑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颇误会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这个问题极其严重。”他指出：“工人因生活痛苦举行罢工，行东厂主却收买工贼从事捣乱。等到破坏捣乱还不足，便雇用流氓殴杀工人，威迫利诱，拆散群众。工人受着这种客观的痛苦，于无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组织纠察队以图自卫，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厂商店门口以免工贼破坏罢工。”“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在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活而已。”【70】
在次日写的同样性质的一篇政论里，他又明确地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它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71】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思想上理论上，同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同党内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毫不含糊的斗争。
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紧接大会的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军事部长。为准备迎击反革命的阴谋，他全力组织城市中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和支持农村中组织农民自卫军。同时，他竭力输送干部去加强党所领导和影响的叶挺、贺龙等部的革命军队。杨立三回忆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向湖南革命势力进攻的所谓‘马日事变’后，经湖南区委（当时不叫省委叫区委）介绍到武昌一个小花园里办公的党中央军委。我初次见到周恩来，他命令我随同当时在座的陈赓同志去二十四师叶挺同志的部队工作。”【72】
周恩来当时还时常到叶挺率领的号称“铁军”的二十四师、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去作政治报告。
对于周恩来协同毛泽东关于建立党领导的强大的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和行动，陈独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6月下旬强迫下令把周恩来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缴了枪。
7月13日，周恩来、张太雷等参加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同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了继续武装斗争的思想：
“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及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力争……工人之武装自卫……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集团决定“分共”，叛变革命。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转移和疏散人员。这时，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由于考虑到我党大部分人员这时都是以“东征”讨蒋为名，随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九江、南昌一带行动，而张发奎是亲汪的，当时他的反动倾向已很明显，我党如不先发制人，迟早势必遭张发奎阴谋袭击，因而周恩来主张由叶挺等部在南昌举行起义，联络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切实发动湘、鄂、赣一带以至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党中央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而委任周恩来担负起前委书记的重任。这一起义，正如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所说，是为了挽救革命，“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这时，周恩来29岁，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英雄气概，面对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无畏、艰苦卓绝的顽强战斗。
三、贺叶军聚会南昌城
7月25日，周恩来和陈赓等，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秘密乘船和坐车经九江到达南昌城，下榻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接着，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以及李立三、谭平山等相继到达南昌。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等，也正麇集在九江、庐山，阴谋策划调动三个军，对我贺、叶部形成包围之势，吃掉贺、叶部。他们阴谋把贺、叶部调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由敌第二方面军从九江一线由北而南，敌第五路军从南昌、樟树一线由南而北，突然袭击，包围歼灭贺、叶部。当然敌人这个阴谋还在部署中，还没有准备好。当时军事形势十分紧急，非我歼敌，即敌歼我，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必须立即起义。因为这时形势还对我们有利，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还比较空虚，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尚在庐山，他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九军主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所驻的有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及其直属的一个警备团，归他指挥的第三军的两个团、新扩编的第九军的两个团，总兵力七八千人，另有受朱培德临时指挥的程潜第六军的一个团，敌军共约1万余人。而当时我们党能掌握的武装力量，能集中到南昌的大约有3万人。我军阵容和分布大略如下：
（一）由叶挺率领的原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这时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驻在九江；还有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这时该团有兵力2800人），驻在南浔铁路线上的马回岭车站一带。这两部的兵力加起来共约1万人，他们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号称“铁军”。这是当时党中央周恩来领导的军事部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它的前身就是在广东出发时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它的原有队伍是在广东招募的，多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产业工人，大部分军官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政工人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北伐战争打到湖南、湖北后，又加入了许多两湖农民协会和工会、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所以是士气最高、纪律最好、最有觉悟的一支部队。
（二）贺龙的第二十军。由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是新从鄂东开到九江的。这支部队在北伐期间有着卓越的功绩，实力有第一、第二两个整师及一部分直属部队，共约2万人。贺龙当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他坚决表示跟党走，他为人豪爽、忠实、可靠，有共产党员周逸群在他的军中任党代表，并收留了从武汉和两湖逃亡出来的共产党员、团员、干部300多人。贺龙已多次表示要求入党。他的部队开到九江后，他就坚决表示赞成在南昌起义。
贺龙有一段很重要的回忆，叙述当时的紧急情况，他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红，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当时叶挺住在黄琪翔（按：四军军长）的司令部，在鄱阳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叶剑英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划子（即小船）上开了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即火车皮）先让给叶挺。”【73】
这个大约是7月25日在小划子上举行的三人会商，很是重要。当时叶剑英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张发奎、朱培德等反动派阴谋企图诱骗贺、叶上庐山加以扣押，并命令贺、叶两部集中于德安，钻入敌人的包围圈内，以便反动军队合围聚歼。如果贺、叶两人听朱培德之命上了庐山，贺、叶两部奉张发奎之命集中德安，那么，正中了敌人的奸计。所以，小划子上这些磋商和决定，很及时。后来，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张发奎、黄琪翔等在军事会议上曾主张尾追起义军。叶剑英作为第四军参谋长，反对尾追，理由是让贺、叶军入粤，驻广州的桂系李济深必然调兵到东江，张发奎部即可乘虚而入广州。这样，张发奎部未能尾追。这就大大减轻了起义军的压力。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功。
（三）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在南昌方面，有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委名义指示朱德利用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而办起来的我党领导的军官学校。当时除已毕业者外，在校尚有三个连，共300余人，都是中、下级军官。校址在南昌花园角讲武堂内，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兼总支书记。朱德又兼任南昌的公安局长，警察也归他指挥。他又租了开设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我党中央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他并联络好了江西省党组织和南昌工农群众组织来欢迎贺、叶军。所以当贺、叶两军主力于7月27日、28日先后开到南昌时，城内外贴满了“欢迎铁军”“欢迎贺龙、叶挺”的大标语，大大振奋了我军军心。这时，在南昌办了一个完全由我党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有600多名学员，朱德派军官教育团的学员去讲军事课，他自己也经常到那里去作报告。这些学生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成为方志敏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力量。朱德、方志敏并派他们的学员到南昌附近各县去掌握农民自卫军和南浔路工人纠察队，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义。
此外，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还有卢德铭、罗荣桓等同志领导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由武汉向南昌方面赶来参加起义，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警卫团后来开到江西修水，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支武装力量。武汉军分校则被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到了广州，由叶剑英率领，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
7月27日，周恩来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作为前委书记，在当时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立即秘密地在南昌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成立前委。到会的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还吸收了江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约3万人，敌军约1万人。我军先发制人，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估计起义可以成功。在这个会上，决定7月30日晚上起义。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由于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把起义计划郑重地通知贺龙，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听后，激动而坚定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74】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
7月29日，汪精卫集团在庐山得悉贺、叶两部已跳出德安包围圈而开到了南昌，没有按照他们的反动命令集中德安，十分惶急震怒。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及朱培德、黄琪翔（四军军长）、金汉鼎（九军军长）等一伙反动分子，惊慌地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还幻想挽回败局，议决“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但这已经是他们的黄粱梦想了。贺龙、叶挺在南昌接到了这个反动命令，就更加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四、前委会上痛斥张国焘
7月29日，周恩来已移住到朱德给他准备好的南昌于家前巷女子职业中学里。这里离“心远大学”叶挺指挥部不远，所以也就成为前敌委员会会址和起义作战指挥的中心。
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后来背叛革命当了蒋介石的特务），以临时中央代表的名义由武汉到达九江，在7月29日的早上和中午，接连给在南昌的前委发了两封秘密电报，说什么“暴动要慎重”，又说，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决定是否起义。周恩来和前委其他同志根据当时形势和实际情况，决定起义按原定计划执行，仍继续紧张地作准备，在各军进行起义的部署。
7月30日晨，张国焘急急忙忙赶到了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来阻止起义，他先说：起义如有成功把握方可举行，否则不可起义，并提出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军队到各地去工作。他又说：“要联络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方能成功。否则不可动。”张国焘到这时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阀的身上，这是继续推行陈独秀取消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严峻时刻，周恩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严厉地驳斥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投降主义路线，坚决表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对于暴动，我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绝不可依赖张发奎之类的军阀。
周恩来带领恽代英、彭湃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斗争，毫不让步，并斩钉截铁地讲了三个字：“还是干！”其实，张国焘在此之前已经去庐山劝说张发奎几次，毫无结果，而这前一日，7月29日，如上节所述，张发奎已在庐山同汪精卫等人召开反共会议，严令贺龙、叶挺把军队撤回九江，并在九江街上捕捉革命分子，下令通缉恽代英等。
在这次前委会上，也有人主张将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也没有同意，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因为这时同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党内路线斗争，周恩来还是顾全了大局。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时间是推迟了。
7月31日，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企图继续推迟起义。周恩来针对张国焘在宣言问题上的无理纠缠，愤怒地说：“由我来改！”经过周恩来和前委其他同志坚持原则的斗争，张国焘只好被迫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于是，前委会议一致决定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两点钟。会议接着就紧张而周密地部署了起义的作战计划，并分头下达命令给各起义部队。
五、向反动派打响第一枪
1927年7月31日，是星期日，各起义部队奉令禁止外出，准备迎接新任务。大家在议论：“我们的群众在被官僚、地主屠杀，我们不能再步步退让，我们要向反动派进攻了！”
晚上9时左右，开始行动布置。10时半，南昌城内开始戒严，起义部队的口令是：“河山统一”。各起义部队左臂缠上白毛巾作为标记（到第二天则在领子上系上了红带子），手电筒贴上了红十字的记号，悄悄地埋伏到自己部队所要消灭的敌军周围的有利地形，等待着起义信号枪响，全城一齐动作。
这天晚上。为了麻痹和稳住一部分敌人，朱德曾按前委的指示，出面宴请敌第三军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团副。驻南昌的第三军的两个团，是朱培德滇军的主力，起义军的劲敌，如果使这两个团失去了指挥，将大大地有利于起义。朱德利用他曾是滇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和声望，借了在大士院一号的国民党南昌市长李尚庸家的阔绰的客厅（李当时不在），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日文、副团长蒋大胡子前来赴宴。这顿酒饭，吃到晚上9点钟，又请客人坐下来打麻将牌。打到深夜11点半左右，朱德借故离座，“客人”带来的警卫人员也早被安排在外面吃酒。趁他们不防，朱德布置的埋伏人员一拥而上，把这三个座上客及其警卫人员缴了械，扣押了起来。接着，全城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敌人这两个主力团终于失去了指挥，迅速地被我二十四师起义部队缴械歼灭。朱德沉着勇敢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这个特殊任务。
二十军有个叛徒，是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在他逃跑去告密时，被该营战士发觉了，报告了贺龙总指挥，贺龙也赶紧报告了周恩来。前委原定计划是8月1日凌晨两点起义的，但是由于上面所述有叛徒泄露了情况，周恩来和前委就让总指挥部在深夜12点过后发出起义信号。
“砰、砰、砰！”在子固路圣公会三楼贺龙的起义总指挥部楼顶上，红色信号枪响了三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冲啊！”随着冲锋号声、枪声，起义部队潮水般地冲向敌人，把几个月来闷在心头的怒气，一起迸发出来了。紧密的枪声延续了三四个小时，满城犹如鸣起了除夕的鞭炮。以后就变成疏稀零碎的射击声，起义胜利了。
朱德所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和二十四师教导队很顺利地起义了，朱德“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去参加整个起义方面的领导工作了。贺龙的二十军的任务是攻打设在旧藩台衙门的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和警备团、驻省政府的敌警卫部队及敌第九军的两个团。由于敌总指挥部得到了叛徒的告密，已赶忙做了准备，利用了有利的地形，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在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的亲自指挥下，起义军的机关枪手奋不顾身地从民房的屋顶爬上鼓楼，居高临下地向敌指挥部射击，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起义军一部分部队就乘势冲了进去。另一部分起义军从背后小路攀墙跳进去了。经过两小时激战后，把敌人压缩在大院子里，紧紧地包围起来，使敌人走投无路，敌警备团一个团终于全部举手投降。最后从俘虏中把那个姓赵的叛徒也抓住了。敌第九军的两个团，则由于事先没有战斗准备，在我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的迅猛攻击下，一个团被我缴械，另一个团大部被歼，少数溃逃。
叶挺的二十四师的任务是解决敌第六军一个团和第三军两个团。周恩来和叶挺在敌第六军一个团驻守顽抗的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女子学校里，亲自指挥我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与敌激烈战斗，终于迫使敌人缴械。至今，每当人们看到当年起义军和敌人鏖战时在天主堂墙壁上留下的弹痕时，总是为周恩来这种为革命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精神所深深感动。【75】我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与广东农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了第三军的两个团。
周恩来在于家前巷女子学校中设立的指挥所里，同时以“炮兵连”的代号，指挥着全部各路起义部队。一位老同志回忆当时在于家前巷指挥所见到周恩来的情景，这样写道：“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这时，叶挺师长派人找我。我急忙赶到指挥所，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他的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亮的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对，我们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吗？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我们起义的。”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和叶挺师长一同询问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但也可以看出，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觉了。”
“从指挥所出来，太阳已经升起了，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起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大红旗升在操场的旗杆上。”【76】
8月1日，前委代表聂荣臻率领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全部和七十四、七十五团各一部分在马回岭、德安一带起义。当日，即以演习为名，率部向南昌进发。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起义军当即在聂荣臻和周士第等指挥下由后卫部队开枪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仓皇狼狈地跳车而逃，车上的五六百名卫队营全部被我起义军缴械。第二天，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开到南昌，与主力会合。此外，驻南昌近郊牛行车站的二十军的第四团也在解决了该地的敌军后，开进了南昌城。
这次起义激战了三四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歼敌六个团，共1万多人，缴步枪1万多支，机枪300多挺。
到第二天，街上的商店陆续开门、照常营业，市面恢复了以往的热闹。雄壮的工人纠察队在街上出现，上衣领子上一律系上了红带子的起义战士们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
南昌城——它从此在史册上被称为“英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