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西郊一块山环水绕的小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小时候，常见生产队社员围在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评工分、算口粮，隔三差五少不了吵吵嚷嚷。争吵的内容不外乎管事者报出的数字与当事者心理琢磨着的账目有点不大对劲。细较起来，当事者往往又说不清哪儿不对，有多少差池。因为他们只能掰着手指头估摸估摸，还无法握起笔进行一番准确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面红耳赤吵一场，到头来还是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有几个社员却自在，拉上正在上学念书的孩子“代笔”，管事者自然敬畏三分，其他人也不免刮目相看。凭良心说，倒不是管事的有意做手脚，实在因为那些队长、会计、保管等充其量不过念过几年私塾或在店铺当伙计时学会拨拉几下算盘珠子，一下子要盘算百十号人的分分角角、斤斤两两，难免疏漏。再说能有这一点本事已经算是不错了，就连大队、公社的头头脑脑又有几个正儿八经喝过几年墨水的？上头来人讲普通话要翻译，台上念讲稿拉不成句子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也难怪乡亲们天生小气、过于计较，都钻在土疙瘩里扒食吃，辛辛苦苦干一天落不下几角钱，吃一顿干饭配酸菜汤就算改善生活，家家都数着铜板、抠着米罐子过日子，一分钱一粒粮分明连着一颗焦虑的心，差了谁缺了谁的，不亚于剜去一块肉，谁不心疼？经济的贫穷和文化的贫乏搅成一团，构筑了如此艰涩的生活！我就在对那种艰涩生活的感知中，朦朦胧胧意识到读书有用，做起一连串读书梦……
不过，那年月读书谈何容易？在我小时候，故乡方圆几十里的地面上，借助破庙和祠堂才断断续续办起一些小学。我就读的小学在林家祠堂，而且这些小学大多数还是简易的，读完三年级就算了结，能读到完小的人并不多，已经觉得很荣耀。小学毕业再考上中学就只有十来号人，理所当然就像古时候“中举”般辉煌，只是全没了“中举”那种威风，而是要扛着米袋子、光着脚板蹚上几十里的泥水路到县城或者省城才见得着中学的影子。至于出个把大学生，那不啻于“中状元”了。
这是过去的一个时代。这是老祖宗在这块土地落脚上千年后开发的家底。这是文明古国数千年历史积淀留给炎黄子孙的基业。悠久的历史和薄弱的基础同属于这块土地，迫切的需求和空白的条件相对，精神的渴望和物质的匮缺并存……
但那毕竟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在我长大后，这块土地开始不断地冒出一连串“第一”：第一路电灯、第一条公路、第一座医院、第一所中学……到了九十年代，我的读书梦已经醒来。“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故乡把兴办教育作为兴乡计划的重头戏，六年间，依靠财政积累和多方集资四百多万元，新建、修建了24所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和部分教师、学生宿舍；全乡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从1984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95%；乡书记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最佳公仆”称号。同时，故乡发展起以生产优质茉莉花茶、手工艺品为主的十多种产品的六十多个乡村集体企业，产品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集体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农业、副食品生产的投入，又促进了粮食年年增产，每年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生猪四千多头、家禽八万多只和大量的蛋品、鱼、牛奶、蔬菜和水果。
踏上故乡，我看到了有关报纸刊登过的这些现实。我还将目光盯住旧日的同伴和那些更年轻的小乡亲。他们大多数在家乡上完初中，有一部分还在上高中：有的驾驶着拖拉机、汽车来去匆匆，有的坐镇工厂运筹帷幄，有的耕种之余兼搞食用菌栽培和养鱼、养鸭、养猪，有的承包连片的果园，当然也有念完中专、大学后再回乡当医生、教师和各种管理人员的，还有拉上队伍远走外省承建工程或去联系产品供销而未能谋面的，正是他们又组成了新时代故乡的劳动大军。由于他们的存在，同一块黑土地似乎注入难以估量的活力，山水田园都变得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很难想象，假如把他们身上的文化知识一股脑地抹去，这一派红红火火的社会生活将如何收拾！可以断言，靠那些加减乘除都无法计算的劳动者，绝不会创造出今天这种局面。
教育可以兴乡。这决不是虚言，更不是梦想，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