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了的土地》被查禁以后，蒋光慈还不屈不挠地说：“我还要写！”
果然，他又打好了一部小说的腹稿。这是一部书信体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农村姑娘，不甘承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从农村逃到大都市上海，经过曲折的苦难生活，最后终于参加了革命。他准备在万宜坊完成这部作品，并且开了头。接着，万宜坊的住处被国民党特务查抄了，他和似鸿逃难，辗转租了多处房子，他断断续续地仍然坚持这部小说的写作。
1931年初春，蒋光慈得悉“左联”有五位作家被捕时，心里还非常着急。虽然他这时已被开除出党，影响有限，但他还是与“左联”有关同志联系，设法予以营救，看能否保释出狱。谁知，2月7日，五位作家和一批革命志士一起，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光慈得知，心里非常难过，文章再也写不下去了，整天唉声叹气再加上后来颠沛流离，光慈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吴似鸿心里也非常痛苦，整天闷闷不乐；时常眼望着天花板，彻夜难眠。光慈见似鸿眼圈发黑，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整个脸呈现着一副病容，于是对她说：“我们今天去检查一下身体吧。”
似鸿点头赞成。两人来到一家私人诊所，分别用陈资川、吴峰的名字挂了号。
诊所病人不多。光慈先进去，似鸿在候诊室等着。一会儿，光慈出来了，似鸿走进医疗室，医生约三十多岁，很和气，也很老练。他先用听诊器细细听了似鸿的肺部，又翻开她的上眼皮看了看。然后，问道：“刚才出去的，是不是你的丈夫？”
似鸿点头说：“是的。”
“这就对了。”医生和颜悦色地说，“我很同情你。他的肺病传染给你了。不过，你这还是初期，得抓紧调养。”
吴似鸿被吓坏了。顿时从座位上就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不会走路了。
最后，她是在医生的搀扶下走出诊室的。
光慈迎上前，问道：“怎么样？”
似鸿哭了，有气无力地说：“医生说我患了肺病，是从你那儿传染来的。”
光慈吃了一惊，脸顿时变得雪白，他扶着似鸿坐下之后，到外边去叫了一辆黄包车。他扶似鸿上了车，自己跟在车后慢慢走。
回到家里，光慈扶似鸿躺到床上。似鸿瞅着一言不发的光慈，埋怨道：“你既然有肺病，就不该同我结婚。当初，我是不知道的。”
光慈苦笑道：“我是若瑜传染的。她去世以后，我打过防痨针，以为不会有事了。后来觉得身体无力，才去日本养病。在东京写文章、搞翻译，又觉得好多了。唉，谁知道那结核菌还是没有断根。”
“这是命数，命中应有的一劫。”似鸿叹口气说道，“医生叫我赶快养病。你也得养呀，我们到杭州西湖养病去吧！”
这天晚上，夫妻俩细细谋划。去西湖，光慈有顾虑：那儿游客多、人复杂，不太安全；再说，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最后决定，似鸿去西湖养病，光慈留在上海，请一个保姆来照料家务。
第二天上午，他们请来了保姆陈妈，由她来侍候光慈。似鸿见她慈眉善目的样子，也就放了心。下午，光慈给似鸿三十块钱，作为养病费用。似鸿终于打起精神，带上一些衣服，提着一只箱子，乘火车去了杭州。
对于杭州，吴似鸿是熟悉的。恰巧田老太太带着田汉的儿子海南也住在杭州，她便去找她。结果似鸿便被安排到了杭州广化寺住下了。
孤身卧病在上海的蒋光慈，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吴似鸿发表于1940年9月5日至11月20日香港《大风》半月刊的《光慈回忆录》，曾经披露过蒋光慈此时写给她的两封信：
阿鸿：
前天接到你的信，可是今天才提笔复你，这是因为久未提笔，一时懒于提笔的缘故。
你又扑入西子的怀抱了。虽然西子对于你是熟人，然而在此春光明媚之中，你又能享受西子的温柔，这不能不说是你的福气。
走遍不少地方的我，独对于相距咫尺的西子，未曾瞻过一次的芳颜。西子虽美，然而漂泊的诗人无缘奈何！
我近来身体好得多了。饮食渐入轨道。陈妈本不会做菜，可是我近来指点她如何做法，她因之进步得多了。这是我向你最堪告慰的事情。
一时还不敢工作，俟病完全养好了再说。你近来饮食如何？身体好了一点吗？念念！请你注意！西子的芳唇虽然甜蜜，可是多吻了，那是会令你沉醉呢！
想像着穿着白衣的昌瑞，立于湖滨手攀着柳丝，面对着碧绿的湖波微笑着而沉思着，那该是多么一幅美丽的图画呵！阿鸿！这图画只有你看得见。
……
这是蒋光慈写于1931年5月12日的信，情绪似乎不错。他除了报告身体、饮食状况以外，还以诗人的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西湖的美景，幻想着吴似鸿的快乐。信尾提到的“昌瑞”，指似鸿在绍兴女师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任昌瑞，当时是“西湖艺专”的学生。光慈想象她身穿白衣、立于湖滨、手攀柳丝、眼望湖水而沉思的形象，是多么逼真啊！其实，这是他对吴似鸿的强作欢颜的安慰。
就在这封信寄出二十多天后，6月7日，他便显出他的“真相”了。
阿鸿：
我又在病床上躺了几天，这原因是：一，我吃了三顿广东包饭；二，我吃了发散药，而我的体质经受不住。你看我该是多么倒运呵！
近两天又好些了。我改为纯粹吃素面、饭，一点荤油都不尝，这样我觉得很舒服。也许吃得时间久些，会把我的胃病完全吃好了也说不定呢。现在我虽然觉得很体弱，但是人很新鲜。我吃的补品是牛奶、牛肉汁（买的）和鸡蛋。
你现在怎样呢？在病中虽然无力写信给你，可是一颗心总是挂念着你的。
你说，我太冷淡了。唉！阿鸿！你也没有替我想想，像我现在的身世，由这身世而造成我的这种心境，怎么样会不冷淡呢？我的安慰是什么？谁个给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恐怕已用尽了，而我所得的报酬是些什么呢？朋友的情谊吗？爱人的抚慰吗？社会的同情吗？……唉！我怎么样能不冷淡？我又怎么样会把热情兴奋起来？天哪！我只有痛哭而已！
已矣，阿鸿！多谢你对于我的希望，然而我是没有什么大希望的了。在病中苦恼的时候，本拟完结这个痛苦的生命，然而不知为什么，还有一点什么微细的希望是什么呢？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若不是陈妈，那我简直不知道将如何度过这次的病。她现在成为我的唯一的亲近的人了，唉！……钱（指钱杏邨——引者注）没有来，我也很久没有去。现在我不为他所需要了，他为什么要化费时间来看我呢？惟有老汪（指汪孟邹——引者）还时常安慰我，指责我，像一个真正的朋友。
在你身体未好之前，我想，你不必急于回上海来。
杜（指杜海生，他家早从绍兴搬来上海——引者注）处，上礼拜日才去了一次。
祝你早日康健！
……
这里应该插一笔：在这封信中，蒋光慈对钱杏邨的怨言，完全是一种误解，也似乎不合常情。1963年6月30日，大病后的钱杏邨，曾给吴似鸿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围绕吴似鸿写蒋光慈回忆录来谈的。他对吴似鸿所提出的问题，分成一条一条地“简复于下”，其中写道：
5.我去过医院看他，现在还可以找到杨邨人的文章证明。确实是少了些，因那时说话已有隔膜了。他又易动怒，甚至汪孟邹找你去医院，我们也是先商议过的。6.我怎么没有和他说永别的话呢？他死的那天早晨，刚移出病房，我就到了。我在《文艺新闻》上写过纪念他的文章。前两年还有复印本。
……
孟超同志写过新版《蒋光慈选集》的序，你看到否？我很久就打算写一篇说明他全部创作质量的长文，一直拖到现在还不能动手。
……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钱杏邨1931年时的处境和蒋光慈病中的激烈情绪，加之他为“左联”的工作奔忙，还要维持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家庭，负累之重，可想而知。因此，他对病中的蒋光慈看得少了些，是可以谅解的。
吴似鸿接到蒋光慈6月7日写的信，得知他的病情加重了，特别是读到说女佣陈妈“现在成为我的唯一的亲近的人了”，犹如万箭穿心，立刻从杭州赶回上海。
走进裕德里所租房子的后门。房东太太见到似鸿说道：“陈师母，你终于回来了！陈先生说你回娘家去了，就是不见你回来。陈先生有病，陈妈不肯给他买药，陈先生只好拄了手杖，自己去买药……唉，你回来就好了！”
似鸿一听更急了，没与房东太太搭话就径直上楼去。走进住处，由于长时没有开窗，家里弥漫一股令人憋闷的气味。蒋光慈躺在床上，眯着眼，脸色阴沉。听到响动，他睁开眼，看到似鸿站在床前，才微露笑容，有气无力地说：“阿鸿！你回来了！”
似鸿俯身站在他的身旁，紧紧抓着他的手，由手又延伸到紧紧抓住胳膊，突然，他嘶嘶嘘嘘地哭了起来：“阿鸿呀，我对不起你！”
似鸿说：“怎么这样说呢？”
“我就是对不起你。”光慈说道，“结婚后你就跟着我到处逃难，担惊受怕；还被传染了肺病；过着这样的苦日子……”
“苦是苦了点”，似鸿说，“天无绝人之路。熬下去，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光慈说：“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了各自飞。阿鸿！你会离开我吗？你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了。没有你，我会立刻死掉的……”“放心吧！”似鸿握住他的手，“我不会离开你！”
陈妈见到似鸿，很不好意思。似鸿没有责备她，只是全部付清她的工资，辞掉了她。这样，家务活全部落到似鸿身上。似鸿想先得让光慈补补身子。于是，她买来了一只鸡，清炖烂了，让光慈吃。光慈扑在桌沿边，耸起两边瘦骨嶙峋的肩膀，急不可待，大口大口地啃着，似鸿看着，又伤心又心疼。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钱几乎用完了，似鸿只好当掉衣服，卖掉了一些小家什，拖一天是一天。
有一天，似鸿满屋子寻找可以变卖的东西。忽然，从床底下找出一包衣服，打开一看，都是些女人穿的旧衣服，于是她问光慈：“这包衣服是谁的？”
“……是若瑜的……”
似鸿一听，心和手都重重抖了一下。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他还保留着她的东西，其间几经搬迁辗转，似鸿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她没说什么，也不忍心把它当掉，只是默默地又把衣服包好，放回原处。
1931年8月初的一个下午，溽暑炎阳，天气闷热。蒋光慈因病痛发作，突然大声疾呼起来。吴似鸿劝他说：“我看你还是住医院去吧！”
蒋光慈不愿进医院。他主要的顾虑是无钱付住院费。没办法，吴似鸿跑到亚东书局找到老板汪孟邹，从他那儿借了五十元钱。回来叫来一辆黄包车，将蒋光慈送到附近的虹口区同仁医院，住进了三等病房。蒋光慈用的是陈资川的化名，吴似鸿化名吴峰，以他表妹的身份服侍他。
第三天早上，医院化验了蒋光慈的大便，诊断得了肠结核。不久，又查出他患了二期肺结核，“左肺已烂成一个如小碗那样大的洞，下面又有一些小黑点”。结核病在当时还是难治之症。吴似鸿非常紧张。她又跑到了亚东书局，向汪孟邹报告了蒋光慈病危的消息。汪老先生又给吴似鸿五十元钱，要她安排蒋光慈住单人病房，以便她日夜陪他。
又过了几天，蒋光慈终于住进了单人病房。从此，蒋光慈便辗转挣扎在病榻之上。担任这个单人病房护理的，是一位男护士，负责给光慈量体温、服药、注射。洗脸、擦身、解大小便，则由吴似鸿服侍。此时，光慈已不能起床大小便了，医院给一只“替盆”和一个玻璃瓶代用。吴似鸿还要料理蒋光慈的吃喝。她本来身体就不好，白天忙碌，夜里睡不好觉，又时常吃不下饭，后来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就从朋友家请来一位女佣帮忙，但这位女佣怕病毒传染，连病房也不敢进。没办法，吴似鸿托人写信，自己也写信、打电报给光慈的父亲，说光慈已经病危了，望老家速来人帮忙照顾。可是，每次写信、打电报，都是石沉大海。
对此事，吴似鸿上世纪80年代有一段回忆：1953年“浙江省文化局派了一位同志到上海接我，安排我在杭州养病。这时，蒋光慈的侄儿蒋成思为光慈的版税问题来找我。我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光慈病危时打电报给老家，你们竟一个人也不来？蒋成思解释说：那个时候，安徽老家也被国民党查抄，家里的人都躲到别处去了……原来如此，那倒是可以谅解的。我错怪他们了，二十二年来，我为这事还一直耿耿于怀。想不到光慈在濒于死亡的时候，敌人却连他离开多年的老家都不肯放过……”
然而就是在濒于死亡的时候，光慈依然未忘革命，依然追求光明、向往江西革命根据地。楼适夷同志回忆说：
我三一年四月回国，还与阿英同志去探他（指蒋光慈——引者注）的病。他已经病重，但问我们的仍是关于江西红军的消息，而很少谈到自己。当时我很感动。……这位同志忠诚于党是没有问题的。
光慈逝世前一天，作家杨邨人曾去看他。面对老朋友，蒋光慈呼喊道：“我要光明，我要太阳！”
杨邨人顺着他的话说：“对，我们都要光明，我们都要太阳！”
这话给杨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蒋光慈逝世的当天晚上，就以此话为题，写了一篇《“向光明，向太阳”》，详细记录了蒋光慈死前的情况。其中有两段说：
昨日早上我独自一个人到同仁医院去。推开房门，吓了一跳，躺在床上的光慈已经是一个骷髅，眼眶陷落，颧骨高凸，面无血色，犹如黄蜡！我以为已经死了！我退出来找看护和密斯吴，可是找不到。我又推门进去，走到床边，看他眼睛还在动，我怕他认不得我，把名字告诉他，他开口叫我坐。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没有希望了。你们努力干去呵！”重感情的我，免不了听了这话就鼻子酸溜溜的！接着我问他说，曾感觉痛苦吗？他说他脑筋清楚得很，喜欢说话。这样便缓缓地谈起政治上的问题，以及文坛上关于攻击他的问题。他愤慨十分，他最后说：“我死了以后，攻击我的人，也就痛快了吧？！”
他又微笑着。他问我说：“××那边胜利吗？”我说，“胜利的。”他又感慨愤激地说：“最近卖朋友的人很多，是不是？”我点着头。我不愿意在这问题上谈论下去，我突然地告诉他，《前哨》出版了。第一期是任夫（即殷夫，光慈最看重他的诗，最初是光慈同他来往的。——引者注）他们的追悼专号。他说他知道了。
文中的“××”，代指“江西”，指江西的革命根据地，江西的苏维埃政权。蒋光慈的同志胡也频，欲去江西而未去成，而蒋光慈的许多同志、战友、文友，都在那里与敌人拼杀着。江西是蒋光慈的希望，是蒋光慈的太阳和光明。还有“他知道了”《前哨》第一期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专号，也令人感动唏嘘。他的心里一直装载着进步，装载着革命，至死未渝！
在此的前一天，蒋光慈还托前来看望他的亚东书局职员陈啸清，给皖西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极其简短的诀别信：
父亲：
我要远行。这次去，恐怕不能回来了。请你和母亲不要挂念我！
儿 侠生
陈啸清发了信，回书局去和汪孟邹商量，准备光慈的后事。他们又代拟好了遗嘱，两人到医院来向光慈说：“我们希望你的病会好起来。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代你拟了份遗嘱。”顿了一下，汪孟邹问道：“你的版税，怎样安排？”
“我的版税，”光慈说，“一半给我父母，一半给似鸿。”
“这就对了，这些都写在遗嘱里了，”汪孟邹将遗嘱和一支笔递给光慈，“请你自己签字吧！”
光慈将头从枕头上微微抬起来，看也没看，就在遗嘱上签了字。
汪孟邹又慈祥地望了望似鸿，向光慈问道：“你对似鸿有什么话说？”
光慈说：“人生虽然艰难，希望她好好活下去，好好读书。”说着，又把头扭向两位老朋友，流着眼泪说：“希望二位兄长今后关照她。”
汪孟邹、陈啸清齐声道：“这你就放心吧！”
汪孟邹他们走后，吴似鸿伤心地哭了起来。光慈却因已把“死”字道破，心情倒反而平静了。他说道：“阿鸿，不要哭了。我的五脏，已经一重一重地关上门了！”
听了这话，似鸿哭得更厉害了。她扑在床前，抓着光慈的手，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光慈任她抓着手，一声不响。突然，他的眼前梦幻般地出现了大别山的翠碧的春色、金黄的秋景。这个漂泊的游子，无限留恋地轻轻向妻子说道：“茶，我好想喝‘六安瓜片’哟！”顿了一下，又说：“我好想吃山上的板栗哟……”
1931年8月31日早晨，光慈永别了他的父母亲人，永别了他的妻子，永别了充满悲哀、黑暗的旧中国。
还差十一天，他就满三十岁了。
一辆灵车，一辆送殡汽车，行在乌云密布、细雨霏霏的凄凉景色中。吴似鸿、钱杏邨、楼适夷、杨邨人、汪孟邹、陈啸清和亚东书局的一些职员，为蒋光慈送葬到了江湾上海公墓。墓穴的号数是七七七，使用的名字是蒋资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