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时，站在时代高度，科学分析、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程。毛泽东正是在科学分析时代特征基础上， 才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指导革命取得了成功。
如今世界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和把握现时代的性质，如何按照时代发展特征制定合理的国内外政策和战略，是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重要论断，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都依时间、空间、条件转移，当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反映特定时代的结议，也应当随之而改变。正如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说：“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改变，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永葆生命力的不竭源泉。我们党自身的经验也是如此。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找到答案。毛泽东早就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中国人解决。”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江泽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随时代向前发展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同时代特征和一定的国家发展形势相联系的，是时代特征与一定的国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践方面，我们成功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济建设取得惊人成就；在理论方面，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根据时代主题和中国当时的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几代领导人带领人民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邓小平理论是在冷战后期，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集体，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全党认真研究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体现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继承和扬弃了以往传统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时代内容，形成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时代特色。要解决中国社会不同时代的中心课题，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时俱进，永不停止地发展和进步。
三、中国共产党90年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可以得出我们党在推进理论创新方面的一些基本经验：就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武器；善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服务于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善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精神。建党90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服务，并通过科学解答各种现实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实现的。90年的理论创新，我们党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世情、国情、党情，进一步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方案和策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从而推进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最后，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充分尊重群众的创新实践和思想智慧，善于听取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诉求，注重收集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创造的新办法、好经验并及时总结升华，既使之成为全局性的工作指导，也以此丰富和推进理论的发展。
试析“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
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聂淑华
[摘要] 在内忧外患的“五四”前后，中国人对于走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越来越没有信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在探索国家出路方面陷入山穷水尽境地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路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容或相通之处，所以当时能为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并逐渐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是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五四” 十月革命 传播
一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来看，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而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坐标来看，又是这一时期中外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能够在拥有独特而完整的文化体系的中国，迅速传播并对中国历史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因为这种理论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及国人的心理需求等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
一百多年前，当中国人意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形成时，他们在实际上也就开始了古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的艰难探索，而这个探索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两个进程严重受阻之时，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举不仅推动了两个进程的发展，而且使之逐渐趋向良性互动。
19世纪中叶之前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中华民族的发展虽历经曲折，但基本上一直以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长期承担着东亚地区秩序塑造者的角色。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被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体系，并被抛到了这个体系的底层，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是一段痛苦的民族沉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形成。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民族的复兴必须面对联系密切的两个问题：重塑中外关系和实现内部发展的自我蜕变。前者就是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融入世界的问题，而内部发展的自我蜕变就是自身现代化的问题。
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的犹豫和彷徨之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自我蜕变，并希望在自我蜕变的基础上构建中外平等新关系，同时也幻想着二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洋务运动时期“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反映出刚刚感触到世界新形势的国人，试图将这两个新问题结合解决的试探和略带惶惑的心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法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反映出这一时期国人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方面的自信和乐观心态。甚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说 “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十年之内便可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起消灭”，但事实却是自我蜕变屡遭失败，在政治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以“千百无赖之尤”的残暴统治来代替“独夫”的专制；在经济上，正如瞿秋白所说，中国“虽已和西方物质文明接触了五六十年，实际上已遵殖民地化的经济原则而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重构国际关系的努力也一再碰壁，我们逐渐发现我们“必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而外部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形成的，以满足西方利益”。推动自我蜕变和重塑中外关系之间不仅没有像过去人们期待的那样“良性互动”，反而呈现的是一种恶性循环状态。
不断受挫的国人开始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渴望找到一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办法：既可以解决自身的自我蜕变问题，又可以同时解决中外关系重构问题。十月革命以后，许多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这种革命理论中看到了这种希望。反帝反封建从某种角度看正反映了国人希望通过“革命”这种手段，将内部的自我蜕变和重塑中外关系联系起来一并解决的一种强烈愿望。在接下来的岁月中，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于是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及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实施，中国的自我变革与中外关系的重构第一次出现良性互动态势，民族复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由于外部世界对于新生的革命国家的猜忌和敌视，由于内部革命思维的惯性作用，中国进一步坚定了推翻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代之以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新体系的决心。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外交的革命色彩愈益浓厚，这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越来越孤立。是时，中国在内部建设中囿于僵化的苏联体制，“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终至“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的爆发。自我蜕变与重构中外平等新关系似乎又一次陷入僵局。但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带给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得这种僵局最终被打破。中国逐渐发现和领悟到自己在彻底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在现存世界中的利益所在，并逐渐摸索出维护和发展这些利益的正确途径，那就是改革开放，通过全面、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经历了认识、了解和接纳中国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内部发展与重构中外关系又在新的基础上走上了良性互动发展的轨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二
1840年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逐渐开始质疑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制度、直至中国的文化，并同时开始了一种国际范围的学习行动。五四前，国人学习的标本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五四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一转变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