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gap：利率风险缺口的绝对值与总资产之比，用于反映银行的久期错配程度。利率风险缺口是指一定期限范围内的资产与负债差额。从样本银行年报披露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银行的利率风险缺口都以3个月以内期限最为突出（这与前面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特性的分析是一致的），因此笔者选取3个月以内利率风险缺口为absgap的观测值。
LTA：总资产的对数，反映银行的规模。
capital：资本充足率，反映银行的资本水平。
LDR：贷款与存款之比，通常作为衡量银行流动性状况的指标，该指标越高表明银行的流动性越紧张。
liquid：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之比，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状况。
badloan：不良贷款比率，反映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信用状况。
pgrth：净利润增长率，反映银行的成长性。
lgrth：贷款增长率，反映银行的贷款规模扩张速度。
NII：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设定这个变量主要是考虑到国内银行正处于非存贷款业务逐步增长的阶段，那些非存贷款业务开展较好的银行可能对参与利率衍生产品交易有着更高的积极性。
2.4.3、实证结果分析
对式（2-2）、式（2-3）和式（2-4）的回归结果都显示被解释变量IRD与利率风险缺口ab-sgap之间在5%水平上显着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前面理论分析的结论刚好相反，与Shyu（1999）等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实证研究结论也相去甚远。为证实这种差异的可靠性，笔者将absgap的观测值分别替换为3个月至1年、1至5年和5年以上利率风险缺口，然后分别对式（2-2）、式（2-3）和式（2-4）进行回归，结果发现9种情况下absgap的系数都为负，只是除了式（2-3）的5年以上缺口在5%水平上显着之外，其余8种情况都未达到统计显着。这意味着国内银行对利率衍生产品的使用与其利率风险缺口之间可能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对此应如何解释呢？从样本银行的利率风险缺口状况及样本银行在样本期间（2007年）所处的利率环境或许能够找到答案。在全部15家样本银行中，除1家银行外，其余14家的3个月内利率风险缺口都为负（负债大于资产）。这种负的短期缺口在利率上升的条件下是很不利的，因为负债利息支出的增加会超过资产利息收入的增加，而2007年正好处于明显的加息周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内银行的短期负债大部分为活期存款，也就是说3个月内利率风险缺口主要是由活期存款造成的，而活期存款利率在2007年的加息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3个月内的缺口对于银行而言主要意味着流动性风险而非利率风险，也就是说，银行无需借助利率衍生产品去对冲活期存款的利率风险。当然，这样的分析只能解释为什么absgap与IRD之间没有如理论预测的那样呈现正相关，却仍然无法解释两者之间为什么会呈现显着负相关。这是一个有待今后在获取更多更详细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资产LTA虽然在式（2-2）和式（2-5）中均与IRD之间呈正相关，但均未达到统计显着，表明规模效应目前还不是影响国内银行的利率衍生产品使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与理论分析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资本充足率capital是唯一在全部6个方程中都出现的解释变量，这本身就说明capital可能是IRD的一个较好解释变量。
该变量在6个方程中均与IRD呈正相关，其中在4个方程中达到了5%或10%统计显着。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这种正相关关系表明国内银行并未将利率衍生产品作为弥补资本不足的手段，而且在参与利率衍生产品交易时比较注重对手的资本水平，从而使得资本水平较高的银行在利率衍生产品交易方面显示出优势。
贷存比LDR在所出现的3个方程中均与IRD显着正相关，但同为流动性指标的liquid却未与IRD表现出显着相关关系，说明LDR与IRD显着正相关并不一定是因为国内银行出于弥补流动性不足的考虑而使用利率衍生产品，而可能是由于LDR较高的银行较多地持有中长期贷款，因而在加息周期中需要较多地使用利率衍生产品来对冲利率风险。
不良贷款率badloan与IRD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在式（2-2）和式（2-3）中达到10%统计显着），说明国内银行在使用利率衍生产品时对不良贷款状况有所考虑，这主要是由于不良贷款在给银行造成信用风险的同时也伴随着利率风险，比如在贷款重组的情况下。
净利润增长率pgrth与IRD存在较为显着的正相关（在式（2-5）和式（2-6）中达到5%统计显着），与前面关于成长性较高的金融机构使用利率衍生产品较多的理论分析一致。然而贷款增长率lgrth与IRD只表现出弱的正相关性，说明使用利率衍生产品较多的国内银行的成长性主要不是来源于贷款业务，而是其他的利息收入业务，比如债券投资等。
非利息收入占比NII与IRD之间不存在显着相关性，说明国内银行对利率衍生产品交易的参与程度与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开展情况无关。
2.4.4、主要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程度、规模和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也体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上，但与理论分析和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机构的久期错配程度越高，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越大，国外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本书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的实证结果却是与久期错配程度负相关。对这一差异虽然可以从中国金融机构存款结构的特殊性上得到一些解释，但仍然有待今后在获取更多、更详细数据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理论分析和国外实证研究都表明，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具有规模效应，即规模越大的金融机构参与利率衍生产品交易越多，但中国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不存在这种规模效应。这种差异说明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参与利率衍生产品交易的力度较小，应从自身需求出发进一步扩大对利率衍生产品的使用。当然，目前国内利率衍生产品市场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产品及参与者结构单一、交易不活跃等，也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参与形成了制约，因此需要对利率衍生产品目前的运行机制，包括合约设计、交易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等进行研究，并加以改进和完善。
再次，资本水平对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因金融机构出于弥补资本不足而使用利率衍生产品（因而资本水平越低的金融机构使用利率衍生产品越多）而呈负相关，也可能因金融机构在参与利率衍生产品交易时注重风险防范（因而资本水平越高的金融机构使用利率衍生产品越多）而呈正相关，国外实证研究也显示两者的相关关系并不确切。但该因素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却表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利率衍生产品交易时对自身和对手的风险承受能力都十分关注，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因而在运用上趋于保守，而这可能也是上一条提到的大型金融机构参与利率衍生产品力度较小的一个原因。
最后，从理论上分析，贷款规模扩张速度越快的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越大，但这一规律在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上体现得并不明显。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贷款增长速度，可以说这一差异暗示中国的利率衍生产品具备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当然，基于这一差异，应建议国内金融机构在扩大贷款规模的同时更多地配合运用利率衍生产品，以更加有效地控制贷款增长过程中的利率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