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国家、市场与社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立场(1)

国家、市场与社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立场如果说社会文化发展形式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传播关系是传播研究的主旨，那么，社会权力关系就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要把握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梳理当下中国传播研究所面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实证传播研究这双重理论遗产，从全球角度和批判的立场来审视国内外文化传播领域的社会权力关系，并把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分析相结合，从而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

19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美国主流传播理论被引入中国。“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这些概念使厌恶了“工具论”、“阶级”和“意识形态斗争”话语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可以说，美国实证传播理论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权力范畴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论”(Downing，1996：xiii)和“传播本质主义”(Mosco，1996)倾向。我在第1章中已提及，美国实证传播学是从二战期间对战争宣传和大众说服的研究中脱胎换骨而诞生成长的。虽然这些奠基性研究的政治和社会性不言自明，但是，作为一门“冷战社会科学”(Schiller，1996：104)或斯姆普森（Simpson，1994）笔下的“胁迫的科学”（science of coercion），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以“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pluralist）意识形态“共识”为前提和假定来建构“抽象实证主义”(Mills，1959；另见Gitlin，1978；Hall，1982)。在国际传播领域，美国为了与苏联革命范式的发展模式争夺第三世界国家而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界构造出的“现代化理论”成了施拉姆（Schramm，1964）和勒纳（Lerner，1958）等人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基础。虽然这构成了这一传统的宏观国际知识—世界权力关系背景，但是，恰恰因为具体的实证研究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往往忽视社会权力关系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McChesney，2000：113)，这一传统显得很有科学色彩。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要求。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正是在这种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和去政治化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王维佳，赵月枝，2010）。当然，这是后话。

出于不同的理论与历史渊源，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化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框架以及相关的“工具论”则把权力概念单面化和庸俗化。更重要的是，在突出“经济”与“国家”的同时，这一传统很少给处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留以余地。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严重后果，如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所论，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对社会活力的压制(Burawoy，2003)。在新闻传播学术领域，这一传统的表征之一，就是对“工具论”的单方面强调和对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忽略。然而，正如布洛维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弹性与活力正是资本主义得以长久维持并不断超越自己的一个关键因素。与此相反，对社会的压制和社会的脆弱正是导致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一个致命弱点(Burawoy，2003：194)。

在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遗产的影响下，当下中国传播研究不但在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上有许多偏颇，而且或多或少忽视了社会的重要性。这突出地体现在国家/市场二元论思维模式主导地位和研究者对“制度”和“结构”的抽象演变的聚焦上。这样一来，不但传播研究变成“结构的历史”和“技术的历史”并陷入无休止的制度设计的争论，而且“一个积极的、蕴含变革力量的社会很难进入传播研究的视野”（王维佳，赵月枝，2010：23）。从国内外传播学者当年对市场化和资本化挑战传统政治权威的期望到当下许多学者对国家与市场“合谋”的失望，我们都能看到国家/市场二元论和社会概念缺失所导致的分析偏颇。

与以上两个传统相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批判传播研究不但一直注重权力及其多维性问题，而且将权力关系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历史历程中来审视。最显著的是，这一传统一开始就将传播研究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行为，呼吁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结合。比如，早在1978年，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戈尔丁(P.Golding)和默多克(G.Murdoch)就呼吁传播学者致力于发展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要求它“不但能够将大众传播过程的诸多层面彼此相互关联起来，而且将它们和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核心层面关联起来”(1978：353)。

近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家们将社会的视角带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这很值得传播研究者借鉴。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2003）就提出了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而国内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个思路来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把“社会的生产”作为基本研究问题（沈原，2007）。这种思路将社会置于一个与国家、市场相依存但又殊异于国家、市场的首要地位，它综合了葛兰西（Antoni Gramsci）和波兰尼（Karl Polanyi）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葛兰西创见性地发掘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中与国家的矛盾性联结关系及其作为调和或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关键领域的意义，波兰尼则详述了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威胁，并预见了一个应对危机，重新构建自身，并孕育社会主义民主萌芽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

今天，传播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更为突出，在“网络社会”(Castells，1996)或“信息资本主义”(D.Schiller，1999)的背景下，从事传播研究意味着“就社会文化发展本身的形式与决定因素来立论”(D.Schiller，1996)。因此，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理解传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相互构建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并回应戈尔丁和默多克有关发展整体性理论框架的呼吁更有现实性和迫切性了。正如这两位学者所指出，这样的理论框架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Golding and Murdock，1978：353)。第二，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第三，彰显抗争。正如这两位学者所言：“收编和合法化的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相反地，沟壑与矛盾存在于预想与现实、承诺与兑现之间。在这些裂口和缝隙中，流动着批评的洪流和抗争运动”(1978：353)。

无疑，以上三点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传播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和议程设置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国家对传播机构和过程的掌控一直是国内传播研究的关注点。但是，对控制的描述和分析如果仅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就可能遮蔽控制和社会阶层、阶级构建的深层关系问题。学者们一直在关注“党管媒体”，但同时又忽视党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取向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又比如，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有关传媒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研究文献迭出；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深化，传播学却很少关注这些过程中传媒是如何呈现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并使其自然化和合法化的。当然，对于矛盾纷呈的转型中国社会来说，“收编和合法化的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这一描述显然是保守了。事实上，如本书第三编所示，精英和大众层面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纷争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市场改革，而且，抗争的主体、动因和性质都在30多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意识形态纷争和社会文化抗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它们构成了传播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以“权力”和“社会”范畴为核心以及戈尔丁和默多克有关构建整体性理论框架的三个出发点为切入点，本章旨在讨论中国传播研究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从而加深对文化传播领域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与抗争场域的认识。同时，本章通过对中国传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力图确立中国传播研究的世界历史和当代国内外社会权力关系坐标。最后，通过引入有关“公共领域”理论的讨论，本章希望厘清传播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辩证历史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民族国家内部性和外部性维度。

■国家、市场、社会体验和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在中国思想界十分激烈。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流行的“自由主义”叙事认为：大众启蒙和抵抗政治威权是首要任务，市场是自由和解放的源泉，而中国的问题是，“真正”的市场逻辑被国家权力歪曲了——用学者朱学勤（1998）的话，就是国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部分由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的政治敏感性，这一叙事在国内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演绎受到了限制。面对思想界的争论，新闻传播学领域可谓“波澜不惊”。但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对海外中国传播研究影响深远，而且或明或暗影响着国内学者有关媒体市场化、全球化与民主化的认识（Zhao，1998；赵月枝，2005)。在今天，国内大学课堂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熟知作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冷战思维经典文献的《报刊的四种理论》(Siebert等，1956/1963)，却从未听说过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家、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Williams，1966）提出的“四种传播模式”——威权制、家长制、商业主义和民主制。的确，自由主义叙事不但吸引人，而且其普世的解放性宣称更易被肯定（李金铨，2004）。

跟所有的迷思一样，以上自由主义叙事和“脚”与“手”的比喻包含着部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在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国家管制在许多方面一直在强化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隐含了简单的线性历史逻辑和机械二元对立的框架性错误，而且隐含了企望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迷思内化为后发国家现实的历史性误解。这一理论框架可能限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自由与解放的社会历史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