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世界峰会与一部中国电影：“信息社会”的多维景象是纯粹的巧合吗？当各国政府与关注信息社会的公民社会组织在2003年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第一阶段会议(第二阶段2005年11月在非洲突尼斯召开)闪亮登场的时候，中国都市民众正对一部以手机为主题的电影着迷。这部名为《手机》的电影可谓最具个性、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化产品之一，再现了中国向信息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手机》出自大名鼎鼎的通俗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之手，它以贺岁片的名义于新年期间上映，并以手机这种特殊的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搞笑的方式构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后现代生活图景。这部电影的主角，一位成功的电视脱口秀中年主持人以手机作为欺骗的工具，采用了撒谎、关机、取出电池以造成“不在服务区”效果等伎俩，以经营他与感情不和的妻子和两位情人间的个人关系。电影的主题是明确的，并最终由另一位角色（他也用手机欺骗他的妻子）点明：手机实际上是一个“手雷”，一个危险的具有爆炸力的武器，它会破坏真诚和爱的关系的维持。最后，主角自己烧毁了手机，但马上在下一场景中又被他人诱惑，成为一款更先进手机的形象代言人。令人咋舌的火暴票房，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还有影迷粉丝的品头论足，都表明这部电影在都市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巨大反响。
与此相对，中国的大众传媒对WSIS及其提出的有关信息社会的广泛争议话题似乎完全不了解。没有中国媒体报道峰会的进程及其辩论。搜索人民日报社的网站，我只发现了一条关于一个致力于彰显中国文化的香港网站赢取WSIS大奖的消息，其他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信息产业部网站也没有涉及WSIS的内容。在中国顶尖的一个商业门户网站搜索，只发现了一条上海《文汇报》的报道，是关于在WSIS上提出的反对管理互联网的内容。中国官方的立场在中国网络世界中无处可寻。中国网站中没有一篇报道言及最有影响、最重要的WSIS《原则宣言》和《行动方案》，虽然这两份文件的中文版本在官方的国际电信联盟（ITU）网站中都可获得；《公民社会宣言》只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版本，当然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受众的视野。
倘若按照峰会所提供的机会将这些重要的议题列入公共议程的范围来判断它的成效，这次峰会在中国的语境中几乎不存在。不管这种遗漏是出于有意为之的设计，还是心照不宣的惯例，这次峰会对中国读者而言都可以说是没有发生的事件。
当然，倘若以事件本身的发生以及文件所产生的实质意义来判断成效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也许根本就不可能达成这样一个方案），重要的是，像互联网治理这样的重要议题作为全球公共话题被提了出来。《原则宣言》和《行动方案》对信息社会表达了一种广泛的、以人为本和以发展为方向的关切。由于峰会面临着在唇枪舌剑、立场迥异的政府之间寻求共同语言的巨大挑战，最后的官方宣言竟然一致支持人权、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不过，这两个文件的局限性也是不难看到的。它们所隐含的有关“信息社会”的主导观点是一种技术驱动过程的线性概念。尽管文件强调了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强调了技术内在的植根于社会的性质，但它们仍然倾向于将技术进步等同于人类发展，简单地将这种等量齐观视为理所当然并击节叫好。这种话语掩盖了活跃于峰会上的各种利益主体（政府、私营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国际和区域性机构）之间复杂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话语也支持和保护了近20年来在国家和全球范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带来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不同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收入差距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危机。
虽然克服“数字鸿沟”成了时髦的政治口号，问题的中心不在于信息技术的福利分配不均匀。正如默多克与戈丁(2004：244)观察到的：“‘数字革命’带来的远远不是改善每一个人生活的普世运动；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它在增加特权者的优势而将边缘穷困者有系统地排除在外”。这次峰会不仅没有聚焦于社会转型，没有致力于克服因现存政治经济结构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人类发展的障碍，反而把技术作为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置于突出位置。这是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治标而不治本。倘若就定义而言，资本主义社会遵循以利润为中心的主导逻辑，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又怎么可能建立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的信息社会呢？
不用说，以技术为中心的解决方案既符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信息技术提供者的需求（它们正在从转型中寻求新的市场机会），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它们正在寻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虽然人权和自由的话语在威权主义政府听来不那么顺耳，但峰会的主要动议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陌生。比如，我在上一章就论及，在中国，政府早就承担了以技术促发展的责任，并将信息技术作为“关键一环”置于发展战略的优先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峰会的正式文件了无新意。对“信息社会”的辞藻，以及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开启了新的发展机会的表述人们已经太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部调侃式的有关理想破灭的电影《手机》提供了关于信息社会的更新鲜、更深刻的文化视角。这部影片将人的关系置于前景；最重要的是，它不是将主题归结为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线性概念，和接触信息技术就是维持人际关系的简单等式。在展示手机给个人自由和赋权的经历同时，电影说明，单靠“联接性”（connectivity）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
尽管克服数字鸿沟是可喜可贺的目标，峰会的正式文件却丝毫没有提及对于技术的近用（access）和技术应用的微观社会文化环境。支持将近用技术作为全球原则是一回事；理解这种近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公民社会宣言》中清楚宣告的：普遍接近“意味着解释不同社会群体所经历的各种现实……意味着优先采取面向地方的和有目标的解决方案”。我的个人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年前，当我得知我在中国农村的一个11岁的外甥在学校不能接触电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了一个个人的解决方案：为他买一台电脑。然而，考虑到他的家庭环境，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现实是，我的外甥，就像许多农村“留守儿童”一样，是与他们上了年纪、没有文化的祖父母一道生活的。他的父母亲在距离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城市经营着生意，由于制度性的城乡鸿沟，我的外甥无法在父母身边上学。在没有有文化的家长监护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让一个11岁的儿童单独用电脑，让我不放心。买电脑是一回事，提供接近电脑技术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是另一回事。
毫无疑问，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和这些组织对信息社会前景的发言是WSIS上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次世界峰会上，非政府组织是以平等的正式参加者，而不是以观察者和场外的抗议者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的。这是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论坛上长期抗争的结果，是国际会议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事件。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峰会也在参与权利方面显示出深刻的鸿沟和不平等。分歧不仅出现在富裕的北方和贫困的南方之间，而且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市民组织的看法之间。不仅如此，在全球南方政府（表面上代表多数，但没有多数拥有实质性权力的人口，即哈特和奈戈里所称的帝国的第四层）和声称代表一般公共利益、特别是代表全球穷困和无权者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显然还存在敌意。对于正在争取全球传播的自由和公平的斗争来说，这是相当新的动向。例如，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争取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时候，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参与，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是论争的主体。
不可否认，官方将公民社会纳入全球峰会的正式成员是一种突破。然而，与会者及其立场的多元化凸显了任何简单的两分法的不足，不管这种方法是将政府和市场，还是将公众和私人、官方和非官方、北方和南方视为分歧的两极。这种复杂的形势对理论和策略带来的挑战都是深刻的：倘若南方的一些威权主义政府不能真正地代表它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那么，在参与峰会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机会绝非均等的情况下（例如，有些国家参与峰会的公民社会组织很少，而且参与的组织也并非草根组织），又怎么能够保证在峰会上的确有“真正的全球公民社会”存在呢？对那些可以就公民社会组织、互联网管理和知识产权争议合法地表示异议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政府之间是否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策略联盟呢？学者和公民社会的活动家是否从较早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抵制西方垄断的力量）态度转而对南方国家取得任何进步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呢？
当然，问题的焦点不在于《公民社会宣言》是否全面分析了极端不均衡的全球社会条件，是否具有普遍吸引力。例如，中国缺少话语权的社会群体，从失业下岗的工人到收入低下的农民，从贫困农村地区的失学儿童到艰难支撑家庭的妇女，都无疑会发现《公民社会宣言》极富吸引力。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同意，关于信息社会的种种憧憬，这个宣言已经表达得再好、再完整、再雄辩不过了。但是，对有这样的奢侈机会参与这样一次峰会的公民社会组织而言，挑战始终存在，那就是，如何将他们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的社会抗争群体及其信息需要联系起来。在这里，接近信息和传播工具极为重要。虽然这正是使一些威权主义国家成为峰会的非政府组织参加者批评对象的主要原因，但对在峰会上以“全球公民社会”自称的主要来自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承认参与的不均衡性，而且要从单一的反威权主义的立场转变过来和超越出来，从而提出先发制人的策略，去理解和接近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力量。
WSIS上的公民社会参与者强调“传播社会”，而不是“信息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坚持这样的理念，即传播是人类发展的根本，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斗争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由市场驱动的、传输世界信息行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活动。此处再次显示，具体的社会现实否定了任何先验的观念，这样的先验观念往往强调何种媒体、什么信息以及哪种形式的传播是相关的、赋予权力的和解放的。如上章所述，于建嵘(2003)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最有赋权能力的、甚至最具解放性的传播活动竟然曾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传播党中央关于减轻农业税赋政策的活动，包括在集市和其他公共场所用广播喇叭朗读中央文件。这种传播不仅仅成为当地农民为经济生存而抗争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村社会组织和自治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试想这样的经验将会怎样丰富和扩展WSIS关于公民社会的认识，而这些农民会如何用自己的体会来说明何种信息、何种传播技术对他们是最有赋权意义的？
在日内瓦描述的有关“信息社会”的图景（不管它们出自官方还是公民社会的视角）与来自全球信息社会一角的中国关于信息社会的想象的和真实的图景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国国内，电影《手机》里与手机有着复杂的爱恨关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冒着风险传播官方文件的农民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以人为中心的、包容的和平等的全球“信息社会”的理想才变得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