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娱乐观众而言，电视新闻娱乐化提升了娱乐性的地位，放大了新闻的人情味、趣味性因素，改变了我国媒介内容以往一味地“重宣传轻信息、重教育轻娱乐”的状况，力求让观众喜闻乐见、满足他们“使用”媒介时的娱乐需要。显然，新闻娱乐化的初衷主要是迎合观众。为了赢得观众，电视新闻从宣教讲坛上走下来，用娱乐“改造”新闻，进而，以新闻为娱乐的手段。“娱乐化的新闻报道是对过去死板的新闻报道模式的一种反叛，当然也可以说是对长期以来文以载道格式的改良，甚至还可以认为娱乐化倾向体现了新闻民主的真意”——像登上社会现实舞台的其他现象一样，新闻娱乐化出现在市场经济初期自然有其合理之处，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媒介走向市场，贴近生活、贴近大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传媒。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充分考虑受众需求和接受心理的情况下，充分发掘新闻的娱乐功能，不仅可以使媒介真正走向大众，而且能够提高新闻媒介的市场竞争力。
但是，假如娱乐性的表达超越了合理的度，导致喧宾夺主——新闻娱乐化，使得新闻主要成为娱乐工具的话，那么，过分张扬的娱乐功能必然影响到“传递信息、沟通社会”功能的发挥，新闻传播事业必然误入歧途。新闻娱乐化误入歧途的事例并不罕见，例如：2004年9月6日晚，央视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栏目关于俄罗斯别斯兰市中学人质危机的报道中，推出以手机短信方式“有奖竞猜死亡人数”的游戏，引起公众的震惊和愤慨。毋庸讳言，新闻娱乐化已经是荧屏上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不加防范，最终，日益低俗化的“电视新闻”恐怕会变成垃圾文化，媒介随之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沦落为“愚乐”观众的玩具。
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执著于一时的赢利，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味地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例如，一哄而上地炒作明星绯闻，肆无忌惮地渲染暴力和色情场面刺激观众的生理欲望，甚至不顾新闻职业道德，无中生有、节外生枝地制造“假新闻”……这样做节目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新闻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指导。渴望及时、充分、可靠、有用的参考信息以供正确决策，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分散的、多元化的决策主体的当然选择；而这部分决策参考信息大多属于严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容，并非软性消闲的娱乐性新闻。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育，我国即将迎来新的一轮也许更加深刻的社会转型。人们决不会忽略、决不会漠视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新变化，而且，社会变化的速度越快、程度越深，了解变动以供决策的需求越旺盛。因此，观众对严肃的、硬性的、解释性的决策参考信息的需求只会转旺，盛极一时的新闻娱乐潮必然让位于以全面、真实、迅速、权威、客观、公正取胜的严肃新闻。反之，如果主流媒介不能提供合格的新闻服务，满足观众深层次的资讯需求，信息饥渴的人们必将“自助”、“自救”，这些“主流媒介”就会被弃置一旁。传媒界信息控制上的操作偏差殷鉴不远。2003年“非典”初期，国内的主流媒体集体失语，于是，境外媒体乘虚而入，备受瞩目、身价陡增，另外，人际传播和网络空间异常活跃，甚至谣言满天飞。
在媒介商业化、娱乐化的潮流之中，新闻的娱乐化被认为是“最深刻也是最危险的变化”。美国著名主持人丹·拉瑟说，“我们已经变成好莱坞了。我们化重要为琐碎，将最好的时段给了闲言碎语和奇闻”；德国记者协会主席赫尔曼·麦恩指出：“当信息‘包装’服务于市场推销目的，因而‘包装’比信息本身更受重视之际，信息对公众的告知功能也就名存实亡了”。如果它“只软不硬”，而且每况愈下，那么，其中“软”的娱乐性元素将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被过度放大，而真正有新闻价值的“硬”的东西则被遮蔽。由此，导致软新闻进一步萎缩、沉降为家长里短、飞短流长。有论者满怀忧虑地写道：在市场的利诱下，媒介已从“守门人”（gatekeeper）变成了市场口味的追逐者；新闻和娱乐融合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过于注重娱乐性的新闻几乎注定会导致歪曲事实和产生误导，那些冒充新闻的娱乐(产品)更为阴毒，因为它们玷污了真正的新闻。
逐渐娱乐化的中国电视新闻包括多少严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容？能给受众提供多少全面、真实、权威的信息？能否给受众提供足够的严肃的、硬性的、解释性的决策参考信息？——我们不能够确定。不过，假如“晚间新闻”、“民生新闻”、“方言新闻”一味地“软”下去，西方传播史上的“黄色新闻潮”会不会在我们面前卷土重来呢？
二、“软着陆”还是“软骨病”？
相对于“晚间新闻”，民生新闻最大的“用处”就是舆论监督，这是它扬名立万、取信于民的杀手锏；反过来看，“软骨病”问题在民生新闻身上更加突出。有论者明确提出，“敢于批评是民生新闻的实力指标”。然而，民生新闻的脊梁却好像从来都硬挺不起来。那么，软新闻是否已经塌陷成为伪新闻，而且积习难改？当前，舆论监督上的“硬度”可以当作试金石。
开播之初，《南京零距离》以它锐利的视角、犀利的语言引起广泛关注，扶持弱势群体、曝光城市黑暗，让刚刚出道的它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引爆在南京上空，于是，节目主持人被戏称为“包青天”，“有事不仅找110，还找《南京零距离》”成了很多市民的共识。然而，大量（尤其是针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报道触及部分单位和个人的利益，栏目组遭遇了空前的压力。于是，《零距离》转而关注一些更加鸡零狗碎的事物，并且，即使“拍苍蝇”也倾向于“深入基层”。事实上，当前的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保障。有论者指出：中国的现状是法律不太保护媒体对企事业单位的监督报道，媒体等于被捆绑起来了。
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新闻媒体面临“名誉侵权”诉讼时，一审的败诉率高达69.27%；而且，法院受理对新闻媒体的名誉侵权诉讼的门槛也很低。相比之下，在美国，媒体的败诉率仅为8%——几乎绝对地保护它的言论自由权。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打赢官司并获得赔偿金的概率是61%，而在美国仅为6%；除去诉讼费用等等，企业起诉媒体还能盈利的概率，在中国是36.5%，在美国仅为1.2%。试想，如果媒体总是这么容易被诉、这么容易败诉，记者及其主管怎么能够（愿意）去质疑、批评、监督报道呢？
主持人孟非曾经仗义执言：“如果我们在对任何事情发表看法时，试图把所有人的好恶和利益都考虑进去，或者想取悦所有人的话，那我们就什么观点都不需要有了。而我一直认为媒体没有了观点，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确实颇有见地，听来也铿锵有力。但是，下面这句话却说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零距离》以如此先锋的姿态存在过三年，领导没有做过一次检查，我没有受到过一次批评”孟非在“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名主持讲坛”上的发言。
2008年2月25日，孟非在节目中质疑南京市主管环卫的副市长的工作绩效，引发了《零距离》网友热烈的议论，不过，他们一边大呼爽快，一边因为主持人的“出格”忧心忡忡。网友们的担忧显然并非杞人忧天，怎样保护“见义勇为、为民请命”（甚至哗众取宠）的媒体（人）？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
当前，媒体舆论监督的时候好像在走钢丝，既要做平民大众的贴心人，又不能开罪各级机关及其属员。从根本上、长远上看，平民大众和党政机构的利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要求“时时处处事事都必须吻合”恐怕既不现实也不必要。然而，现实情况是：勇于“走钢丝”的媒体也只能“时时处处事事”都极力调和，虽然清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促使媒体作出怎样的抉择呢？——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