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编辑的叶圣陶，还直接催生着作品的问世。我们所熟知的茅盾的《幻灭》的诞生，再次形象体现出编辑作为整个文学生产中心环节的重要性。1927年8月，茅盾从轱岭回到上海，蛰居在景云里，因为当时被国民党通缉，他不能出门，叶圣陶就每天都去看他，传递信件与信息。由于心绪低落，茅盾就常常给他讲述大革命中的经历和见闻。叶圣陶鼓励他将这些都写下来，茅盾也正有这个心愿，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就写完了前半部分，叶看后非常满意，决—定第二天就发稿。他还在18卷8期《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为《幻灭》进行宣传：“下期的创作中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主人翁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在这不寻常的时代里，要求个安身立命之所，因而留下种种可以感动的痕迹。”他的这些举措不仅为小说赢得了更多关注，其在稿件完成一半时就让作品成为铅字的做法，也直接敦促了作者的创作。
从作品诞生过程看，编辑叶圣陶以编者特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可能的创作价值，并且直接促成了作品的形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他对作品的解读符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易于引起共鸣；从出版的角度讲，编者是最后的把关者，《幻灭》由手写稿变成铅字，历时不过十天，并被置于头版的位置，这些都赋予了作品很高的价值。同时，也体现出编辑作为作品进入出版、流通环节的中介的重要意义。
作为出色的作家兼编辑，叶圣陶最为关注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因此，他在选择刊发稿件时，能够真正做到兼收并蓄，最大可能地容纳各种风格、流派的创作。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不仅有我们熟知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有很多风格独具的作家作品，如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流丽婉转，废名笔下的古朴冲淡甚至不无晦涩，戴望舒对诗歌音韵之美的探索，施蛰存心理小说的尝试……不仅创作是如此，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也秉承同样的原则，因此，我们就得以见到茅盾、钱杏邨等人的意识形态突出的作家论、作品论，与俞平伯、丰子恺注重艺术的论述共聚一堂的场景，应该说，这种状况对于功利性过强的新文学建设而言，弥足珍贵。
但是应该指出，作为第一代职业编辑，叶圣陶始终浸润着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精神传统，他将读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将其设定为知识分子理想的启蒙对象。因此，在他刊发的风格迥异的各色作品中，反映现实生活的如茅盾的《蚀》三部曲、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以及他自己创作的《夜》等作品还是占据了多数，并且影响也最大。在编者的意愿中，读者是被赋予了革命的意识的，因此，作品所反映的黑暗与战斗的精神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他也引导作者更贴近“理想”的读者，在他亲切热诚的感召与努力下，掀起了文学创作的一股热潮，直接体现在《小说月报》的投稿量有了很大提升，并且涌现出不少佳作。
作为编者，叶圣陶更注重在刊物上营造亲切、优美的风格，不仅反映在编选原则的兼容并蓄上，而且体现在刊物的装帧设计细节上。比如，在他接手后，《小说月报》的封面、插图都更精美，不仅每期都变换封面，而且在要目上方加设版画，画面上的春日场景为刊物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他还注意选用丰子恺的国画，林风眠、徐悲鸿、陶元庆等人的油画作为插画或扉页画，较之郑振铎偏爱的西方绘画的大气磅礴，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形成了独有的亲切、秀美的风格。在文章的标题上增加题头画也是他的首创，这些画或体现大自然与小动物的清新可爱，或展现儿童及青年的烂漫天真，既富有生活情趣，又具有艺术韵味，并且与正文交相呼应，不仅体现出编者对于刊物艺术性的关注，而且与整个刊物注重创作的风格转向是一致的。
综上可见，文学研究会编辑群体在积极承继《新青年》等前辈所确立的“话题设置”、“破与立的立言方法”等现代文学编辑体制模式的同时，注意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积极推动主编负责制的成熟完善，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依托于经济实体的刊物的编辑自主权。这不仅有益于起步阶段的现代文学的健康成长，更为日后现代文学编辑体制的成熟规范指引了方向。而文学研究会编辑全体对于立足启蒙使命的稳健风格与编辑宗旨的恒久坚持实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各个时期不同主编主持下所展现出的不同风格特色，更为日后的编辑体制提供了优秀范本：稳健而不单调，民主而不松散，开放而不庞杂。凭借前瞻性视野，开放心态与稳健踏实的努力，文学研究会编辑群体为中国现代文学编辑体制规范化进程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对日后的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媒体对作家的宣传策划：参与文学的接受
作为文学生产体系中的主要载体，期刊不仅影响着文学文本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还直接参与了对作家的宣传策划，直接控制着文学的接受。文学研究会通过《小说月报》对冰心的重点推出就是典型事例。由此可见，20年代文学期刊已经开始受到社会效应、商业利润、组织利益和轰动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期刊作为一种话语势力也不断介入社会思想、运动或流派的形成过程，通过自己的舆论导向，在无形中控制着文学的生产与接受，这也标志着现代传播制度开始逐步成型。上述运作模式后来成为现代文学期刊推出作家的主要手段，形成了文学与期刊紧密合作的文学传统。下面就以《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为例，来分析一种媒介如何参与作家和作品的出版与策划，进而探究媒介与作家的深层关系。
作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对完善自身建设有着较强意识，虽然在存在形态上有些松散，但是在理论主张的提出、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推出方面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
虽然文学研究会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但起初效果并不理想，茅盾曾经在文章中对“为人生的艺术”受到冷遇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他将客观原因归结为“那时候正是一方面个人主义思潮煽狂了青年们的血，而另一方面‘老’青年们正惴惴然忧虑着‘五四’所掀动的巨人（被侮辱与被践踏的民众）将为洪水之横决”，此外，“主观方面，文学研究会提倡‘人生艺术’的一部分人却只以批评家的身份呼号而不以创作家的身份来实行，也是失败之一因”。在群体内部都未能有效实施到具体文学实践的理论主张，当然无法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而另一面，随着创造社的成立，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盟主地位就受到了威胁。创造社在成立的当年就推出了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和白话新诗集《女神》等，显示了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扎实战绩。此时文学研究会却连代表性作家还在筹备运作之中，连茅盾都不能不承认“热情奔放的天才的灵感主义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由创造社发动而且成为‘五四’时期的最主要的文学现象”。这些都给予文学研究会巨大压力，要想保持新文学盟主的位置，借助文学媒介有步骤地实施推出体现社团文学主张的代表性作家的计划，就成了当务之急。
在文学研究会12位发起人中，有将近半数没有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些属于社会名流，将更多精力投向社会活动；后来发展的会员，又大多属于文坛新人。相比之下，冰心虽然年纪很轻但已经具备了一定影响力。早在1919年，她的作品就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在《晨报》创刊的周年纪念增刊上同期刊出，当时她还不满20岁。在以青年为主力阵容与受众群体的新文学运动中，让冰心这样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龄人”作为《小说月报》的代表性作家，是否也隐含着利用青年作家的亲和力而争取青年读者的目的？由上述可见，将冰心作为代表性作家予以推出，的确具有可操作性与实际意义。
在推介冰心时，《小说月报》采用的具体举措也是颇费心思的。首先是保持高频率的上版率，从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发表她的小说《笑》开始，到1930年第21卷第1号的《三年》，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共发表了20多篇小说、散文和杂谈。这种大力推介，使她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同期的其他作家，获得了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喜爱。
除了让她的作品保持高频率的上“版”之外，《小说月报》还注意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措施，如在“最后一页”中进行重点介绍。“最后一页”篇幅虽短，但在《小说月报》却具有独特的地位，被它选中介绍推出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创作，它的介绍在读者中具有一定权威性，对读者的接受心理能够产生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冰心作品发表的前一期“最后一页”上，往往将其冠以“重点篇目”或“值得注意”的文章向读者预先告知，如12卷3号、6号、10号“最后一页”对《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实现》都有预告。14卷7号“最后一页”上说：“上月出版的文学作品，比较重要的只有冰心女士的小说集《超人》（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她的诗集《春水》（北京大学新潮社）。”
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有时干脆直接在作品后面附加“附注”、“附记”等，直接抒发自己的赞叹之情。冰心的《超人》发表后，编辑茅盾以“冬芬”的笔名加了附注：
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不哭，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
这种利用大众传媒直接引导舆论导向——为宣传对象制造先导性舆论，先验性地确立作品的分量和价值——的做法的确能够引起相当数量读者对作品的关注，而且策划者对作品的评价与定位也会对读者的接受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宣传策略的确富有成效，冰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与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
为了最直观地呈现读者对作家的喜爱与接纳，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化对作家的宣传力度，《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专门刊登读者来信，编辑在刊登信件内容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倾向性，目的在于更充分地表明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如12卷第1期就有署名“赤子”的来信谈论冰心作品的读后感想；第12期署名“许美埙、于宏安”的信中谈到：
……读了冰心女士的《寂寞》后，不知怎么就有许多话待说出来？……这篇系描写“爱的实现”和“失爱悲哀”。……这篇背景的逼真和艺术的高妙，实在可惊！
在第14期，又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振铎先生：
冰心女士作品，有单行本否？又鲁迅《阿Q正传》，已刊行专本否？何处出版？上海有代售否？何家代售？在何处？
并附有回信一一予以应答。而在此之前，已经在“最后一页”里发表过声明，说明由于人手不够或因询问书籍出版属个人私事，要“另行专刊奉答，不再排入通信栏里了”，但关于冰心的通信不仅刊出，而且放在鲁迅之前，对她的重视可见一斑。
为进一步扩展并巩固宣传成果，借助文学创作深入阐明社团主张，在对作家作品倾力推出的同时，文学研究会也着手展开相关的文学批评。
首先是发起“征文”活动。在《超人》发表后，12卷5号立即组织针对性的“特别征文”：
对于本刊创作《超人》（本刊第四号）《命命鸟》（本刊第一号）《低能儿》（本刊第二号）的批评。
为了激发读者的参与热情，还特别注明稿酬：“甲名十五元，乙名十元，丙名五元，丁名酬本馆书券。”类似这样的作品发表后迅速组织讨论的做法，在《小说月报》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足可见策划者的良苦用心。
其次是通过“创作批评”栏目展开对冰心作品大规模的文学批评。该栏目开设于13卷8号，在接下来的8、9、11号上，共刊出10篇批评性文章，其中8篇都是针对冰心作品的批评。这样大规模而且连续地对一个作家进行文学评论，冰心实属《小说月报》的唯一。综观这些评论文章，关注重点集中于作品对时代的关注与思考，显然更注重冰心创作的感染性、干预性和真实性，而不是文学性，这种批评倾向与文学研究会选择冰心作为社团文学主张之实践者的初衷是一致的。
文学研究会对冰心的推介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冰心具备一定知名度之后，它开始着手将其作品由“刊”变成“书”，出版创作集。经过努力，冰心的创作集《超人》和《繁星》《春水》先后出版，前者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者则多次被再版。将作家作品结集出版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作家的影响，也为宣传社团文学主张提供了创作范本，而作家作品的广受欢迎，更进一步提升了社团影响力，这也成为现代作家的成名方式之一：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取得一定知名度之后，将自己的作品加入到出版社的丛书中出版。成名之后的作家往往也给期刊和出版商带来巨大收益，如一版再版的作品、读者对作家所在期刊与出版社的喜爱、直接表现出来的销售额的增加等等，这些都表明现代作家已经与文学期刊及出版者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