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长江》：一部振奋民族精神的荧屏力作
在“超女”的喧嚣和世界杯的热浪之后，2006年盛夏，一部引人瞩目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隆重播出，给亿万观众带来了难得的震撼、感动和清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长达33集、制作周期超过两年、凝结了数百位中国电视人心血和汗水、规模空前的大制作，将以其多方面的突破，载入中国电视发展史册，并对改变近几年的电视文化生态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1983年开播的25集大型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曾经在那个年代造就了收视奇迹，掀起了中华儿女对母亲河长江的巨大热情和高度关注，一曲《长江之歌》流传至今。时隔20多年，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电视的内容异常丰富，电视观众的收视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尤其是电视娱乐功能的强盛极大地影响了当前的电视文化生态。各种充满时尚气息的“选秀”、竞赛、“PK”以及偶像剧、言情戏充斥电视荧屏。我们不否认，这些节目对丰富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满足观众多样化的收视需求，带来了诸多益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电视荧屏上不少低俗化的内容，也不断地遭到社会和专业人士的严肃批评。尤其是一些电视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觉不自觉地围着收视率的指挥棒转动，这就使得快餐式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张扬着时代精神的精品之作，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这种传媒语境中，《再说长江》的推出，毫无疑问将对调整和改变目前的电视文化生态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再说长江》立足主流立场，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长江巨变、时代巨变谱写了一曲昂扬进取、激情澎湃的正气之歌。该片聚焦母亲河长江的20年巨变，从源头的生态保护到入海口的浦东崛起，从重庆新城的直辖到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国家经济社会前所未有的变迁，包括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用影像真实地记录这些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和成就，向世人展示了长江20年巨变所呈现的震撼人心的壮丽画卷。
其次，该片以史诗般的眼光和视角浓墨重彩地营造了长江文化、长江文明对于我们民族不可替代的巨大魅力。该片秉持以细节和情感记录真实的创作原则，捕捉了无数鲜活生动而意味深长的景观、场面、人物、故事，诸如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才嘎局长和他的战友们与藏羚羊的故事，三峡移民冉应福一家告别故土开辟新家园的故事等。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领略和感受崇高、献身、牺牲等令人荡气回肠、吟咏再三的情感，让我们深入地思考小我与大我、个人与国家等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关联，每个人或许都会从中受到一种灵魂和情感的洗礼。
最后，《再说长江》吸纳了当前电视制作的最新理念、方式和手法，以平实与朴实的姿态，来获取大多数观众可以接受的、最大程度的影像共鸣与文化认同。此次《再说长江》的拍摄动用了最先进的高清电视设备，沿长江进行了大规模的航空拍摄、地面拍摄以及水下拍摄，呈现了一幅迄今最为完整、最为壮观的长江影像，同时也对长江流域所有的世界遗产和文化遗产做了全景式的扫描和记录。相信这些影像和文化景观的呈现，一定会带给广大观众饱满而充实的视听盛宴。
《再说长江》这一大型电视纪录片启动于2003年，正式拍摄始于两年（2004年）前，该片摄制组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创作激情，历经了种种艰难，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遍访了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阅览了数以千万字的文献资料，拍摄了55000多分钟的影像素材，正是这种严肃、投入的敬业精神，使得该片不论是在选题、策划还是制作的各个环节上都获得了严谨科学的事实依据和影像支撑。
《再说长江》不仅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记忆，也使得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人文气质灌注其间。如此大气磅礴的精品之作，使喧嚣浮躁的电视荧屏增加了一份厚重、一种大气、一份宁静。这是时代的呼声、历史的呼声，愿《再说长江》不仅伴我们度过美好的盛夏，而且给我们带来长久而难以忘怀的记忆、思考与回味。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6年7月25日）
大型纪录片《激荡》：见证历史的生动影像电视荧屏掀起纪念改革开放“大片热潮”
作为时代的纪录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中国电视从去年（2007年）就已经启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各种活动，这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如中宣部指示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献专题片《辉煌的历程》；也有自下而上的，据悉如江苏台、湖南台、北京台、重庆台、江西台等都有类似的动作，都正在进行之中；还有以自身频道定位为中心专门策划的，如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紧张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坐标》；也有向社会广泛征集创意的，比如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专门就纪念改革开放30年创意进行公开的广泛征集，等等。总之，可以期待的是，在2008年12月，中国电视荧屏一定会掀起一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片热潮”。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凡是有实力的图谋发展的电视媒体都不会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在此背景下，上海文广传媒集团（SMG）第一财经经过精心的策划、潜心的制作、广泛的推广，从12月1日起在第一财经频道推出了31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激荡·1978-2008》（以下简称为《激荡》），其规模之大、创意之独特、策划之细致可谓是电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片热潮”当中的一部巨作。该片播出之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发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
展现改革成就是棘手而不好把握的难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身，是一个无比庄重而严肃的事情，尤其面对30年的辉煌成就，每个人可能都会压抑不住滔滔不绝的溢美之词，展开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的宏大叙事。但是这种在以往专题片所盛行的叙事理论，在过去十余年当中遭到了电视纪录片界的抛弃和鄙视。那么，如何用冷静的、客观的纪录影像来反映改革开放30周年的辉煌成就，显然是摆在《激荡》策划团队和编导团队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而不好把握的难题。
无论是如胡适所言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意在强调历史书写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以及后人对历史的选择性。但是对于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来说，这是刚刚过去的生活；对于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而言，这些所谓的历史都如昨天刚刚发生一样生动，尤其太多太多的事件，它的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都还在世，并且依然是这个社会的主导者、管理者、建设者。所以，用影像还原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刚刚发生的、活生生的生活和事件，并且还要有自己的观点和评价，这远比那些仅仅是对早已尘封的历史进行任意的描摹要困难得多。所以，对于这类针对现实的纪录片来说，相对于评价的客观公正性，纪录片的真实性（包括事件的真实性、环境的真实性、情感的真实性），必须是要放在整个创作的首要位置的。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只有30年的历史，但是这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这30年对于中国变革所起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作用，这30年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伦理世界的深远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30年都无法比拟的。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以书写、可以描摹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规模再为庞大的片子都不可能将其一网打尽，可行的途径是一部片子只可能选择一个视角来展开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回顾和展望。因而，视角选择是否巧妙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评价一部纪录片的重要指标。
再者，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着诸多的起起伏伏，争议、流言、动荡、矛盾时时都在干扰和左右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于刚刚发生在眼前的历史，有许多事件、对于许多人物已经形成公论，但还有一些事件、一些人物尚在议论甚至还在争议之中。对待这些有公论的事件和人物，对于有争议的人物，或者当时有争议现在已有公论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有自己通过评价而得出的独到的观点。
所以，评价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电视节目，至少要观察它的三个方面，即内容的真实性、视角的独特性和评价的公正性。这其中，真实性是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视角的独特和评价的公正性，则是体现策划团队和编导团队水平的最重要方面。
纵观《激荡》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以上三个方面纵观《激荡·1978-2008》，它在策划理念和后期编导制作环节所体现出的创新意识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1.内容定位：专注经济改革
正如前文所说，30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作为规模长达31集的电视纪录片，《激荡》把30年改革开放的时间进程作为整体线索，而把30年历程中若干个关键点上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经济改革事件和重要经济人物作为纪录片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把经济改革事件和重要经济人物的亲历者、见证者、研究者、报道者作为主要采访对象，从而完成了对这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的影像表达。
《激荡》专注于经济改革领域，显然是与第一财经作为财经电视专业媒体的频道定位、频道战略紧密相关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域就是经济领域，而改革最为困难、影响最为广泛的也是经济改革，它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基础。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聚焦于经济改革大潮中的开拓者、倡导者、实践者，从而实现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观照，由此才可以保证《激荡》作为一个大型纪录片在反映中国经济改革30年发展历程方面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而且还可以提升在表现重要历史时刻上重大事件与关键人物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2.还原历史：让见证做主
正如“激荡”二字所言，改革开放30年既是波澜壮阔的，又是坎坷跌宕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革命”，只不过与“革命”相比，这种“革命”带有自主性、主动性的特征，期间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各个利益集团的持续对抗、守旧派与改革派的冲突、“左”与“右”的方向争论，使改革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从来都是步履维艰的，所以“激荡”二字真实而准确地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领域30年发展历程的辉煌壮景。
那么，如何用影像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出中国经济改革30年“激荡”的壮景呢？《激荡》选择了直面历史、直面现实，以重大和关键作为标准，选择改革开放进程对经济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作为片子展现的主要内容，如邓小平访日、设立特区、质量万里行、禹作敏倒台事件、德隆系倒塌……显然这些事件和人物都是30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最值得记忆的。
历史是人物的历史，历史是事件的历史，但是，在具体操作上，《激荡》却选择了“另辟蹊径”，那就是它并没有直面这些事件中的主人公，而是选择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的见证人和研究者。在整部31集电视纪录片中，总共采访了近百位处于中国经济改革风口浪尖的“见证者”，体现出一种独到的时代眼光和自觉的历史意识。
3.自觉、客观的历史意识
我们知道，历史一般是由历史学家和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来完成的，运用影像的手段来记录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影像史学已经有不少的探讨，但无论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影像对于历史的记录总是面临着许多挑战，甚至质疑。这种现实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编导自身不是来自于历史专业，更不可能成为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在对历史的把握上总是离专业有着很远的距离。我们不能苛求编导成为历史学家，但要求策划团队和编导团队树立一种科学的历史观、拥有自觉而客观的历史意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激荡》不采访当事人，而选择采访见证人。正如总策划罗振宇所说，当事人并不是说采访不到，而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要采访见证者，因为“历史是层叠的历史，是解释的历史”。这显然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主要体现。在中国，“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由来已久，同样，在中国“旁观者清”的论点也传承了不知多少年，所以采访见证者的做法恰恰是为了保证历史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的一种历史意识的体现。
对历史选择是否就意味着改变了历史本身呢？答案显然不是。自觉但客观的历史意识虽然进行了若干的选择，但其并不存在试图改变历史真相的客观性。正如纪录片要展现袁庚作为首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在拓荒之路上的艰辛与风险，但是，《激荡》却在众多的见证者当中选择了韩耀根——当年袁庚钦点的《蛇口通讯》的主编，选择了《袁庚传》的作者涂俏——长年采访袁庚并对袁庚的改革开放的作为有过系统的梳理。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后期研究者，对这两个人物进行访谈，使得袁庚这个人物尽管没有出面，但是其勇于开拓、敢打硬仗的形象却呼之欲出，丝毫不影响对于历史真相、对于历史创造者形象的还原，这显然是自觉而又客观的历史意识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