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品牌与策略(18)

第二，在节目时态上，《人间》将事件置于现在进行时的过程中，给观众以亲历的“现场感”和“参与感”。

《人间》通过宣传语始终强调“正在发生的事件，共同经历的情感”。事实上，如何把那些过去完成时的事件做出正在进行时的状态和效果，是很多栏目正在努力而尚未达到的。在以往情感类谈话节目中也经常存在这样的问题，总感觉是嘉宾把那些路人皆知的“陈芝麻烂谷子”翻来覆去地到处讲，但主持人却做认真倾听状且频频点头，以示敬意等等。另外，让情感与观众一起“共同经历”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把观众真正吸引到节目内容之中，在积极互动的现场感中主动介入节目的情感交流之中，目前鲜有栏目能达到这一点。

《人间》力图通过调整事件的时态进程来改变这一点。在选题阶段，《人间》十分注重把正在发生的事件作为选题对象，然后通过编导的跟踪来记录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有时甚至主动出现在镜头前，与当事人共同推进事件的进程。与此同时，栏目始终以“情感”作为视角，专注于事件过程中当事人情感变化的揭示和发现。对于过去的事实，《人间》并没有满足于反映一个结果，而是对此进行“过程化”的改造，达到一种假定的现在进行时态。无论是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还是对过去事件的过程化的改造，其实都是发挥电视媒体优势的一个反映，因为电视作为一个借助影像在真实时间中传播信息的媒体，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对过程的记录和反映，《人间》就充分利用和挖掘了这一点。同时，《人间》尤其注意把情感的冲突置于正在发生的事件过程之中，使事件产生了与电视剧一样的戏剧性效果。在演播访谈和后期编辑过程中，《人间》十分注重叙事过程中故事化叙事手法的运用和情节中戏剧性成分的挖掘，使事件的进程与情感的表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观众既在事件进程中得到了情节收视的需要，同时也得到了情感抚慰的需要。

在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正在发生着诸多戏剧性的故事。对这些故事的记录，其实就是把真实的生活呈现在观众面前。像电视剧中的主人公一样，访谈类节目的嘉宾是决定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对于边缘情感的关注，其实质就是对社会一个个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的关注，所以在嘉宾选择上，《人间》十分注重发现那些具有亲身情感经历的嘉宾，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当当事人出现在演播室之中时，几乎相当于本期节目成功了一半，如袖珍女黄莺、曾经未婚先孕的姚小明、有钱征子的王大妈、为前夫赎罪的有情女子周洁等。不可替代性就意味着稀缺性，这种稀缺性的嘉宾资源对于收视率的提升有着很好的效果。

第三，在运作方式上，《人间》注重发挥编导的主体作用，重在优化节目的事件进程和内容比重。

以往类似栏目，编导所要做的工作大多只是与嘉宾沟通、编辑一些穿插性的小片等，最终成品节目的主体内容则体现为主持人与嘉宾的演播室交流，而编导的作用则很难显示在节目内容之中。《人间》则十分注重发挥编导的主观能动性：除发现并记录当事人之外，编导更多要充当当事人情感见证者的角色，此举增加了影像的现场感和亲历性，有时编导甚至帮助当事人一起推进这桩情感事件的进程（如《袖珍母女寻亲记》等），成为情感事件的参与者。可以说，编导户外采访的内容，极大地充实了演播室访谈内容的深度，同时这种努力也调整了以往访谈节目“口水过重”缺乏硬性内容支撑的局限，使得主持人的室内访谈与编导的室外采访两者之间在内容比重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均衡的比例，而且整体上使得栏目内容更为厚重和充实，为事件的情节推进和叙事的悬念营造打下了基础。

另外，在《人间》的节目进程中，编导与主持人实现了室内与室外的良性协调：户外冲突较为激烈的，主持人在演播室或者只做适当引导即可，或者把户外情感引入到演播室当中来点爆，使当事者双方发生冲突，而在“度”的把握上，这种冲突还不至于超出主持人的可控范围。总之，编导地位的提升，形成了由编导—主持人—嘉宾三者共同组成的“三驾马车”，作为栏目进程的推动力量。这一改进手段促使节目进程和内容比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三、《人间》的社会价值及其方向

《人间》良好的发展势头为其将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它出现才不到五个月的时候，总结其社会价值似乎有些为时过早。但是，从目前现有节目来看，笔者认为《人间》的社会价值以及其方向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

第一，《人间》为大众提供情感交流渠道，弘扬人间真善美。

电视作为一种影响颇广的大众媒介，本身就肩负着为大众提供情感交流与宣泄的服务功能，即使是在媒介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电视也在客观上发挥着这种作用。我国当前纷纷出现的关注私人情感的栏目、节目，它们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拓展了电视传播的内容，增强了电视媒体反映生活的能力，也增强了电视媒体的亲和力，而且关键是为人们的情感交流与情感宣泄提供了一个渠道，搭建了一个平台。通过让私人情感进入作为公共领域媒介的电视传媒，尤其是进入采用了人际传播形式的电视谈话节目，个人的经历、感受可以在轻松的交谈中与更多的人分享；而观众在观赏节目的过程中，无论是欢笑还是流泪，都会在被感动的同时，填补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情感缺憾，满足人们内心对理解与爱的需求。另外，我国的电视媒体区别于部分西方国家的地方，就是非常主动地扮演着宣传与教育大众的社会角色，承担着改造人们精神世界的社会责任。在对私人情感的表现过程中，《人间》不是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而一味地去暴露个人隐私，而更多地是将它与主流文化价值要求相一致的方面展现出来，通过开掘私人情感故事中的真实、善良、美好让人们受到感染。无疑这有助于人们破除眼前人际关系中冷漠、隔阂的层层迷雾，看到现实生活中温暖与光明的一面，树立积极生活的信心，鼓舞人们勇敢地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对社会风气起到积极健康的引导作用。

第二，《人间》为大众提供人文关怀，发挥电视媒介心灵抚慰的功能。

人文主义思潮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斗争过程中诞生的，虽然在当时它把资产阶级的特性装扮为全人类的普遍人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承认人是有目的的，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却具有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精神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成为人类文化体现出的最根本精神。电视传媒的出现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也正是通过对人自身的不断关注与尊重，才受到大众的喜爱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它也理应继续关怀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与人生的意义。但是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媒介，又常常容易卷入“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怪圈，以“时尚”、“隐私”等招牌满足着人们当下暂时的快感，内容流于表面与肤浅，而不去关心观众内心深层次的需要以及生活中的沉重。《人间》以对人们情感隐私的“有限度”地进入，“直指人们的生命体验与心灵秘密”，又不为了满足观众窥私欲而越走越远，而是挖掘其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出了较浓郁的电视人文关怀色彩。在私人情感故事中体现人与人的关系上，《人间》突出强调了“理解与爱”的主题，普通人的亲情、友情、爱情故事中总是写着相互理解与无私奉献，使人生的价值、意义在相互扶持中得到升华。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间》则通过对私人情感最真实一面——无论是欢乐、悲伤，还是痛苦、幸福——的回归，让人们在坦诚相见中对自身价值产生认同。特别是《人间》把目光投向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内心领域，使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世界由私人生活中的“被遮蔽”、“不可见”状态转化成大众媒体中的“公开的”、“可见的”状态，其中大量节目都表现了普通人的情感在困难面前依然坚守着“真”的姿态，不仅肯定了生命中的沉重对于人生历程的重要意义，而且歌颂了平凡之中孕育着的伟大。这种富有特色的人文关怀取向，体现了我国电视传媒的特殊性，符合我国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

应该说，一个栏目刚刚推出不到五个月的时间，能够实现如此的成绩，在目前收视竞争如此激烈的竞争态势下，实属难能可贵。目前，栏目已经成为各家卫视彼此区分内涵，避免同质化竞争的主要形式，探析一个栏目短期内取得成功的经验与模式，无疑会给当前电视界带来新的启示。此处关于《人间》栏目的分析，只是挂一漏万，但是它对此类栏目及其相关栏目的生产与传播的意义恐怕就不局限于此了。

（本文与张国涛合作，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四题

2008～2009年的中国电视荧屏上，一批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为主题的各类电视节目隆重推出，形成了一道浓墨重彩的亮丽风景。在众多此类节目中，由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策划推出的20集系列片《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以其细腻、质朴而又颇具力度的笔触，描摹了30年来一个庞大而又时常被人忽略的重要群体——打工妹，鲜为人知的生活与心路历程，成为改革开放30年纪念宣传热潮中一道别致、独特的风景。

《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这部系列片历经半年的拍摄，行程达数万公里，深入数十个拍摄点，跟踪寻访了数百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素材，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媒介行动。

一个目标：构建打工妹真实生存境况的影像史

20集的《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选择了30年来发生在打工妹这一群体中最为典型、最具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人物、故事、事件，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外资企业招聘的第一批打工妹到近年来最新一批的打工妹；从这一群体最集中的深圳到北方的若干大中城市；从脚踏实地的一线工人到浪漫多情的民工诗人、画家；从她们的日常生活到她们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从她们的磨难到她们的维权；从恋爱、婚姻到她们的社会网络，跨度之大，人物类型之多，涉及领域之广，都是以往电视荧屏上少有的，几乎涵盖了打工妹这一群体30年来真实生存状态的方方面面，同时也相当深入地触及了这一群体拼搏奋斗、悲欢离合的心路历程，用大量一手的采访拍摄，记录了打工妹30年来心路历程相当完整的影像，堪称关于打工妹的极具分量的影像史。

两个重心：生存与创造

纵览全片，可以看出主创者主要着力于两个重心的纪录与表现：一是打工妹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展示和再现；二是对打工妹独特创造能力的揭示和表现。在对打工妹生存状态的展示和再现上，该片聚焦于这一群体的艰难、坎坷而困苦的真实生活境况。我们记住了片中谢雪冰为了自己的梦想，误入福建农村被卖作当地农民的妻子，养育了三个女儿，想走而无法出走的故事；我们忘不了刘玉秀为了实现自己的画家梦而挣扎在社会底层，连一张安居的床铺都无法拥有的窘迫情形；还有片中的几乎所有打工妹都经历过的背井离乡、艰难度日、伤病缠身、遭遇歧视等等令人欷歔的生活磨难。这些人物故事给予了我们关于打工妹最真实、最令人信服的生存状态呈现。该片另一个重心则是创造，这也是该片令人敬佩的发现所在。如果说关于打工妹生活境遇、生活状态的展示与再现并不为奇的话，那么该片难能可贵之处则在于，对打工妹为国家、为社会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独特创造的深刻揭示和表现。我们可以看到郑艳萍不仅为自己打拼出一片天空，而且把兄弟姐妹全部从农村带入了都市，完成了从农民到新一代城市主人的历史性转型；我们可以看到70多岁的王璞玉放弃处长职位，带领一批批打工妹开创新生活的传奇；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陈玉英历经十年为死去的姐妹到处奔走，才最终促成了《劳动法》和《安全生产法》的出台；吴静、付洪琴、靳福香从工伤的痛苦中走出来，像秋菊打官司一样，最终迎来了《妇女权益保护法》的出台；胡晓梅从打工妹变成最受欢迎的电台播音员更是实现了令人叹服的跨越。正是打工妹们矢志不渝的努力、奋斗才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推动了新的法律的出台，改变了社会对她们的偏见，也创造了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新的生活境界。

该片真实地描摹了打工妹的生活状态，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群体独特的生活创造，使我们获得了对打工妹这一群体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