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反微软垄断的人士打出要求开放源代码的标语；尽管有视窗系统的后门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微软终归只是一个商业产品，所以陈永正的政府关系基本上也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市场基础之上的。而体育在中国则一直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国家体育总局是国务院的直属部门。这里的政府关系就不像商业领域里那么简单了，不仅仅涉及到利益，还有主管权力，国家形象，事业发展以及个人升迁等一系列因素。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除非NBA中国的活动对于CBA有着马上见得到的益处，否则国家体育总局的反对恐怕要比反微软垄断的个体力量大得多。
新媒体在颠覆体育？
（2007年11月）
最近的三四年里，新媒体的概念越来越开始颠覆现存媒体的传统，美国的《时代》周刊去年的年度人物竟然用了一个抽象的“YOU”，寓意着在新技术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向世界发布消息、申述观点、推销自己、影响别人。
在体育世界里，新媒体同样在动摇着过去形成的平衡。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国际奥委会虽然还没有公布和中国大陆有关方面就新媒体版权最后达成协议，却已经在台湾和香港完成了交易，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广播电视中心里面将第一次为新媒体公司安排位置。
其实作为媒体形态，只要是一种和过去的传播手段不同的媒体出现，都可以称之为“新媒体”，就像广播对于报纸、电视对于广播。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新潮的文字而已。
作为还没有觉得老的电视媒体过去的主管，我经常在问这么几个问题：
在体育赛事的传播上面，新媒体新在什么地方？
在公司的运营上面，新媒体的新的赢利点在哪里？
在未来的发展上面，新媒体是将传播比赛当成目的还是手段？
最后，新媒体是体育赛事组织的另一个财源还是颠覆者？
谁能回答我？
我先试着自己回答。
第一个问题，对于将体育赛事当成只是另一类新闻的人们，新媒体的出现可以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从网络上、手机里迅速得到各种消息，在这一点上讲，新媒体填补了家里的电视机和车里的收音机的不足。但是对于将观看体育比赛作为一种生活乐趣的人群来说，新媒体的存在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对于他们欣赏过程还有伤害（如果看录像的话）。尽管现在有网络视频、IPTV、手机电视等多种传统电视之外的视频传输方式，但是它们的质量在近期内是没有办法和传统电视相比的，更不要说不远的将来出现的高清电视了。而视频首先是为了让人们看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行了几年VCD，但是很快就被DVD取代了，原因就在于它的画面和声音质量不行。
当然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向传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互动”。这是公众媒体与个性传播的不同，也是新媒体的最鲜明的传播特点，去年《时代》周刊的“YOU”指的就是这种特性。互联网在我国发展得这么迅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形成文字或者图片传播给别的不相干的人群，也就是“发表”，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非你冒着“非法出版”的风险。然而，“互动”对于愿意将自己的日记给别人看的人们当然重要，但是对于要观看比赛的人们来说，他们中有多少人希望在观看的同时“互动”呢？
第二个问题，近些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体育赛事的新媒体版权费用屡创新高，我有时候发问：他们如何将投入版权的费用赚回来呢？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遵循着的传统媒体赢利方式，即广告收入。所以我们这些人在购买转播权之前要有一个大概的广告收入预测，虽然不能要求每个项目每场比赛都有足够的广告进账，但是一年算下来则必须至少收支平衡。然而新媒体的支出标准是未来的赢利预期，有了预期、有了内容，就会有投资者，而投资者的收入则主要在资本市场上。这就造成了体育赛事新媒体版权费用与其现实收入数字相背离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些传统媒体的人们目瞪口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资本市场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上面问题产生出来的连带问题：新媒体版权的购买者是为了将他购买来的赛事进行最大规模的推广和传播，还只是将这些内容作为吸引更多投资的手段？当然，购买者们会说，花大价钱买来的东西一定得充分利用。但是由于新媒体传播手段的不足，尽管赛事在网络上的接触面可能会很大，一场比赛消息的点击率可能几百上千万，然而对于赛事过程的有效传播却很小，一定不会有太多人从网络和手机上面看直播，除非他们看不到电视。而且所有的热门赛事的转播权都会是独家性质的，无论是传统电视台还是新媒体公司，为了确保自己的独家，版权购买者不会与其他传播媒介分享，否则也就不会花大钱去购买了。
第四个问题，这就又给赛事组织者一个难题：就出售的这个赛事来说，收入是足够了，但实际上这是赛事组织者从未来中预支。如果新媒体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传播的短处的话，这个预支的未来就可以变成永久的现实；如果由于短期内从新媒体得到的高版权费收入带来的却是赛事影响的下降的话，观众的兴趣、赞助商的支持、传统媒体的冷落则并不是赛事组织者所愿意看到的。
结论：不考虑我过去和现在的位置，仅仅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不认为在体育赛事的领域新媒体可以在见得到的将来成大气候，特别是在高清电视普及之后。除非人们不再喜欢观看体育比赛，而如果人们不爱看比赛了，新媒体的体育版权也同样失去了它的意义。
但是，也可能这个结论最后证明我是一个老顽固，谁知道呢？
对中超的建议
（2008年2月）
2007年的中超联赛结束之后不久，我在同一天里看到了两条关于中国足球的新闻：一个是长春亚泰球员回答记者的提问：夺冠的感觉？想到过，在梦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另外一个是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宣布：中国的注册足球人口从高峰时的65万降到了现在的3万人！如此下去，中国足球没有明天！忧虑之情力透纸背。
一时的愉悦和长期的呆滞，应该就是目前中超的真实。尽管今年的比赛平均每场上座率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尽管有几场比赛的确精彩，终归难掩那无言的尴尬。
当然，批评甚至谩骂是容易的，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事情评头论足。但是，若是问一声：如果你在中国足球的管理职位上，你会做什么？中国的足球不乏评论人员，需要的是实际的操作。所以建议中国足协利用网络进行这样的讨论：假如你是中国足协主席。
对于中超，我以为有这么几点是应该考虑的：
首要的是提高产品质量。体育走向市场之后，赛事和球员就成为了产品，但是在市场体制之下，产品是不可以自动成为商品的，只有卖得出去的产品才有市场价值，才可以成为商品。而产品若要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最重要的就是质量。所以中超的管理者应该先想怎么去提高联赛的质量，然后再琢磨怎么去出售它。
再一个就是降低成本，放低姿态。一个联赛不是加上个“超”字就可以真的变成“超级”的。我们国家的足球观众、市场规则都还处在刚上路阶段，是不好和英格兰比的，尽管他们的英超联赛不过从1992年才开始。所以最好将自己和篮球排球等联赛放在一个平面上考虑，不要摊得太大。运动员的工资，俱乐部的奖金，比赛的开销都不要向发达国家联赛看齐，何况我们的开销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足球联赛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到国外训练比赛是为了挣钱，而我们的俱乐部也经常在联赛之后去国外，不过是去花钱，有时候还打架。
第三是形成足球社区效应。体育市场最主要的是观众，而观众对于足球的热爱在于群体向心作用，城市俱乐部就是这个向心力的集中点。以城市为名的俱乐部容易对这个城市的球迷形成“家”的感觉，而带有商业色彩的冠名，特别是经常变换的商业冠名会给当地球迷一种陌生的感觉，下意识里会觉得这是某企业的球队而不是“我”的，所以取消冠名应该是一个重要选择。
第四是改变赛制，分成南北两区。中国这么大，不像欧洲，一个国家内的气候、交通情况各城市基本一致，所以并不一定按照欧洲的足球联赛赛程设计。记得去年有过讨论，结论是若分区联赛即死亡，对此我还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第五是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这个团队并不一定懂足球，但是一定要懂市场。当然了，并不是懂市场的人就一定不懂足球。他们的存在不是教球员怎么踢球，而是将这些人踢的球卖个好的价钱。
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对长远的目标，中国足球联赛之所以几乎和英超一起起步但是天壤之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急功近利。而这一点是我们目前的官本位体制造成的，怪不得哪个具体人。
足球成为了市场，那球赛和球员就成为了商品，联赛就成为了商业行为，而联赛组织者和参与者就成为了经营者。企业赢利的模式虽然不同，但是基本因素是一样的，那就是提高商品质量，降低营销成本。对于足球这个商业行为来说，不同的是商品和商业行为的主体是人，由于现在社会整体商业道德的缺失，球员和球赛的质量就更加不容易把握。但是既然是商业属性，就可以找到提升商品质量的规则，而制定规则正是中国足协该干的正事。
呼唤体育界的“独裁者”
（2008年5月）
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看过一本介绍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智囊团的书，书名叫《出类拔萃之辈》，对这一帮人的能力印象极深，也是这一帮人后来出了“水门事件”。
后来对美国的民主政治观察多了，发现了这么一个结论：美国拥有的是听起来让每个人都舒服的名义上的民主，例如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等。但是治理国家和企业的手段却是相当的独裁，例如当选总统从来不讲“任人唯贤”，只有“任人唯亲”，例如公民可以上街去骂总统，却不会在公司骂上司，除非你之后会选择“自由”地走开。
细想起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选择领袖的时候运用民主的方式是为了使得这个领导者尽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既然选择了他之后，就要给他足够的权力来领导，如果事实证明他不具备领导能力，那就再用民主的方式将他选下去好了。
并不是我突然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兴趣，而是想到了国际体育方面的发展。凡是一个发展良好的体育协会，凡是一个组织出色的运动会，突出的特点都是有过一个“独裁者”。这个人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却换来了这个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功。
最有说服力的是三个著名人物：萨马兰奇、阿维兰热和内比奥洛。如果没有萨马兰奇从1980到2001年20年的不懈努力，国际奥委会不会像现在这么有力量，奥运会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抢手；如果不是阿维兰热这个巴西长者从1974到1998年执掌国际足联24年，他的继任布拉特先生也不会这么轻松；国际田联的前主席内比奥洛过世太早，想当年国际田联在奥运会里面的地位可比现在高多了。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人，他只对他触摸得到的领域有责任心，特别是当这个领域还是处于萌芽状态时。创造者是会将作品当成自己的生命的，尽管他也会知道这种拥有不会永远。
我有的时候在想，中国的体育特别是市场体育，如果说1994年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可以算作开始的话，到今年也已经14年了，而今年的今天，似乎还是在摸索，而且这种摸索也似乎看不到尽头。为什么？
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官本位”体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管理者都是官员，而官员最关心的是他在“官本位”体制中的位置，其次才是他所管理的“单位”。而且这个体制不鼓励长期执政，每个官员都会有比较短的任期。从政治体制上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防止了独裁带来腐败。但是在经营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导致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体育如果真正地走向了市场，它就应该是经营。
所以，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中国体育的协会主席可以连任15年，中国的体育市场就成熟了。
中国体育电视的救赎
（2009年8月）
2009年的夏天，对于投资中国体育电视的人们，无疑是一个难忍的酷暑，难忍到不知是否可以熬到秋凉。
红火了一年的CSPN——中国体育电视联播平台，在这个八月之后我估计会迅速地迎来严冬。我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联合是地方台体育频道必要的生存方法；我也说过，这样的联合需要充足的资金、严格的预算和随之而来的精干的团队。
热闹了半年的青海卫视壹体育，自七月份开始已经随着NBA和CBA的结束而偃旗息鼓；新赛季开始时人们是否还可以从那里看篮球则不得而知。在我国，外人承包一个电视频道是不可能干长久的，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有着太多的“先烈”。
天盛欧洲足球频道是另外一类先驱，它走的路其实没有错，唯一的原因是“在中国”。在中国，“电视”不是商业机构。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国际体育界却在因为电视业的竞争而欢呼，因为这个竞争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英超联赛的国内版权每年将近20亿英镑；意甲联赛的每个赛季国内电视收入也将达到10亿欧元；国际足联每届世界杯的转播权费已经超过了35亿美金；国际奥委会也开始打破原来只和观众覆盖面最大的电视台谈版权的传统，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