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不同领域都曾经或总是面对过类似这样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向哪里去，如何才能到那里。
对于新闻改革而言，理论思考的意义在于确定“我们是谁，将要到哪里去”，而回答“我们在哪里”，就必须贴近地面，剖析脚下的土壤。只有完成理性思索、了解现实，找到两者的差距之后，才能为解决“如何到那里”提供具体的方向。因此，在上编——《理析编》中完成新闻功能扩张的规律之后，我们在本编——《调研编》中，选择当下有代表性的广电新闻栏目个案作具体分析，以概括我国广播电视新闻的总体状况，将变革中的冲突、合作关系还原为利益幕布后的各自代理人，为廓清现实作出努力。
本篇采用的是体验法、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的综合研究方法。课题组成员有过多年地方台、中央台工作经验，为体验法提供了可能；2004年底到2005年初，课题组分赴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和甘肃五地的电视媒体，对10个电视台、56个电视新闻栏目的分管台长、频道总监、部门主任、制片人或主编，以及一线记者编辑共115名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三家媒体的十余名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课题组还将辩证分析以港台为主体的学者和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获得对现实的更深了解。
如果把电视新闻栏目定义得更加广泛，那么包括专业资讯栏目、娱乐新闻栏目、新闻谈话栏目，全国从中央到县市台的新闻栏目将以万计该数据无法统计，只能依据20世纪末全国登记注册的无线、有线、教育台合计3280多座，平均每家电视台占有三四个频道做出数量级上的判断。面对如此数量众多、类别庞杂的新闻栏目，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有限的人力做全面的梳理、研究，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本编将延续上编中对新闻改革过程实际是新闻功能扩张在各种利益争夺中“拉锯战”的认识，根据功能特征作为栏目的分类、取舍标准，选择改革进程中的难点、重点功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新闻需求日益细分的今天，各个新闻栏目的定位也更加明确、单一。尽管还有极少数栏目体现着多种传播功能，但绝大多数栏目要么突出某种特定的功能，要么干脆只寻求单一功能定位，以在竞争中确立鲜明的形象标识。我们把“告知”功能定义为保证公民对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关乎基本生存信息的了解；“宣传”功能具体为对执政意识形态的阐释、论证、保护；“监督”功能则集中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其所掌握公共权力进行主观故意的公共利益侵占行为的揭露报道方面；以促进民情、政情上下通达，营造理性、平等的公共空间作为“沟通”功能的主要特征；以提升国民人文、科技素养的文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报道归于“教育”功能的体现；把方便受众日常生活的辅助类信息归入“服务”功能；最后，把单纯以满足受众感官享受、刺激为收视兴趣点的报道定义为“娱乐”功能的范畴。在告知、宣传、监督、娱乐、教育、服务、沟通等功能类别中，我们都能在其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新闻栏目，比如依次可以为《整点新闻》、《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体育新闻》、《文化报道》以及近年来在地方兴起的以《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
我们还认为，广电新闻改革发展到今天，改革的难点已不是形式上的创新，而是内容上的突破，尽管我们依然承认包装的能力不足；改革的重点不是娱乐和教育，而是在监督、沟通以及看似得到充分实现的宣传不代表“告知”已经无需努力，而是以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为“监督”、“沟通”中应有之意。所以类似《第一时间》这样的栏目只能在有限的考察篇幅里舍弃。虽然娱乐化的浪潮已经对严肃新闻的领地一再侵蚀。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在以后的探讨中重点关注以下栏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纵横》；河北电台的《阳光热线》；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南京零距离》和《1860新闻眼》。
【第四章】五类栏目：当下广播电视新闻实践中的个案分析
在宣传功能方面，以《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为龙头向下延伸，基本代表了大陆地区广电新闻宣传的总体格局；在监督功能方面，《焦点访谈》、《新闻纵横》延续了《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的代表性。不同的是，宣传功能的栏目在意识形态方面力图建构，监督功能栏目的本意也是建构，但不经意间为其赢得巨大声誉的那些节目往往又在扮演解构角色。而河北电台的《阳光热线》，作为近年来地方探索舆论监督的后起之秀，成为广播新闻界比较有影响的新兴代表；在沟通功能方面，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虽然有部分选题与《焦点访谈》类似，但解析的角度更多的是指向深层的体制性弊端。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是近几年来地方电视新闻的代表，前者开创了被称作“民生新闻”的地方新闻时代，后者则曾经试图建立“公共平台”的标识，把民众参与作为沟通功能的主打推向前台，引发了业界、学界对公共新闻的热烈讨论。
分析的目的，在于考察宣传、监督、教育、娱乐与服务、沟通等新闻功能的表现、分化与演变，为评价当下广电新闻实践的表现确立坐标。其中，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两项将是观照的重点。
4.1语塞的宣传者：《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
对于“联播”类节目，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入眼”之后是否“入心”，就是正视它“宣传”之名下意识形态建构和信息的政治沟通效果如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美化形式吸引观众的收视兴趣上。对于《新闻联播》而言，仅注重形式的评价很可能忽视观众收看时买椟还珠般的结果，也掩盖了问题的真正所在。
大众传媒具有易被“把关人”控制的特性。在已有的传播学研究中，综合的基本理论框架都认为政治权力是对媒介组织的直接正式控制要素：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论支持，本节的个案分析始终坚持首先从政治控制视角切入。在明确了政治控制在新闻节目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之后，紧接的问题是政治控制如何确认把关的评定体系，以及如何通过组织传递落实评判结果。
创办于1978年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是中国寿命最长的电视新闻栏目，历经自封闭至开放这一时代变迁；自县市到中央，《新闻联播》的“主新闻”系列格外齐整，构成了中国特色鲜明、风格统一的最为庞大的栏目集群；出身显赫、政治属性最强，在各类新闻栏目身处功能中心，成为关注焦点，这可以从1981年的两项规定、审片级别到人员待遇、技术装备得到证明；收视群体最为庞大，常年稳定在3.5亿左右，列全球单一新闻栏目之冠。在广播方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六点半播出的《全国新闻联播》，成立于1951年5月1日，在电视成为第一媒体之前有着比《新闻联播》更加辉煌的历史。两者基本上属于一类节目，内容上也有很大的重合度，同样要求全国地方台无条件转播。两者都是着眼于全国，比较宏观，时间长度也一样，新闻价值标准也基本类似，故以下以《新闻联播》为代表加以分析。
对于《新闻联播》担负宣传功能的栏目定位，制作者非常明确。这从央视编撰的《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与播出》一书对其工作流程和编辑原则的记述中，很容易发现：每天的9：00、14：00、20：00，由新闻中心值班主任召集三次新闻中心报题会，传达通报最新宣传精神与宣传口径。筛选各部门记者新闻选题，确定入选当日《新闻联播》的题目，而后由各负责人督促、准备；而被内部规定为《新闻联播》编排五大原则的前两位，都紧密围绕“宣传”服务。首先确保中央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政活动，以及党中央重要政令在《新闻联播》第一段落播出，“《新闻联播》是党中央的喉舌，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干部群众每日收看《新闻联播》就是要看中国政府的立场”。第二是围绕阶段性宣传战役，保证重大典型、系列报道的优先播出。“鲜活的事例、生动的报道具有打动观众、统一思想、教育群众的宣传效果”。
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运作方式和编辑原则，使得《新闻联播》作为一个日播节目在通常社会状况下表现出相当稳定的内容特征。所以，这里随机选取中央电视台2005年5月29日的播出节目，作一个简单的内容分析，意图为随后的深入分析提供感性材料。
最为简单的评价体系就是二分法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就形式而言，《新闻联播》近年来确实改进很多，引进了现场直播，记者现场报道增多，注意新闻现场、新闻人物的声音拾取。而常遭诟病的“报告式”播音方式和“公文式”新闻语言，当然缺乏人性传播的魅力，但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栏目特殊属性，决定了播音员和解说词不得不放弃个性表现，而只能符号化出现，以免影响代表政府表态的官方形象。
在广播领域，《全国新闻联播》也是选择以宣传“应知”信息为报道的第一标准。“从投入来说，我们开编前会也好，开什么会也好，主要研究的选题就是这两档节目。别的选题没有很重视地去研究，下放给部门了。而且现在调动的人力也是最多的，记者站、采访部等，各个部门都为这两个栏目供稿，别的节目都没有这样。”并且，“这两个重点栏目来自中宣部的指令性报道，可以说占的分量不是很多，但也可以说是很多。虽然每次中宣部指令性的报道在里面就是三到四条。如果按条数来说，这个比例并不大；但是如果从突出重点来说，占了一半。现在来说，我们《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这个栏目是规定的，《科学发展观》是规定的《永远的丰碑》、《时代先锋》都是规定的，这些往往篇幅比较大。”
评价一类新闻栏目是否需要改革，决定性的标准不是形式上如何尽善尽美，而在于是否完成其赋予的功能。对于《新闻联播》类的栏目而言，定位于“宣传”已是各方都认同的事实，比如内部人将其比拟为“党中央的喉舌”，外来者将其描述为“指令型传媒体制”下的“舆论公司”。感情色彩的不同，在于立场选择的差异。如果不回避的话，海内外对于传媒角色的各自表述，其外壳下是对于根本政治体制的分歧。尽管对于这样的分歧，顾准在半个世纪前就预言两者必然会融合、竞长。但无论如何，对于“宣传”功能的褒贬在情绪上是显见的。因此，在评价《新闻联播》类栏目的所承载的功能实现时，一个不得不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暂时置身局外，对“宣传”功能做一个学理的正名。
和平时期“宣传”的目的，并非如同战争年代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在于协助政治控制。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政治控制指的是国家为了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对社会进行规约与调整的过程，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控制活动，只不过有专制和民主之分。政治控制存在一个限度问题，过度与不足，都会对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前者表现为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抽取、对社会集团与成员的管制和规约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后者将表现为安全、秩序等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以及社会力量孱弱时国家无法提供社会足够支持，培育社会成长。
当代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通过组织、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群众运动等控制要素完成的。显然，对于新闻而言，国家是通过组织和经济制度控制媒体，进而运用新闻成品的宣传功能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建构和群众动员。对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建构，“意识形态”不再是19世纪初拿破仑赋予的贬义色彩，其在国家运行中的重要角色得到公认。恩格尔（Engel A.）概括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功能：提供认知结构，人们据此来认知、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提供规范的公式，即对于个人的与集体的行动与判断的指导；整合冲突；促成自我认同；提供目的与行动的承诺，因而成为个人集体生活的动力。对于群众动员，类似于“文革”的群众运动已不可能，而变为群众动员时必须的政治沟通。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权威媒体的权威栏目发布的官方信息。对于电视新闻而言，《新闻联播》无疑担当的正是这一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