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球
2007年夏天，北京电视台一条纸馅包子的假新闻，震动全国上下，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这个似乎有点陈旧的话题再次成为新闻界讨论的热点。围绕“深化三项教育，治理五大公害”这一主题，笔者也凑个热闹，对记者的职业精神进行一些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自古以来，职业就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天长日久，职业在饭碗的基础上衍生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就是由职业的特定社会分工和特定的社会责任升华而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依托于长期的职业实践并对职业实践本身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崇高的精神就是职业精神。医生的职业精神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军人的职业精神是保家卫国，不怕牺牲；企业家的职业精神是创造财富；政治家的职业精神是勤政廉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么，记者的职业精神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真实报道，提供意见，其职业精神中最主要的就是讴歌真善美，针砭假丑恶。为了实现这两点，即使牺牲记者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舍生取义；表现为记者个人的情感取向时，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情感，这种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职业精神的形成，是几代甚至几十代职业人的血汗付出累积升华而成。记者的职业精神同样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场“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各种揭露和抨击社会假、丑、恶现象的报道层出不穷，最终导致美国社会的改良。“扒粪”或者说舆论监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记者的职业精神。为了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中国新闻事业的先行者林白水、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前赴后继，形成了中国记者“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传统，对推动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盟”（IFJ）对2007年死亡记者人数进行了统计，称这一年共有171人死亡，比2006年177人的纪录略低，其中134人死于谋杀或暴力行为，37人因执行任务时遭遇突发事件致死。该组织称，伊拉克吞噬了65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生命。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表示，2007年至少有64名记者因工作丧生。虽然两个组织的统计数字不太一致，但这些数字表明，记者和士兵、警察一样，是个危险的职业，为了向世人报道真相、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铲除丑恶现象、推动社会进步，记者们义无反顾，这种求真不畏死的精神，就是记者这一职业世代相传的崇高精神。
2007年的夏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又让人看到了记者的职业精神在闪光。《南方周末》为此向最先报道此事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记者付振中致以年度敬礼。然而，随后出现的“纸馅包子”事件还是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记者职业精神的缺失和沦丧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为什么记者的职业精神会缺失和沦丧呢？笔者认为，从思想根源来看，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是最主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之窗打开之后，各种腐朽思想也不断渗透进来，其中拜金主义来势迅猛，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沦丧开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媒体的记者不能生活在真空中，其中的害群之马将媒体报道权或者说社会话语权拿来做金钱交易，从而导致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这三大恶行滋生蔓延。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见记者这个职业有利可图，更是假冒记者招摇撞骗，败坏了记者这个崇高职业的名声，于是社会上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者。
“新闻民工”这样一个尴尬而卑贱的职业地位，是造成记者职业精神缺失和沦丧的体制性原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媒体的规模和人员日益膨胀，由于编制有限，许多新闻媒体大量招聘编外人员在采编一线工作，结果在同一媒体内，既有行政编制的公务员，也有事业编制的老记者，还有大量聘用制的记者和临时工。很多聘用制的记者甚至连一份正式的合同都没有签，“新闻民工”现象由此产生。在同一媒体内部，“新闻民工”往往是工作量最大的人，同时又是福利待遇最差的人，“青春饭”吃完，一旦“人老珠黄”，就随时面临被扫地出门的穷途末路。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障不如意，在媒体中地位卑贱，使得大量“新闻民工”对为之工作的媒体和整个新闻事业缺乏归属感，对职业缺乏忠诚感、自豪感和崇高感，对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和命运前途深感焦虑。记者既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混饭吃的工具，那么，能捞一把就捞一把的想法难免不会产生。根据公开的消息，“纸馅包子”的炮制者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临聘人员，也就是标准的“新闻民工”，而他造假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和出名。笔者认为，“新闻民工”这种深层体制性的问题不解决，记者职业精神的重塑就难以完成。
记者职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针砭假丑恶，这也是记者的社会责任。虽然舆论监督报道的环境日渐宽松，但2008年年初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拘传记者的事件，却令全国的记者同行感到心寒。因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法人》杂志社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当地公安部门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一些领导或部门动用公权甚至国家暴力机器来对付记者时，记者的弱势和无助是非常明显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在饭碗、人身自由和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少记者只能选择沉默，多栽花少种刺，记者抨击假丑恶的职业精神自然而然也就逐渐丧失。因此，舆论监督的社会环境和对记者职业行为的法律保障不健全，也是消融记者职业精神的重要原因。
记者职业精神的缺失和沦丧，还与市场经济中媒体本身的道德失范和公然违法有关。现在的媒体，大部分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性质更多一些。要想在激烈而又不公平竞争的媒体大战中求生存、谋利润，有的媒体往往存在一些道德失范的操作，如低俗报道、不良广告等。有的媒体为了获取广告，甚至动员记者对一些企业做负面报道，然后等企业上门“了难”，勒索广告费。为了压低劳动力成本，有的不良媒体不惜违反《劳动合同法》，不与记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买社会保险，非法剥夺记者应有的休息权和休假权，并定下种种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如末位淘汰制、零工资制度等。代表正义的媒体本身就缺乏正义，担当道义的记者自身的道义却无人担当，要求这样的记者具备崇高的职业精神，恐怕是痴人说梦。
职业精神教育的缺失也是记者职业精神缺失和沦丧的另外一个原因。当今的一些教育机构，重视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相对忽视。即使是新闻专业的教科书，也对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语焉不详；而新闻媒体的培训，更是偏重技术技能。很多刚刚踏上记者岗位的大学生由于判断是非的能力差，很容易受一些不良习气的感染，一张白纸很快就被涂黑了。此外，职业准入的门槛太低也是记者职业精神消解的一大原因。当今，许多的媒体从业人员并没有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或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或编辑记者职业资格证，有的只是所在媒体的一纸工作证，竟然也可以从事记者工作，可以到处采访。这种现状导致记者满天飞，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无德无才的大有人在。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记者职业精神的缺失和沦丧是多重原因造成的，要想重塑记者的职业精神，必须多管齐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要大力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批判拜金主义；从体制上来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媒体的运行体制和用人机制，让广大记者同一身份、同工同酬、同享保障，消除“新闻民工”。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应尽早立法，让记者的采访活动尤其是舆论监督有法可依，赋予记者相对独立的采访报道权。从媒体母体的建设来看，可考虑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台，由政府全额拨款，重塑媒体的地位，使其成为主流精神和媒体道德的引领者，以媒体母体的健康来保障记者职业精神的健全。另外，从行业协会的建设来看，进一步加强记者的行业协会——“记协”的工作，将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交给“记协”，让这个协会不仅真正成为广大记者权益的保护者，而且要成为记者职业精神的守望者。
参考文献：
陆高峰：《体制之痛：谁来给“编外记者”雪中送炭？》，《青年记者》2007年第21期。
赵金、肖纪、李勇、李希光：《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青年记者》2006年第1期。
吴廷俊：《转型期新闻职业精神的缺乏和重塑》，人民网“传媒沙龙”2005年7月20日。
康娟：《记者的黑色2007：死亡人数13年最高》，《中国日报网》2008年1月6日。
（作者单位：长沙电视台公共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