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艺术品市场上的买卖双方，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艺术寡头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对艺术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导致市场的“帕累托最优”无法实现。
2.不同的艺术商家提供的艺术品是差异化和非同质的，竞争不在相同的细分市场上，因而存在很高的垄断超额利润，各个商家的利润空间是不透明的。
3.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的资源的流动性受到严重的限制，要素在画商之间无法自由流动。由于画商是分层次的，因而画家对画商是不能自由选择的。艺术作品在收藏家之间也严重缺乏流动性。画家、画商、艺术作品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层的特点，不同层次的要素的流动，受到行规的制约。
4.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
（五）艺术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极高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的交易没有交易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因而不会导致市场的失灵。而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艺术品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艺术品的买卖价格中，中间商和拍卖行的佣金，艺术品的维护收藏费用、保险、鉴定、估价、信息等方面的费用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在交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需要在市场中运用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企业组织结构、分工结构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六）消费偏好的易变性、多样性
艺术品市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消费偏好问题。消费者对艺术品的消费偏好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化习俗的改变而改变的。
首先，对消费者的艺术品消费偏好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一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主流文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喜爱小脚女人，那么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美女就是三寸金莲的女人，统治阶级喜爱女人的细腰，全社会的女子就都会以束腰为时尚；而唐朝的统治阶级喜爱女人以胖为美，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美女就是丰腴饱满的形象。
其次，对消费者的艺术品消费偏好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社会的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思想。例如，在中国古代，对艺术品消费偏好影响最深的是孔孟的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孔孟儒学的“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说教，妇女的贞操观等道德观念，决定了传统的中国人不可能以裸露为美，所以中国传统的艺术作品都是讲究含蓄的美，讲究意境的美，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因此百姓对艺术品的消费，不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裸体艺术，也不可能有大卫式的阳刚裸体形象艺术。而同属于东方文化的印度，由于印度教崇尚自然的力量、生殖的力量，社会也没有中国式的伦理道德思想，因而印度的很多古代艺术品大肆地表现人类的交媾行为和生殖行为，并把这种行为转化为美不胜收的艺术作品。裸露在印度因而成为美妙的艺术，而这在传统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但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的思想和道德观的影响，中国人的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已经逐渐地淡化，因而对艺术品的消费偏好也逐渐转向了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作品，传统的中国艺术反而不是消费的热点。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了艺术品的消费偏好，是受到人们的思想、哲学、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的。
对艺术品的消费偏好的变化，必然会在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上面表现出来。符合人们的消费偏好变化潮流的艺术品，其市场价值会得到提升；不再受人喜爱的艺术品，市场价值会一步步地衰减，而投资这些艺术品的商人，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总的来说，近现代的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文化的、希腊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艺术品市场上受追捧的艺术品大都与文艺复兴、基督教文化、资产阶级革命和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有很大的联系。其代表人物和思想家的作品往往会卖到很高的价钱。
最后，艺术品消费偏好也与人种、历史传统、地理条件、气候与科技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七）艺术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经济效果
1.艺术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外部经济效果的概念
在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学中，外部经济效果和公共产品的概念，也是艺术品市场经济学必须加以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外部经济效果，是指某些产品，如政府服务、道路、公园、博物馆、环境污染等这一类的产品，当企业生产它们的成本和获取的收益与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成本和收益的外溢，就是所谓的外部经济效果。
成本的外溢，表现出来的是负的外部经济效果。例如，某企业造成了环境污染，使整个社会遭受了损失，但是企业并没有付出太大的成本，而整个社会所遭受的损失也并没有计算进入企业的成本，社会遭受的损失，在这里是企业溢出的负的外部经济效果。尽管企业可能是赢利的，但如果把整个社会遭受的损失计算进去，则有可能是损失大于收益。
收益的外溢，表现出来的是正的外部经济效果。例如，某人建了一个私家花园，不光是他自己可以享受私家花园的好处，他的邻居也享受了空气清新、环境改善的好处，但邻居并没有为此付出成本，而是无偿获得了收益，所有的成本都是某人付出的。邻居无偿获得的收益，就是某人建的私家花园的收益的外溢。这种外部经济效果，是正的外部经济效果。
外部经济效果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产生外部经济效果的产品是一种叫做公共产品的商品。所谓的公共产品，就是没有办法对消费者进行区分，无法纳入私人消费领域的产品。公共产品的消费没有排他性，当一个人消费公共产品时，他没有办法将其他的消费者排除出去而将该产品独占消费，而是必须要和其他的消费者共同分享。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没有排他性，因此当企业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候，会产生收益外溢的外部经济效果，导致企业的收益低于社会的收益，从而出现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的现象。
公共产品由于其具有外部经济效果，在市场上会导致价格调节机制的失灵，使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的资源配置的最优。
外部经济效果与公共产品导致的市场失灵，使社会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因而，政府必须针对这种市场失灵，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来规制市场的失灵，尽可能使资源的配置实现优化。
2.政府的规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在现代经济学中，政府针对外部经济效果与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的规制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对外溢的成本加征税费的办法。例如，对制造垃圾征收垃圾费，对排污的企业征收排污费，等等。根据排放的数量征收从量计算的费用。收费的目的是迫使企业减少排放或治理污染物的排放。
（2）由政府制定排放的标准，例如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企业的二氧化硫的排放标准等。由于制定了标准，没有达到标准的企业将被禁止排放或禁止生产，因而会迫使企业改进治理污染的技术。
（3）由政府发放可转让的排放许可证，通过许可证控制排放总量，而通过许可证的转让买卖来满足不同企业的排放需求。污染治理得好、排放量少的企业可以把排放许可证出售给那些排放暂时未达标、污染大的企业。
（4）抵押金的制度。政府要求厂商回收某些废弃物，并要求企业缴纳抵押金，在完成这些废弃物的回收之后，再把抵押金退还给企业。企业对消费者也可以采用抵押金的制度来鼓励消费者回收废弃物。例如，啤酒厂的玻璃瓶的回收就常常采用这样的制度。
（5）除了政府应该采用税费、标准、许可证、抵押金等手段之外，在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从产权界定、企业合约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上面所谓的外部经济效果，其实是因为产权的界定不清晰所引起的。之所以产权界定不清晰，是因为社会中本身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集体产权、公有产权。而对于集体产权、公有产权，其权利的界定和清晰化是要付出成本和费用的。如果付出成本和费用很高，则权利的界定和产权清晰化的代价就很高，社会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会进行利弊权衡，是否要花代价使产权清晰化；如果权利的界定和产权清晰化的代价很小或者为零，那么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使产权清晰地界定，市场的失灵就可以得到纠正，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就可以实现。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权利的界定和产权清晰化是需要讨价还价的，不是零成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利界定的双方需要运用法律，通过讨价还价和法律诉讼达成协议，使市场的失灵得到纠正。
在现实中，有一些物品，像公共物品、共有资源、知识产权、创意、风险资产等，其权利和产权的完全清晰化是不可能的，或者界定产权的费用太高，则交易双方可以采用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来解决。
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由于经济交易中存在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会产生内生交易成本，因此需要运用合约来界定双方的权利，权利的明晰能减少内生交易成本，使组织的效率提高，资源配置优化。但有些权利想要完全在合约中规定、完全明晰化是不可能的，或者要达成的交易费用太高。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那些无法完全明晰化并在合约中规定下来的权利，应该归对该资产权利影响最大的一方所有。
例如出租汽车的所有权问题，因为出租汽车的资产收益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如果出租汽车的所有权归出租汽车司机所有，那么出租汽车司机会在工作中加倍努力，同时尽量好地保养汽车；如果出租汽车公司拥有所有权，然后请司机来开，那么出租汽车司机会偷懒，汽车的保养也会很差。现实生活中，中国的出租汽车公司一般是给出租汽车司机规定每月应该交纳的定额，然后把费用包给出租汽车司机，并且规定多少年以后出租汽车归司机所有。这种合约实际上是出租汽车公司在收取了一个固定比例的租金（等于出租汽车公司的预期利润率）后，把出租汽车的所有权转让给出租汽车司机，因而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合约。在该不完全合约中，出租汽车司机在交够了固定月租后，拥有所有的无法明晰化的那些财产所有权以及剩余索取权。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不同的资产交易效率和交易费用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可以通过市场直接定价的资产，交易效率是比较高而费用比较低，因而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达成明确的合约；有些资产，由于其交易效率很低而交易费用很高，无法通过市场直接定价，这样的资产，无法直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买卖，因而只有通过建立组织、企业等机构，通过企业、组织的方式把这些资产纳入到组织内部，让掌握使用这些资产的人拥有剩余索取权，通过获取剩余收益的方式对这些资产间接定价。
例如，企业里的企业家的创业和管理的技能是无法在市场上直接定价的，因为其收益是不确定的，其交易效率是很低的；工人的劳动的定价是很清楚的，也容易监督，交易效率高。因此，企业对拥有创业和管理技能的企业家，不是采用直接聘用（直接定价）的方式，而是把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交给他；而对工人，则采用直接聘用的方式。企业家在付出了成本和工人工资以后，如果他的创业和管理技能是优质的，他就会得到较多的剩余收益。这种企业产权结构，具有较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鼓励企业家勤奋工作，因而是有效率的制度；反之，如果付给企业家固定的工资，就会产生偷懒的现象，也无法判断企业家的创业和管理技能是否是优质的。
企业和组织的产生和演化，其原因在于市场上某些资产的交易费用太高而交易效率太低，必须通过建立企业和组织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和组织的设计不合理，产权没有得到合理的界定或者没有有效率的合约安排，垄断经营，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公共商品和外部性等问题都会导致很高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被称为内生交易费用。从本质上来讲，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是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制度不合理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社会可以通过对企业制度和组织制度的合理化的改进，交易双方的谈判和反复的博弈，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来减少、消除内生交易费用。
企业制度和组织制度的合理化改进，交易双方的谈判和反复的博弈，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可以大大减少内生交易费用，使市场经济更加有效率，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少，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3.政府对艺术品市场的经济规制
外部经济效果、公共产品、产权制度的安排、企业组织和制度改进的经济学，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分析文化艺术品市场。从艺术品市场来看，文化艺术品市场上有许多商品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如博物馆、艺术馆、高雅的文化艺术，国家的传统文化精华、公共的体育和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文化信息平台，非赢利性的电视、广播、网络节目等等，均属于公共性的物品。
这些公共性的文化设施，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消费品，其消费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从理论上来讲，全体国民都有权利免费消费。但是如果这些公共设施向全体国民免费开放，就会有一个问题，如这些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就会产生非常拥挤的现象。下面是一个有关深圳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