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革剧多元叙事要素的并存与共生是对“一元”叙事格局的突破。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一度将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仅仅视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甚至被指定担负确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尔后，改革剧的艺术叙事又曾被视为一种纯审美性的艺术表达或娱乐性的大众故事消费，相应的，其叙事规范仅仅受制于所谓的“美的规律”或“资本逻辑”。在这里，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学理上，这种叙事观实质上都是一种一元叙事论。在某种程度上，“一元叙事”论就像“一元思维”论一样，当一切思想和观念都必须合乎某个预设的价值规范时，那么，丰富多样的生活现象就会被简单化地纳入某个先在的模式之中。在这种情形下，诸如差异、变化、个性等便不可避免地被遏止，剩下的也只有一种思想、一种价值、一种标准。
然而，事实上，“杂语中的一切语言，不论是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它们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都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都是反映事物含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12]这就表明，每一种叙事要素都有其存在的理据和价值，换言之，多元叙事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强调异质胜于同质、差异优于同一，并主张多元开放，和而不同。在这里，作为主导文化的组成部分，改革剧的艺术叙事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形态，它显然有着形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沉思与批判；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产品，它还有着通俗性和消遣性的功能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叙事要素的多元共生、互渗、交融，不仅是当代语境中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必然，同时，更是一种应然。
第二，改革剧的艺术叙事包容了三种叙事要素，但在互渗、交融的过程中，它们不是等量齐观的，其中的主次配置和相互作用体现了深刻的艺术辩证法。从共时的维度看，改革剧的叙事格局在质的规定性上是以“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要素”为主，并经历了各种力量相互渗透、彼此消长的过程；从历时的维度看，改革剧艺术叙事中三种叙事要素在逻辑上呈现出递进追加的进程，即，以“意识形态要素”为起点，随着人们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现代变迁，“艺术要素”和“娱乐要素”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了改革剧艺术叙事不可或缺的审美之维。卡西尔曾说：“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13]事实上，矛盾对立力量的渗透过程也就是叙事张力的展现过程，甚至，多“元”之间的冲突、激荡、拉伸既可能造成文本内部的某种紧张，甚至断裂，但同时也可以通过悖论式的艺术辩证法营造出某种出人意料的语义效果和审美意蕴。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剧多元叙事要素的相互渗透在修正、改变、说明彼此内在固有属性的同时，也使改革剧的艺术叙事呈现为一种与时代特质和人们的生存体验相符合的、动态的张力叙事。
第三，改革剧叙事格局历史性变迁的旨归在于三者尽可能和谐地统一于多元一体之中。可以说，“多元一体”或“多元交融”是改革剧艺术叙事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像《苍天在上》、《忠诚》、《DA师》、《世纪之约》、《省委书记》等一批优秀作品，它们既具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又具有较强的通俗娱乐性和艺术审美性。这表明，作为一种独特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形态，改革剧有其明确的审美文化价值系统，而“多元一体”或“多元交融”则使其多元叙事要素按照某种合适的尺度与方式，有机组合成一个整体结构，进而可以有效地实现传达和表现人们现代性体验的目的。由此观之，就当代语境中的艺术创作来说，无论是最具艺术个性的创作者，还是自觉肩负政治使命的艺术家，抑或是希望通过市场来寻求大众认可的创作者，他们都有必要努力寻求某种可以和大众进行交流对话的情感模式，以及被大多数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显然，“多元一体”或“多元交融”为这种“情感模式”和“叙事方式”注入了鲜活的内涵。在这里，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改革剧多元叙事要素的“多元一体”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剧艺术叙事所发生的最显著、最深刻的历史性变迁之一。
4.2“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
在改革剧艺术叙事的现代演进过程中，如果说，叙事语境和叙事格局的历史性变迁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形态，那么，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则实在地体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的具体性，或者说，它是叙事语境和叙事格局历史性变迁所带来的结果。
1987年，电影界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随后，这一口号被广泛地移用到整个文艺界。与此同时，“主旋律”也日益成为了艺术创作中重要的关键词。有研究者指出，“主旋律影片自从1987年‘出世’至今正当青年时代，它不仅同商业片（或娱乐片）、艺术片等一道构成中国电影的不可或缺的主流片，而且鉴于它同当代社会主导体制的内在关联，还可能牵引到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核心价值系统及其魅力的纵深透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同时富有三重属性：一是导向性，即体现社会主义主导价值系统的引导或整合性（约略相当于思想性）；二是开放性，即显露全球化时代多种异质电影美学、体制、价值及形式等的相互共存和交流（约略相当于艺术性）；三是大众教化性，即在投合最广大的公众群体的生活体验和诉求的同时使他们受到感动和教育（约略相当于观赏性）。”[14]就其概念内涵而言，“主旋律”本是一个音乐学术语，意指“在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所奏的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后被引申为“比喻主要精神或基本观点”。[15]
在当代语境中，当这一概念被逐渐提升为一种文艺创作的规范时，其共识性的内涵可以泛指四种“思想和精神”，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在这里，就改革剧的艺术叙事而言，由于不论是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还是在功能发挥、价值追求上，它都和上述四种“思想和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不同的场合，人们常常又把它看作是一种“主旋律”叙事。
诚如上文所述，随着新时期中国改革的深广发展，大众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呈现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艺术风景。其中，大众文化艺术的基本逻辑或精神实质集中体现为“通俗化”。就“通俗”概念的内涵来说，“‘通俗’中的‘通’字，可作‘流通’、‘流行’之解，‘俗’字则有‘世俗’、‘风俗’、‘习俗’之意”，总体看来，“‘通俗’两字主要是指‘世俗’、‘凡俗’，而绝不是‘庸俗’、‘低俗’。”[16]由此观之，所谓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就是指改革剧艺术叙事对大众文化艺术“通俗化”逻辑的策略性借鉴与征用，换言之，在扎根于时代生活土壤、立足于现代性体验的审美观照中，改革剧的艺术叙事既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又兼顾广大电视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要；既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审美表达的特定选择，又表现出对一种新兴文化艺术形态的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寓教于乐”是它的功能和价值设定，“强强联合”是它的手段与路径选择；在“主旋律化”与“通俗化”之间，前者规定了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基本性质与视角，后者则影响着改革剧艺术叙事的趣味风格和发展趋向。实践表明，它们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正越来越成为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引导力量。
4.2.1“主旋律”叙事通俗化的审美表征
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叙事走向和引导力量，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具体说来，首先，“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一口号及其提出本身就意味深长。就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势而言，这一口号的提出源于人们两方面的不满意：一是，当时一些艺术电影在“形式”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艺术创作在远离时代生活、远离观众的同时，也使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陷入尴尬、困窘之中；二是，在另一个极端，不少娱乐电影热切地想贴近市场，但急功近利的生产状况导致了严重的粗制滥造和庸俗化现象。因此，“主旋律”创作理念的提出就是希望在这两种“极端”困境中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其次，“主旋律”创作理念和以往那种“政治一体化”或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呼唤艺术创作关注时代生活，弘扬时代精神，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但它绝不意味着回到高台教化的老路上去。其三，上述四种高度浓缩的“思想和精神”主要是就艺术家的创作心态及审美价值取向而言的，实际上，它们并未生硬地划定题材的范围，也没有强调特定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和风格趣味。尽管“主旋律”和一定的题材选择、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紧密相关，但其意义所指绝非画地为牢。这意味着，表现四种“思想和精神”的主旋律作品，其艺术选择和审美表达的天地是广阔的。这诚如列宁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7]其四，就“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而言，诚然，“变革时代的文艺是以描绘变革现实的主旋律为其主要标志的”，但“离开了多声调的主旋律势必单调难鸣。”[18]或者说，主旋律指导多样化，多样化烘托主旋律；没有多样化就没有主旋律，没有主旋律也就没有多样化。这表明，“主旋律”与“多样化”同时表征着时代生活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二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综上所述，改革剧“主旋律”叙事“通俗化”可以看作是改革剧艺术叙事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它要通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审美镜像，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喜闻乐见的主题、故事和诗情画意。对此，我们试从“叙事观念”、“叙事方式”和“叙事策略”三个方面来详细考察和揭示改革剧“主旋律”叙事通俗化的审美表征和具体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