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瑞耕
对于今天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者，我个人认为，“一重三有”论不可不提。“一重”就是重人格；“三有”就是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改革开放、市场发展、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新技术革命、与世界接轨、价值取向多元、物质大丰富、思想大活跃、人身自由激增，等等，伟大的时代潮流，给我们的社会生活、职业要求、道德规范和思想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着与以往许多年间都不同的、方方面面的、前所未有的考验。
重人格
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地提出来，是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的新闻队伍中，已经和正在出现各种各样人格缺损甚至很没有人格的人和事，在削弱、贬低、毁坏着新闻和新闻工作者名字的神圣性。
近些年，新闻文字造假、新闻图片造假、报纸版面造假、新闻作品的“广告化”与广告的“新闻作品化”等等怪事丑事屡有发生；记者违反职业操守吃拿卡要，媒体负责人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等现象触目惊心。几年前《科技日报》社长李效时、《郑州晚报》总编辑毕殿岭、《中国有色金属报》副社长兼总编辑胡京京、云南红塔集团电视台台长丁云等因为经济问题而锒铛入狱，其中丁云还是“全国双十佳企业电视工作者”，受贿446万元，2001年被判处死缓，时年才40岁！近年来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事件、《扬州晚报》伪造版面骗取中国新闻奖等反面典型，又使得中国新闻界广大从业人员不免无辜蒙羞，黯然神伤。
比较而言，新闻界如果堕落，其危害将烈于其他各界，因为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和保证。比如律师，他们是“受雇于当事人”，是在法律框架下为当事人的局部正义服务的，而新闻工作者，质而言之是“受雇于整个社会”，是为道义、为社会的整体正义服务的。
如果记者手中的笔、我们的文字和出版物，与金钱挂上钩甚至为金钱所引诱、所左右，那么社会良知的捍卫和光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平民意识、人文关怀、良知呼吁，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缺失。强调人格意识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就要清醒并坚守这崇高的精神阵地。
比如中国的老百姓（农村的农民、城市的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等）很苦，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那么谁去关心他们？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时候，谁去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又比如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是一对永久性的矛盾，而且往往总是“局部重要的前者”有着众多有力的支持者，而“更为重要的后者”却显得软弱无力，请问谁来坚决地无私地捍卫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等等。大原则在前，新闻工作者理应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职业道德的强调和社会道德的固守，都属于人格的范畴。
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新闻工作者与官员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且新闻记者与官员之间，除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之外，道德要求、兴趣爱好、为人处世、工作作风乃至举止做派、言谈话语，等等，确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如果沾染上官场的一套不良甚至丑恶的东西（比如“官本位”意识，看重的不是学问、不是作品，而是一说就是“相当于”科级、处级、副厅级；比如列宁批评的“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官僚作风，形式主义，失职渎职；比如尔虞我诈，阴谋诡计，贪污腐败等等恶劣风气），那是绝对出不来优秀新闻作品的。
人格云云，在涉及我们面对自身和社会两个方面利益的冲突的时候，往往就会突出而具体地体现出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论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这两条古训我认为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有作品
这里的“作品”，固然包含一篇篇文章、稿件，也包含一幅幅版面、一张张报纸、一期期刊物、一个个视听节目，总之是我们脑力劳动成果的外化体现。
我一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一定要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作品”，二是“自己的”，三是“活”。新闻工作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空洞的话不顶用，要出东西，要出经过自己艰苦劳动而得来的东西，要出与自己的以往相比、与他人相比不断有新内容的东西。比如作品获奖，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今天要有新的追求，明天要有更新的追求，这也是“活”的意思。
“有作品”，首先要有数量，然后要有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讲，质量是要由数量作基础作支撑的。比如专栏，你没有作品数量，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刊出几篇东西，怎么算是专栏？如同一个农民你打不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一个小说家你写不出一定数量的小说，那何以证明你是农民是作家？针对近些年来，新闻界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中间实际存在的“懒”、“散”、“疲”，我们特别要提倡勤奋地劳动，多多地出作品，而且要“认真扎实地多出作品”，而不是“马马虎虎、粗制滥造来一篇”。有了“认真扎实地多出作品”这一条，“出精品”也才能够有保障，也就有了保障。
今天提出“有作品”，还有一层新的含义：那就是随着因特网等科技的进步，“原创”成了问题，不少人投机取巧、找捷径，甚至从网上直接下载他人的东西，拼凑成所谓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因为它与偷窃、剽窃没有本质不同。
关于“有作品”，还有两点值得强调：其一，要有所创新。与自己和别人的“过去”比，有些不同，有些改善，有些进步，有些突破。其二，要有自己的特点。“枣花虽小能结实，不若牡丹空挂枝。”我可以不是最大的、不是最好的、不是最早的、不是最全的、不是最美的，但我是“有特点的”。经验证明，文章的“一般化”、“大路货化”，就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路子。创新和有自己的特点，是生存权问题，更是生命力问题。你要使自己的作品，在芸芸众“作”中有一席之地，乃至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作品，那就必须、不可以不（have to）有所创新和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年来，我们的新闻传媒界有三个我以为不好的现象、危险的倾向：
其一是不少报刊和广播、电视的言论很弱，新闻信息与思想信息“一手硬一手软”，有的社长、总编辑不仅自己写不出漂亮言论，甚至不知言论为何物；
其二是有些传媒中人，年纪轻轻就不安心攻业务，“闹官”，当个小官（“副主任”什么的）就不再深入群众、生活和实际，不再采访和写稿了；
其三是把神圣的媒体同“官场”尤其是腐朽的“官场”混为一谈，主任一级的“官”就颐指气使，像模像样当起甩手掌柜，社长、台长、总编辑则更加了得。
那么请问：长此以往，还怎么出得来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名播音、名评论员？还怎么出得来好作品、名报刊和在全国打得响的广播、电视和网络？
我想发出一个警告：“新闻单位衙门化，媒体主事官僚化，记者编辑浮躁化，思想肤浅化，作品钞票化”是非常要命的坏现象！
有理论
新闻工作者如同别的社会行当的人一样，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提高，那就要有“论”。
论文作为新闻业务职称晋升的重要的一条是有道理的，但也有弊端：动辄要求“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多少多少篇”，这个要求实践起来就有相当的难度——哪有那么多刊物和版面？于是弄虚作假、花钱买版面等歪风就“应运而生”了。至于有的人在他人论文署名后面加上自己的署名冒充自己的论文，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永远为正派的新闻工作者所不齿。
新闻工作者、媒体负责人努力总结出自己的“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理论包括具体的文字、文章，也包括一个个专栏、专版、时段、节目、频道、媒体，这些理论可以不是最精当、最科学的，但必须确确实实是自己劳动得出来的东西。
对于撰写论文的问题，包括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影视节目策划、主持、播音的论文，当然也包括媒体管理、经营等方面的论文，我对朋友们有两劝：一是劝君破除“迷信”，二是劝君多动脑筋，不要等到了评职称的时候、升职务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
有影响
这里的“有影响”，既指作品也指作者，大致通过这么几个渠道、途径、方式反映出来：一、作品的发表和被转载，二、作品和作者的获奖，三、作品和作者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影响力（形成舆论，或者进入他人的研究视野，或者促使了实际问题的解决）。
一个人的作品，产生影响的起码的条件是发表；如果连发表的基本水平都达不到，当然谈不上有影响；如果发表出去之后石沉大海，毫无反响，那也是不好的。
一般而言，好的新闻作品应当而且就能获得相应层次的奖项，比如市级的奖、省级的奖、专业性报刊的奖、全国省区党报的奖、中国新闻奖等等。我们的现状是“僧多粥少”，新闻评奖现在仍有数量限制，一个人获得太多的奖不可能，但如果搞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新闻工作，连一个、几个像样的奖都没有拿到，那也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谈到“有影响”在获奖问题上的体现，我以为还有三点：
其一，“好作品被遗于草泽”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比如所谓“指标分配”就难说有多少道理，恐怕还要改革。
其二，中国如今的评奖，文学的、艺术的、新闻的、出版的等等，受到诟病的事例已经很多很多，灰色的甚至黑色的都有，以至于大家都非常地失望。因此，可以当回事，也不要太当回事。
其三，有的新闻工作者摸透了评奖的规律，一门心思去琢磨“正面的代表时代的典型”、去取得某种奖项，而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批评报道却从来不搞，舆论监督的稿子从来不写。请想一想，这与“有影响”有什么关系？有影响的好作品未必获奖，获了奖的未必是有影响的好作品。作品的影响，归根到底要反映在社会效果上。比如一篇正面典型的报道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一篇批评的报道或者一篇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某个、某些问题的解决，等等，这就是社会效果好。
作为一篇新闻作品或者一个专栏、一个节目、一个时段，或者一个媒体，社会效果怎么来评价？有人常常把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作为重要依据，我看也可以，因为作品或者媒体得到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说明你这个作品或者媒体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党政领导的注意，而领导者常常是从社会整体来分析问题的，于是这本身也就意味着相关的新闻作品或者媒体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说到“有影响”，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由作品、人格和实际社会工作三个方面构成。文章之外产生“影响力”的情况不应轻看，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不是通过稿子，而是通过实际的思想工作、协调工作促使某个甚至某些社会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没有写成稿子，没有刊出稿子，却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我们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信任度增强了，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的“影响力”。
从这个重要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报道者、评论者，而且是社会生活——改革、建设等等的实际参与者、工作者和促进者、推动者。
物质与精神、环境与文化、经济与政治、今天与未来、中国与世界，事事处处关乎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学习的问题，而且是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新闻观以适应并且驾驭现实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把科学发展观付诸实际行动，许多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就能够驾驭生活，取得新的进步、新的成果，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有“影响力”。
“一重三有”——重人格，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易，也不易。如果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对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又加强自己的学养和艰苦的实践，就“易”；如果被所谓的时代潮冲昏了头脑，五心不定，六根不净，精神恍惚，无所追求，甚至“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那么重人格谈不上，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统统谈不上。
〔储瑞耕：《河北日报》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