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意思了。
病人不舍地从肩膀上斜视着回顾后方，回去了自己的房间，而职员们都围到了弗里德的周围。
“我们应该搜查什么？”鲍勃在人群的中心问道。
弗里德看向了斯坦因，而后者仍坐在人群的边缘，然后转回了头来。“所有东西，”他说道，“搜查单元里的每件东西——衣柜、柜子、抽屉、床下——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把剪刀。”
“如果我们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有些病人会不高兴的吧？”芭博问道，她看上去很不自在。
“或许会，但是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要让病人们知道在这儿很安全，我们为此必须尽所有力量来确保，搜查单元会向他们证明我们是当真的。当然，有些病人会对我们搜查他们的私有物品不舒服——特别是偏执狂病人，但是也要记住偏执狂是最有可能拿走剪刀的候选人。如果有人强烈反抗你们调查什么东西，自己判断是否要坚持。还有问题吗？”
谁会向巴顿将军提问啊？
弗里德瞥了眼斯坦因，后者点了点头。对弗里德而言，那可是一剂自信的麻醉针。
“好了，我们开始吧，护士和社工们搜查病人的房间，住院医师和医学生帮着OT职员查查团体房间，然后霍顿……霍顿，你去查看一下图书馆小隔间和中央圆台。”
“如果我们没能找到呢？”我问道。
“船到桥头自然直，”弗里德草率道，“现在开始！”
我们像是饥饿的秃鹫那般猛扑向单元的各处，我感到这是整个早上以来最精力充沛的时刻，也许这小小的冒险抵消了我的疾病。没有什么能比目标感更振奋人心了，甚至连我的鼻塞喉痛也从意识中退散。我有工作要做，而且上帝见证我决定要去完成。我跪在图书馆隔间的地上，开始用手抹过一排排书的背后，寻找那把淘气的剪刀。很快我的双手就沾满了灰尘，无论到底多少次拍掉擦掉它们都没有用，看来是弄不干净了。没关系，我对自己说，这不洁是必须的。我继续着我的工作，接着便在书排的后面摸到了什么东西——一本杂志——它挡住了所有的空间。是本国家地理，那是杜伊读的东西，它打开着，其中有一页被撕掉了。我匆匆翻了遍剩下的书页，土著女人的照片不见了。他竟然敢！他该死的以为自己是谁，可以撕掉我们杂志的书页？我气愤地把它扔在一边，继续伸手在书排后面摸索。灰尘钻到了我鼻子里，眼睛里，我打了喷嚏，眼睛也很疼，污秽已经碰到我了。我站起来再次拍拍手，用力在我皱巴巴的裤子上擦了擦，真是顽固的灰尘。
房间的另一边有几个病人在那儿。瑞秋·芬斯基正在仔细勘察水渐渐变冷，她打开龙头，看着气泡一个个破裂咯咯发笑。在她旁边，瓦特夫人好像在帮忙，虽然她们的亲密关系更像是种错觉。她把所有的咖啡杯从托盘上取下来，一一查看，再放回去，然后再从头来一次。
图书馆我已经搜完了，我将注意力放到了中心圆台那儿。但是那边有什么可以搜查呢？中心圆台不过是围成图书馆隔间的柜台内表面造出的一块区域。真是一片困境，我站在圆形的区域里扫视着地面。什么也没有，要是有人处心积虑偷走了剪刀，那他们又怎么会把它放在地板上呢？我又翻了翻两个填充椅子的垫子下面，依旧什么也没有。然而，当我凭着直觉看了看椅子背后时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内格。因为有人很不小心地把油漆刷出了边缘，格子的门卡住了，又拖又拉地打开它可花了一番工夫，说不定已经数年没有被打开过了。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着，我一层一层地打开了它，查看这个被遗忘之处的藏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套西洋棋，零件都被固定在了板上小小的洞里，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个王不见了。接下来出现的是中国象棋，很显然这个格子是用来存放游戏的。我伸到了更里面，这回拉出来的是一块通灵板，我轻笑了出来，想想吧——一群精神病人向通灵板提问。他们会问什么呢？我的空调会不再把精神从我大脑里吸走吗？我的约瑟芬在哪里？我真的一定要被钉到十字架上吗？然后我想了想我会问的问题……有了！轻轻将手指放在指示符的地方，我低声道：“我长大了会成为怎样的人？”我等着，但是指示符没有任何要移动的迹象。
“好吧，那换一个——我是在帮助我的病人们吗？”
依旧没有改变。
我想了一会儿，我还能问什么呢？接着我想到了，把手指更好地放在上面后我提问了：“无名氏约翰·杜伊究竟是谁？”
我耐心等待，然后指示符翻倒了，这个傻兮兮的东西只有两个支点，其中一个已经坏了，另一个是一个跛脚的不平衡神谕。毫无用处，我把它扔在了一边。再也不相信这种东西了，只是小年轻们的游戏罢了。
我把手卡到了内格里，一直往里伸。它很深——我都探到肩膀了，里面还有其他东西，就在我的手指要碰到的地方，就粘在了格子的背面。我把手臂送到了更里面，捉住了一下又掉了，摸上去像是片纸板。我尽全力向里伸进去，我的腋窝在门铰链上硌得很疼，但我还是继续探进去，这回我捉住了它。胜利凯旋，我将它重新拖回了光明中。
那是一张螺线笔记本的封面。我的大脑可能一开始拒绝相信，花了好几秒才意识到那究竟是什么。
“活见鬼！”我大声叫道。
这是我日记的封面。
它怎么会到这儿来？我疯狂地将手臂再次伸进了隔间里四处摸索，每个角落，每个表面——上、下、两边——两次、三次、四次。我还把脑袋凑到边上仔细查看，没有东西，它已经彻底空了。该死的那剩下的呢？我只能认为我的笔记本，我珍贵的笔记本，丢失在不知名处，失去了保护的封面，脆弱的内页暴露在了严酷的世界上。
我从中心圆台上站了起来，周围的人们都在房间里彼此相距不远的地方分立着——探查、搜索、寻找。360度全景拆毁，这真让我恶心。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在不停移动，除了一个孤立的人形，他好似在非常遥远之处般独自站在窗边向外眺望着。那是唯一静止的点，是杜伊。
他见鬼的究竟是谁？
我的眼睛开始模糊，黑暗包围了我视野的边缘，然后慢慢靠近，吞噬了我更多更多的视力直到我的眼前只剩下一条黑黑的隧道。我的膝盖一阵无力，头晕目眩。
“哇哦，你还好吗？”她说着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臂，引我走到一张椅子旁边扶着我坐下，“把头低下会儿，你看起糟糕透了，你真该请天假回家休息一下，照顾好自己。”
意识到这是玛丽安的声音，我都懒得抬起头来，就坐在那里把头埋在膝盖间，盯着西洋棋，通灵板，还有我日记最后的剩余。
“没有？”我听到弗里德不耐烦地说道。
我依旧坐着，周围聚集起来的所有皮鞋都保持着静止，唯有一双棕色的佩尼乐福鞋在来回敲击着地面。你知道吗，这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鞋子，它们每个都有自己的个性，那一定是反映了它们所属的各自的脚的个性。但是中间没有高光泽的意大利皮革乔比斯，斯坦因估计是已经回他的办公室里了。
“那东西该死的到底在哪儿？”弗里德开始轻拍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意识到他穿得又老又旧，像是临时工似的。可能鞋底还是好的，他既没有心也没有品格结构，所以不会扔掉它们。
“或许有人不小心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也许是工艺美术组干的，然后它就离开了单元被倒走了。”听着像是谢克，他总是寻找些乐观的解释，我分辨不出哪双鞋子是他的。
“我想有把剪刀被偷了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象征意义可以分成两部分，是意识和无意识间的缝隙的象征，还是分裂的防御机制——那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一个标志。”
罗恩，毫无疑问是他。我尽力将他的声音隔离出去，赶到别处去好让我感觉舒服和安全点。我盯着脚间躺着的日记封面，很疑惑我是怎么知道那就是我的，我没在上面写上名字，之前都没注意到我没写名字。但是这肯定就是我的，我想……我认得出来。
我的小狗拉格斯，它喜欢四处玩。
“霍顿，你在那儿还好吧？”
我一惊，抬起了头来。很多双眼睛正盯着我，大多数都是住院医师，剩下的人呢？“呃，是的，弗里德，我很好。”
说谎。
“你看上去不怎么好。”
“只是点儿轻微头晕，我没事。”
“随便你吧，现在要去会诊了，我们走吧。”
我们排成一排跟在牧羊人弗里德后面——走出门扉，穿过走廊，绕过屋角。啦啦小黑羊，你有羊毛吗？肯定到了剪羊毛的时候了。
今天的会议室显得极其怪异，角落处有些扭曲紧缩，吸引着靠近中间的区域——像是鱼眼镜头。颜色也不太对，所有东西都镶上了病态的绿色。甚至连人在我看来也都很奇怪，住院医师们挤成一团谈着话，他们都是注定会统治世界的外星人，而排成整齐的一排，打着深色领带穿着干净的衬衫的医学生们则是他们的后继人——年轻的白白幼虫，等着日后的变异。
谢克看到了我，靠了过来：“你真的感觉还好吧，托马斯？”
自动导航式回答脱口而出：“只是感冒有点儿鼻塞，没什么。”
“我有挺好用的减充血剂，你要吃些吗？”
“好的。”
他从一个塑料瓶里往我手掌上倒了几粒胶囊，我该相信一个外星人的礼物吗？我边想着边拿了一粒扔到嘴里。你真该好好处理下眉毛了。
斯坦因从大厅入口进来了，所有的谈话瞬时停止。老弗朗西斯，总是表演终结者。但是正是那样！这就是一个表演——一场纯粹为了我的利益的秀。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我的登场，就算他们都没能意识到这点。当然！之前也没能发现这点的我是如此蠢，我面前的三张椅子就像是舞台，仿佛是三人组的剧目——一个为了弗里德，一个为了斯坦因，还有一个为了至今仍未现身的病人。三个臭皮匠，彼此捶着别人的肚子，戳着别人的眼睛，躲避着袭面而来的耳光，还有晃晃悠悠的绳梯。
会诊，医学的教学仪式。我又想起了在这个古老的实践中诞生的临床心理学，他是让马丁·沙可，19世纪巴黎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当他与一个受癔病之苦的女人面谈时，他把学生和职员都召集到了周围。他们的手、手臂或腿为何麻痹，他们为什么看不见或听不见？当然是因为神经系统的脆弱。总之我们发现了神经，所以它一定能解释任何问题。但是有一天他的学生决定捉弄他一下，他们催眠了大楼里的洗衣女工，假装她麻痹然后在会诊时带她去见了沙可。待面谈后他威严地挥了下手，然后宣布“她是我们又一例由于脆弱神经系统造成的癔症”。这是开你玩笑呢，博士！她才不是个病人，只是个被催眠的洗衣女工……不过沙可没将他们从医学院开除，当他从窘迫中——以及愤怒中——复原后，他对整件事做了两次严肃的思考。也许癔症并不是由脆弱的神经系统引起的，如果这种疾病能由催眠人工产生——这是心理学技巧——那么也许实际上这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那种想法成为了临床心理学的雏形，它引起的一系列冗长而复杂的事件最终引领我今天到了这里。也许我该以个人名义感谢沙可。
我尽力让我的精神脱离事情。
“今天我们要与两名新病人面谈，”弗里德说，“考虑到这是一次差别诊断的训练，与往常相同，由我来主导面谈，而斯坦因博士则会凭借他的经验做出最终诊断。开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次面谈的病人是什么人？”谢克问道。
“应斯坦因博士要求——理查德·摩宾，以及我们依旧没有名字的病人，约翰·杜伊。”
毫无怜悯？我交叉着手指想到，拜托能让我完好无损地离开这次会议吧。
一个护士陪同着摩宾走进了房间，香烟和咖啡的味道也随着他进入了这里。他依旧全身心沉在孤独症的恍惚中，唯有从眼中射出的一丝精光揭示了他对这个情势的猜疑。要在满满一屋子的精神病学家面前被询问私人问题，就是我也会感到紧张的。不妨弯下腰，让一群医生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匆匆一瞥。
弗里德开始了提问：“理查德，我们今天早上想和你谈谈，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们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吗？”
一如既往的，弗里德风格有点直接，有些人会认为他不老练。他也许会在直接分析上做得非常好，那种分析不需要你在措辞的温和礼貌上磨蹭时间，你只需要直接闯入无意识，到达问题的核心。弗洛伊德对此很反对，他称之为“野蛮分析”。但是人们却声称直接分析是种高产的快速治疗方法，即使如此你的评论可能让你自己听上去也像个疯子。告诉偏执狂病人他真正想要的是肛交，告诉精神分裂病人他吃苹果是因为他想要吸吮他妈妈的乳房，告诉失眠症患者……告诉他……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吗？”弗里德重复道。
我几乎不由自主回答了，然后才意识到这不是针对我的提问。
“我没有问题！”摩宾咕哝道。
“好了，理查德，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你不会在这儿。”
“没有问题。”摩宾嘟囔道。
“好好想想，你的精神有没有问题？”
没有回答。
“理查德，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英语考了A！”他猛地大叫，然后对自己强调着低声嘟囔，“我得了A。”
“你确实得过，但是后来你在学校里的表现就不那么好了，不是吗？”
“一个A。”摩宾对自己重复着，仍旧坚持着他过去的成就。
“理查德，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回应。
“理查德，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
“关你们屁事！”
“你的回答让我觉得你听到了，那么那声音是在你脑袋里面的还是外面的？”
“我没听到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