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把收藏古钱币、广泛涉猎钱币知识和钻研钱币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是那种猎奇、玩钱的俗路子。久而久之，鲁迅也练就了一双功夫过人的好眼力。他经常隔三差五地到广文斋买古钱，这天买了古泉18品，隔了两天又来买古泉21品，然后赴直隶官书局买《古今钱略》、《古泉丛话》。《古泉精选拓片》等有关古钱的书，回去认真研究一番，
1914年，鲁迅先生的月薪增至300块大洋，加上他的稿酬，也有了更充裕的资金购买自己喜欢的古钱币。11月20日，他在小市地摊溜达买古钱，转来转去忽然发现一枚南宋的“端平通宝”折三钱，这是一种稀少的钱币，不为人注意，混在南宋钱中，鲁迅先生慧眼识珠，以30铜元的价格买下并且连连称好。一天，鲁迅先生买了一批古币，他一一作了鉴定，并断定一枚“得壹元宝”为史思明所铸，那些玩古钱多年的收藏家们被这惊人的发现弄得自叹不如。随着对古钱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愈发精通了。
1915年2月12日，鲁迅先生与友人季自求去厂甸买古钱，见有人出售一枚王莽时的“壮泉四十”。便以20铜元买下了，该币是王莽铸的“六泉十布”中的极品，稀罕难觅，但回去仔细一研究，发现此币系伪造品。
另外，鲁迅先生还亲自设计过龙凤银币。公元1926年，即民国15年，前些年铸造的“袁大头”还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这个因复辟称帝而丧命的袁世凯让当时的国民非常反感，他们纷纷要求改选龙凤图案。废用袁世凯银币，龙凤币又名为“十二章国徽图”币。这个国徽图案最初就是在民国元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成功而由鲁迅、钱韬孙、许寿裳三人共同设计的，但后来国民政府不予采用，1926年直隶督军兼省长褚玉璞借用这一图案令天津造币厂、开铸一角、二角的龙凤辅币，它们曾广泛流通于京津一带。
面对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鲁迅先生感到沉闷而无望，于是把目光转向了充满知识和趣味的钱币世界。如同信手拈来的烂漫花枝，领略了收藏的另一番闲情雅趣，“朝花夕拾”的恣意徜徉，为他枯燥沉寂的政治生涯点缀了无比鲜活的亮色。在1912—1918年的前后6年间，共有170多枚古钱被鲁迅先生收藏，以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钱币为多，其中明确标出钱币名称的约有50多种。
“鲁迅收藏钱币展”在杭州展出
2001年5月17日，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在杭州展出“鲁迅收藏钱币展”。在展览中亮相的，还有同盟会“中华自由党党员”银质徽章，以及鲁迅与同事一起为辛亥革命成功而设计的“龙凤壹圆银币”等重要文物。同时，一份鲜为人知的国家一级文物也以临摹本形式——鲁迅有关钱币研究的《泉志》手稿，在展览中公开示众。本次展览着重聚焦了鲁迅先生在1909—1918年间曾经收藏过的钱币，包括战国至明代的300多枚古钱币，同时还收集和展示了诸多钱币，这些都是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并曾被先生写入著作的。
13.徐悲鸿和《八十七神仙卷》
1937年春天，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期间，通过作家许地山的介绍，来到德国籍马丁夫人家中鉴赏一些中国书画。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收藏了不少中国的书画文物。现在马丁夫人想要出售这些收藏，便特意带着几大箱字画来到香港寻找买家。徐悲鸿认真地鉴赏着每一件书画藏品，当打开一个箱子，看到里面的一幅画卷时，马上眼睛一亮，毫不犹豫地开出了买价。
大家一看，这是一幅已经泛黄的白描人物长卷。画卷长292厘米，宽30厘米，绢面上用明快有力的线条，描绘了87位列队行进前往朝拜元始天尊的神仙。画卷上的场景宛若仙境，曲桥亭台、行云流水，众多神仙聚集一起。虽然还无法立即判断它的年代、作者，但他断定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好画，收藏价值是可以肯定的，于是他决定买下来。
拿到这幅画之后，徐悲鸿一连几天闭门不出，甚至把香港画展的事也放在了一边，只对那幅画爱不释手，每日里展开画幅不停地欣赏，想从中看出这幅画的年代和出处。他既高兴又激动，将这件事形容为“平生做的最快意的一件事”，还特意制作了一枚刻有“悲鸿生命”四个字的印章，重重地加盖在长卷的画面上，并写下了长长的题跋。凭着自己多年对古画的鉴赏经验，他感觉这幅画的绘画风格、笔法特点很像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风格。他越看越兴奋，几天以后，已经确定这是一幅价值不菲的唐代名家画作。
从香港回到内地后，徐悲鸿请人对这幅画重新装裱了一下，先是自己仔细揣摩，后来又把当时美术界和鉴定界几位有威望的大师请到家里。一向对古画颇有研究的谢稚柳，在绘画技法上作了仔细的比较、论述。他认为这幅画卷的画法带着隋唐壁画的艺术特征，比那幅《朝元仙杖图》更接近唐代的画风。从云鬓、虬须等画法上看去，应该是出自吴道子之手。经过了一番研究之后，著名画家张大千对这幅画作了详尽的分析，觉得这幅《八十七神仙卷》彰显出豪迈博大、雄浑健伟、典雅庄重的大家之气，和唐朝的绘画风格非常吻合。宋代在寺院画工群体中施行一种小样制度，就是样稿在壁画完成后会留下来，作为以后修缮、补绘的底稿，也当做师徒传授的样本。拿宋朝粉本小样《朝元仙杖图》与《八十七神仙卷》对比，虽然构图相同，人数一样，但在笔力和气势上有些不同，很可能是武宗元青年时期的作品，或是临摹吴道子的小样。而这幅画应是吴道子的手迹。
经过这些国内鉴定大家这么一说，徐悲鸿对《八十七神仙卷》的价值了解得更清楚了，也就倍加珍惜这幅画。从此无论是他外出讲学还是举办展览，都随身携带着，几乎是日夜不离。然而这件形影不离的宝贝却在后来国破家亡的战乱中屡遭不测。
1942年5月，正是日军轰炸昆明最频繁的时候。徐悲鸿来到昆明，在武成路举办劳军画展，目的是给抗日将士和烈士家属筹集资金。5月10日，徐悲鸿正在云南大学的办公室整理作品，刺耳的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匆忙间徐悲鸿与大家一起跑进了防空洞。然而等空袭警报解除，他重回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门和箱子都被撬开，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他30多幅画都不见了。徐悲鸿顿觉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昏黑，他用双手用力支撑着桌子，努力想使自己站稳，但身体还是不听话地倒了下来。
那些天，徐悲鸿心急如焚，日夜焦虑，不久就病倒了。这件事也惊动了云南省府，当局立刻派人调查，限期破案，然而这些画作却一直杳无音讯，不见踪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的一天，徐悲鸿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写信者是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女学生卢荫寰。卢荫寰在信中告诉老师，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她看到了老师丢失了两年的《八十七神仙卷》。
魂牵梦绕的名画终于有了下落，徐悲鸿夫妇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即赶赴成都。但是冷静下来后，他们决定自己不出面，请一位朋友前去交涉。
原来几年前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拍成照片来让学生们临摹，并带到教室给学生们讲解了这幅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自己得到这幅珍品的故事，卢荫寰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知道这幅画被盗以后，她深深替老师惋惜。
两年以后，卢荫寰和丈夫及一个朋友到另一个不相识的人家里去做客。谈笑间，那人拿出一幅古代人物白描长卷请大家欣赏。卢荫寰仔细一看，觉得有些眼熟，仔细想想，终于想起这幅画卷就是悲鸿老师几年前让他们临摹过的《八十七神仙卷》。它不是已经丢了吗？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卢荫寰满心狐疑，但没敢吱声。
回家后卢荫寰把这幅画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丈夫，她的丈夫听了也很吃惊，想要立刻报案，但被卢荫寰制止了，她认为这样做不妥，还是先告诉老师，然后想一个保险的办法，以保证这幅画的安全。
不久，令人高兴的消息从成都传来了，那幅画的确是原画，持画的人也愿意把这幅画卖给徐悲鸿，不过，他开出了天价要银元20万，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20万银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北京城里一个上好的大四合院也不到1万银元。面对这些苛刻的条件，徐悲鸿满口答应了下来。
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忙于作画。夫人廖静文则到处找朋友筹款。过了几天，20万银元现款很快汇到成都，随后20幅作品也寄到了成都。不仅如此，徐悲鸿决定不惊动警方，也不追究当初这幅画被窃的原因。于是，在一位新加坡朋友的帮助下，《八十七神仙卷》很快重新回到了徐悲鸿手中。在以后的岁月里，徐悲鸿好像珍惜生命一样精心守护着它，始终没离开过他的身边。
《八十七神仙卷》现在何处？
1953年9月，徐悲鸿逝世后，其夫人廖静文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留下的1000余件作品和1000余件他所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这其中包括《八十七神仙卷》，还有万余件图书资料全部献给国家。
不久，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八十七神仙卷》和徐悲鸿收藏的所有作品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内。夫人廖静文成为纪念馆第一任馆长。
为了使更多的人欣赏到，也为妥善保存《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纪念馆组织本馆文物鉴定、书画修复、复制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经过上百次的探索和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整地将《八十七神仙卷》复制成功。新复制的《八十七神仙卷》不仅保持了原作的神韵，而且完整、准确地再现了原作的每一个细节。
14.张伯驹为《平复帖》遭绑架
20世纪30年代初，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的展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稀世珍品《平复帖》，他担心这幅字画流落在外，便想买此帖。辗转得知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畬藏有此帖，便提出购买。溥心畬回复说目前尚不想卖，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元大洋。张伯驹那个时候没有能力购买，只好等待时机。
1936年，他听人说唐韩幹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叶某买去，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那正是溥心畬所藏。他又怒又恨，生怕《平复帖》也随之脱手，于是急忙上门找到溥心畬，一见他，溥心畬不由得一愣：“老兄，好久不见，您有何贵干呀？”“你说我干什么来呀！”张伯驹没好气地说。溥心畬赶紧倒茶问：“这是谁招惹您生气啦？”“就是你呗！”张伯驹一脸怒色地说道。溥心畬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的来意：“您是为《照夜白图》来的吧？”
“您别生气，我也是一时糊涂卖给了那个姓叶的，谁知道他会弄到外国去啊！”溥心畬知道自己有错，小心地赔着不是。张伯驹这才缓了一口气，说：“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算账的，我知道你也是不知情，我是为《平复帖》来的。你是还要把它卖到国外去吗？”溥心畬说：“您可别这么说，我还没想卖呢！”张伯驹费尽口舌，跟他磨了半天，溥心畬终于答应暂时不卖《平复帖》，就是要卖也会先和张伯驹说一声，张伯驹这才拱手告辞了。
张伯驹当时住在上海，溥心畬在北京。张伯驹怕他夜长梦多，一时变卦，便不时地打听消息。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的邀请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正好赶上七七事变，一时回不了上海，就在北京住下来。在老朋友傅增湘的帮助下，一心想买《平复帖》的张伯驹终于花4万元大洋买来了《平复帖》。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了。
一天上午，正当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一个茶房伙计打扮的人对他说：“张老先生，我们老板请您过去一下，说有件东西请您看看。”这种事对张伯驹来说是经常有的，所以他没有多想就跟着上了一辆人力车，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停了下来。进了一家店铺的后院，又进了一间正房，只听“哗啦”一声，门就被锁上了。他使劲儿推门大喊：“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只听见外边有人回答说：“您别喊啦！快叫家里人拿30万元来赎命吧！”张伯驹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是被绑架了。
夫人潘素在家里很快得到了消息：让她准备30万元来赎张伯驹，可这30万元一时间也弄不来啊。思来想去，最后她决定到警察局报案。哪里想到警察局长竟然说：“张太太，您可以向我们报案，但是警察局向来是报案的多，破案的少。万一张老先生有什么意外，可就划不来了。我这边着手调查案子，您那边准备好钱，先得把张老先生救出来啊！”潘素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只好抹着眼泪走了。
傅增湘知道绑匪是为了《平复帖》而来的，但如果真拿《平复帖》把张伯驹赎回来，也就等于要了他的命了。商量了半天，还是束手无策，只好再次去警察局。可是警察局长见了他们竟然说：“你们也是死脑筋，为一张旧书帖把命搭上了，犯得上吗？”他们一听顿觉没了希望，垂头丧气地走出警局大门。潘素和傅增湘分别后，还没等到家就被人拦住了，原来绑匪请潘素过去一下，说张伯驹这两天不吃不喝，已经快不行了，张老先生想见您。这时候的潘素是什么也顾不上了，马上就跟着那人一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