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8日，我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我的驻外记者生活。
刚到巴黎，我临时住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初到一个地方，面临的问题很多，要做的事情也千头万绪，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四天以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问法国，这就是我来法国常驻后的第一个报道工作。头一炮，而且起点又那么高，我心里又兴奋，又有点紧张。
我很快和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了解中国代表团的访问日程安排，并向法国有关部门办妥了新闻采访的临时证件。根据日程安排，江主席访法的第一站是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
于是，对巴黎还没有什么印象的我，又在10月21日坐火车来到了里昂。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里昂机场，准备报道江主席抵达的消息。
在机场停机坪外围，人群早已在那里等候，法方的礼宾车队，开道的摩托车，齐刷刷地排列在一侧。法方的政府官员，警察和宪兵，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旅法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还有许多中外记者，使整个机场热闹起来。尤其是旅法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带来的“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的大横幅和他们手中挥舞的中国国旗，更为机场增添了一点亮色。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我也很快被感染了。当时在现场，我深深地感到作为记者的自豪和骄傲，因为我和我的同行们将把这些场面通过电视画面传达给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中国人、法国人和所有的电视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时的情景，看到我们在海外的同胞眼里的那份喜悦和期盼。
于是在里昂机场，留下了我在法国的第一个现场报道。
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已经无法完整地重复了。但现在看来，经历这么一次高规格的采访报道，对我的驻外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
我体会到了作为一名驻外记者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自豪，同时也体会到作为电视记者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其中之一就是电视信号的卫星传送。
技术发展到现在，电视信号，也就是图像和声音的传送可以通过网络宽带来完成。把图像和声音压缩成一个文件，在只要可以上网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完成传送。这样做的优点是不受时间和卫星线路的限制，能上网的地方就可以传送。缺点是信号质量不大理想，收到的画面上时常出现细小的彩色方块，我们把它叫做“马赛克”。出于对播出质量的考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传送，除非特殊情况，比如战争期间所在国的电视台被毁，一般都是通过卫星传送来完成。因此，卫星传送，也成了能否及时安全播出的最后一关。
记得江主席抵达里昂的当天晚上，我和台里技术部门的一位同事，租车来到法国国家电视台在里昂的分站传送节目。线路是提前预订好的，对方的技术人员也已经在那里等候。磁带放进编辑机，走带，一切正常，但是没有输出信号。问题出在哪里呢？检查线路和接口，没有问题，卫星线路也畅通。我开始着急起来。随行的同事和法方技术人员也有点纳闷。怎么办？错过了这次传送，不光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节目的及时播出。于是，两个技术人员，加上我这个临时法文翻译，把传送中涉及的所有技术环节进行梳理，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对方技术人员习惯性地把输出信号模式放在数字输出模式上，而我们的摄制方式当时是模拟方式。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有了，就是把一个按钮从数字模式拨到模拟方式。看似简单，但这次传送带给我的感觉，用心惊肉跳来形容也不算过分。
（二）
我很幸运，在驻外工作的一开始就参加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访问报道。2004年年初，这种幸运再一次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将参与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法国的正式访问，而且是现场直播。
这一次是在巴黎南部的奥利机场。外国领导人对法国的来访，一般都在这里抵达。而对于胡锦涛主席的此次访问，法国总统希拉克将去机场亲自迎接。这种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在希拉克总统的任期内是不多见的。一般情况下，法国政府会派出一个政府官员在机场迎接，而希拉克总统的会见一般是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后来使馆的一个官员对我说，希拉克总统这样做，正是体现了中法关系的友好，也反映了中国综合实力的逐渐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不管如何，机场欢迎的现场直播必须成功。
负责这次直播和整个访问期间报道工作的台副总编李挺（当时是台新闻中心主任）告诉我们，这次直播也将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写下一笔，因为这是央视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进行现场直播。
巴黎记者站的任务是配合台里随团记者的工作。具体来说，直播期间我的任务是摄像，我的搭档、上任不久的记者林文的任务是和法方协调，保证直播的顺利进行。
有经验的台领导，最好的技术人员和设备，最好的专业摄像，再加上中国驻法使馆和法方的全力支持，这次直播没有失败的理由。
我不是摄像科班出身，但我对摄像的爱好和钻研，以及以往工作中的表现，使我荣幸地成为现场直播的三个摄像人员之一。
唯一不作美的是天气。
从直播那天早上开始，就下起了雨，时大时小，还夹杂着冰雹。
风不算大，但往骨头里钻。我们三个摄像，一个在流动车上，负责近距离拍摄胡锦涛主席抵达机场，走下旋梯，与希拉克总统握手等画面；另一个在机场贵宾厅人口外面的走廊处，负责提供胡锦涛主席检阅法方仪仗队等镜头；我则被安排在紧挨着机场贵宾厅的出口处，摄像机就架在转播车的车顶上，居高临下，主要负责欢迎仪式的大场面镜头。在另一辆转播车里，李挺副总编亲自指挥，时政部的一位记者负责镜头切换，我的搭档林文则在边上和法方技术人员进行协调。
当胡锦涛主席的专机缓缓地降落在奥利机场时，我的耳机里响起了“一号机准备”的指令。一号机，那是我的代号，我的心猛然狂跳起来。随即，摄像机取景器里的红灯亮了，第一个镜头，我拍摄的镜头，作为直播节目的第一个信号正在被采用！电视观众看到的是我拍摄的专机抵达的第一个画面。我控制住呼吸，把镜头稳稳地拉开，直到全景。这个动作，我练了无数遍，也不难，但此刻，我觉得这个过程好长，好长。
雨还在下，风也没有减弱。整个欢迎仪式隆重而热烈地进行着，我也恢复了一点平静。耳朵里是同事清晰而又明确的指令，语气和缓，让人很舒服。也就十分钟左右，整个欢迎仪式的直播结束了。我松了口气，这才感到自己手脚冰凉。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惊无险。但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后怕。
事情出在电池身上。
直播前半小时，我们照例把各项工作做一次最后检查。这时，负责在流动车拍摄的那位摄像突然叫了起来。原来他的摄像机的电池快没有电了。事到临头，怎么会出现这种疏漏？负责提供设备和技术保障的法方技术人员也傻眼了：电池早就充足了电，而且半小时前仪器显示还是满的，怎么这么快就会接近没有了呢？没有时间多想了，用备用电池吧。可备用电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真是糟糕！马上要直播了，要是栽在这么一个低级错误上，后果相当严重。
法方技术人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得把电池往身上来回搓。
有可能是因为外界温度较低，导致电池耗电快。但这样“摩擦保电”有没有用，谁也没有试过。最后决定，省着用。专机抵达以后才开机，之前的试机就免了。好在我们的这位摄像也是久经沙场，拍的镜头不用演练就很到位，而那块电池也很争气，坚持了十多分钟，在耗尽之前终于不辱使命。
想起这些，我现在依然很激动。报道那么重要的事件，和那么好的领导和同事合作，又在那种恶劣的外部条件和有惊无险的状态下完成首次现场直播，这也许是我的许多电视同行梦寐以求的经历。我很知足。
这两次报道，都是集体行动。和台里的同行们协同报道，体现了电视报道是一项集体的工作，是采访、编辑、技术、播出各个部门紧密配合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在国外常驻，经常是单兵作战，全部要靠自己。用电视行业的话来说，就是采、编、播、摄、传样样都要会。也就是说，本来是一项集体分工合作的事情，往往要驻外记者两个人来完成，甚至是一个人。很多次在报道国际活动，比如国际会议时，国外同行会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这个中国的电视记者。他们也许对我似乎什么都会而感到惊讶，也许对这样一个人独自做节目不以为然。但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工作是要完成的，而且要做好。这一点，我和我的搭档林文感触很深。
（三）
那是1994年的11月初。当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因病在法国接受治疗，住进了巴黎的一家军事医院。由于当时阿拉法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病情随时可能恶化，因而他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情况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医院门口并不宽敞的一条马路两旁，成了各国记者的临时大本营。摄像机、照相机、转播车、小型直播地面站等各种各样的电视报道和转播设备，使医院门口成了媒体的领地，也成了各国记者抢发新闻的战场。台里没有从国内增派记者来法国，因而报道任务就全部落在我和搭档林文两人身上。
我们一看当时的形势，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商定，两个人分工合作。林文坐镇“后方”，负责在记者站里搜集各类消息，以及法国和世界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我则在“前方”，也就是医院门口做现场报道。现在回想起来，露脸的事，尽让我做了，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我的搭档林文在幕后的默默支持，以及台里这个真正后方的同事们所付出的艰辛与汗水。
这是一次各国媒体间的较量，也是对我工作能力、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后来还发展成对新闻从业人员工作道德标准的一次测试。
大家都想抢头条，抢独家，抢最新动态新闻。医院是严禁记者入内的。几百名记者，就只能守候在医院门口，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各种消息。对电视记者而言，传统的报道方式在这里是不适合的，也会被同行们嘲笑。直播成了最佳选择，也成了一种竞争压力。是啊，直播，有时两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做一次，说什么呢？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阿拉法特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
有的媒体记者，似乎终于耐不住了，竟然在阿拉法特病重昏迷时播发了他病亡的消息，而这种流言，也随即被一些媒体引用。这确实可以称为独家新闻，但是新闻最基本的要素——真实性呢？看着其他媒体的这种做法，我虽然不以为然，但也确实有些着急。好在我的搭档，工作经验比我丰富的林文的一句“这种独家，你还是不要去做”，让我清醒。是啊，国内很多观众都在关注我的报道，我没有权力去滥用我的这种特权，没有权力去报道一些传闻或者个人的猜想。我要的是事实本身。
做直播的时候，往往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五六个记者同时报道。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还有我辨别不出的语言，加上我的中文，同时报道。记者间的距离，有的还不到一米。这时，你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不受别人的干扰。直播间隙，我也留心听听别的记者，比如美国CNN，或者法国记者的报道，看看他们有什么独特之处。除了发现他们善于运用背景情况介绍，把两句话说成十句以外，并没有独到的东西。我变得越来越自信，做直播也越来越轻松。
而且，除了中文直播，我还第一次做了英文电话直播。虽然耳机的声音效果不是很好，有的问题甚至听得含糊不清，但我还是镇定自若地完成了报道。电话直播时，我有时是坐在远离人群，但依然在隔离区以内的人行道上，身边除了几个警察没有别人。有时是在开车返回驻地途中。记得有一次，我一边开车，一边做直播，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左拐，就排在最后一个。正说在兴头上，忽然感到有人在用力敲我的车后备厢。我当时不管他把车敲得山响，坚持把直播做完。后来才知道，那人是想让我把车往前挪一下，因为我排在最后，把其他从反方向过来要左转的车给挡住了。咳，为了直播，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幸好那时路口没有警察，不然我少不了会有一点麻烦。
整整20天，林文和我就这样在前后方坚守着，疲惫但也快乐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当然疲惫，但直播过后的轻松和快感，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而对直播的上瘾，似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四）
最近一次的直播，就很过瘾，但也有点惊心动魄。
时间：法国当地时间2006年7月10日凌晨两点；地点：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内容：世界杯决赛法国失利后民众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