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决定孩子的一生。妈妈播种什么，决定孩子收获什么。一个人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教育大都来自母亲。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决定孩子的未来。教育孩子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科学训练，往往就是在“玩水”、“玩土”等平常游戏中，就教会了孩子怎么生活。千万别以为教孩子一定要靠什么专家，其实最专业的专家就是母亲自己。每一个操心和尽心的母亲，都是孩子最好的人生教练。
国家的未来，掌握在母亲的手里。国家的“人才工程”，最重要的是“母亲工程”。从女性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都要大许多。13个非洲国家在1975~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
“国运”兴衰看“女魂”——俄罗斯女人让世界感动
谈到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再次崛起，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到普京这些俄罗斯男人身上。其实，俄罗斯妇女支撑俄罗斯精神，历来就富于传奇。早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就表现了可歌可泣的一幕，令世界感动。
19世纪初，一批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青年贵族军官起义失败后，少数起义领袖被处死，一百多人被流放到遥远寒冷的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宣布：他们的妻子要么选择离婚，要么选择流放西伯利亚；凡是选择与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的妇女一律取消贵族特权，不准携带儿女，永远不得返回城市。选择随丈夫流放的代价，就是今后一生都要在沉重劳役和极端贫困中度过，就是在西伯利亚那人迹罕至的冰天雪地中被折磨至死！
震惊沙皇、震惊俄国并且感动世界的是，那些美丽高贵的“十二月党人”妻子，毅然踏上了流放的冰雪道路，孤身前往西伯利亚，与流放在那里的丈夫相聚。看着那一个又一个远逝于荒原风雪中的娇弱身影，俄罗斯哭了，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哭了，被称为俄罗斯思想界领袖的赫尔岑哭了，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哭了。在痛苦、感动和激愤中，俄罗斯男人更加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和解放，俄罗斯女人更加理解了幸福的本质就是自由和爱情。从那以后，几乎每一位被流放的俄罗斯革命家身旁，都有一位愿意陪同丈夫流放天涯的俄罗斯女性。俄罗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美学家和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时，劝说年轻妻子华西里耶娃离开，而妻子的回答十分坚定，以拥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丈夫而自豪，她平静坦然地陪伴丈夫踏上了流放西伯利亚的风雪漫漫路。
俄罗斯妇女的生命在为爱情而燃烧，她们爱情的火焰是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所点燃，由此传承和激发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与英雄崇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俄罗斯仁人志士，他们是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一大批覆盖整个19世纪的世界文学群星，他们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大批推动俄罗斯历史转型的思想巨子，他们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付诸实践的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是今天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而这些英雄又成为俄罗斯妇女崇拜的偶像，就像莫斯科大街小巷传唱的“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那样。
女人是一所学校。好女人是培养好男人的一所好学校。贪官身后有贪妇，贪妇难有“廉丈夫”。女人的取向，决定着男人的追求。女人崇拜什么，男人就追求什么。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女人崇拜英雄，崇拜劳模，崇拜军人，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崇拜金钱和权力，崇拜挥霍和享受的时候，她们就加速提升了中国男人的贪腐程度。
四、中国女人——决定“中国未来”
世界进入“她时代”，世界进入“新女权时代”，一个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妇女进军政治舞台，她们不仅由家庭妇女变成职业妇女，而且由职业妇女变成政治妇女，她们在政治舞台上“巾帼不让须眉”，要和男人分享参政权，要问鼎国家执政权。现代世界，正在更多地被女人改造；现代国家，正在更多地被女人领导。
分一半“权力”给女人——分一半“家务”给男人“分一半权力给女人，分一半家务给男人”，这是国际女权主义者的口号。世界“女权运动”，早已经发展到男女“分权运动”。现代女性在女权运动中要争取和奋斗的内容，是女性在国会中要有更多的议员，是女性在政府中要有更多的市长、州长，是妇女在国家中要出更多的总理、总统。
女性参政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与时代话题。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01年初，全球产生的女国家领导人有50多位，包括女总统、女总督、女总理、女首相等。2002年，德国联邦政府当选的13名部长有6名是女性；在2003年芬兰的新内阁中，一半的成员是女性。拉美各国已经有过12位女总统，比如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都是女性。巴西最近产生的是一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女总统。目前，全球有33个国家女性议员的比例达到30%，是1995年的6倍。
几千年的国家政治，实际上是男人政治。男人的最大特权，是对国家政权的垄断。男女最大的不平等，是在政治、政权上的不平等。男女平等，最主要的是领导权的平等、执政权的平等。女性不仅要参政，而且要执政。
“分一半权力给女人”，这个口号，不亚于当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全球效应。人们说，最大的民主，是两性之间的民主，是男性和女性对国家大事的共同做主。现在，世界民主制度，正在经历第二次分权。第一次是在“民权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男人之间的分权，这一次是在“女权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两性之间的分权。女人要进军政治舞台，女人要成为执政者，女性要打破男性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不仅是女性的“解放”，而且是女性的“崛起”。
“分一半家务给男人”，这是男女两性分工中的又一次革命。“政务”与“家务”的分工，历来是男女两性地位的一个带有根本指标性的东西。
“男主外，女主内”，“政务”是男人的事务，而“家务”则是女人的事务。现在这个千年的分工要改变。2010年8月，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第四个孩子降生，卡梅伦要履行家庭职责，休“产假”以陪护妻子和女儿。按照英国法律规定，男性享有为期两周的带薪“产假”，这一法律规定，是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通过的。而卡梅伦是在任内休产假的第一位首相。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在一次公众交流会上说，英国的休假制度已经过时，还停留在父亲挣钱养家、母亲照顾小孩的老旧观念，现在的世界已经全然不同，新政府将改革休假制度，使其更有弹性。
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平等地参加公共生活，同时意味着平等地分担家庭责任。增加妇女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意味着男性也要平等地分担家务。男性在家庭中履行“家务”使命，是男女平等、社会进步的新表现。
女人当领导——世界更美好
现代社会，更适合由女性来治理；现代国家，更欢迎妇女来领导。历史发展到今天，女人在治国理政上，似乎比男人更有优势、更有天赋，也更有效益。
女性参政以柔见长。相对于政坛上刚气十足的男性政治家，女性的微笑、关爱、亲和的特质，能让她在参政议政时具有更大的魅力。西欧一位女性从政者指出： “女人从政，使政治世界人性化了”。
海伦·费希尔在《第一性》中，通过对女性生理、心理、爱情、婚姻、语言以及社会生活的考察，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一个妇女特有的技术和才能在市场和社会中正在变得和男人的能力具有同样价值的世界。”并认为女性在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她们的性别魅力将主导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比如爱情、婚姻、性的浪漫化等。政治文明将为女性魅力的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保障，世界政治也必将因女性的加入，而显得更人性、温情、别具风采。
海伦·费希尔还分析了女人有许多在深远的历史中形成的特殊本领：语言的才能；理解姿态、手势、面部表情等其他非语言表现的暗示的能力；感情上敏感；善解人意；出色的触觉、味觉、嗅觉和听觉；忍耐力；同时从事和思考几件事的能力；对任何问题进行广泛的关联性考虑的能力；制定长期规划的爱好；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和谈判的天赋；以及对合作、达成共识和通过平等的小组来实现领导的偏爱。
国内学者也指出：妇女的性格优势在从政道路上是非常明显的。包括：
易于沟通、善于协调；认真细致、原则性强；女性爱心、无私奉献；感觉细微、观察敏锐；性情温和、亲和力强。这些特点和长处，使她们在领导管理工作中，能以独特的性别魅力，创造更温和、平等、民主的氛围。女性参政和执政，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虽然，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依然是男人的天下，但是，女性从政，却在慢慢改变这个男权的世界。从女性参政到女性执政，是两性竞争的新阶段。
我们不能说，未来的世界就是女性的世界，未来的天下就是妇女的天下，但是，未来的世界，必定是男女两性在政治上平等、在政权上平衡的世界，它既不是一个男权社会，也不是一个女权社会，而是一个男权和女权平等、平衡的社会，这对男性和女性、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毛泽东——让妇女在政府和人大超过50%
毛泽东，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旗手，毛泽东关于“妇女参政”的思想，更是石破天惊。
早在1919年7月28日，青年毛泽东就代表女子向社会发出强烈的呼喊：
“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
（《毛泽东早期文稿》）
1939年6月，毛泽东为在延安创刊的《中国妇女》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竞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激励全国妇女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洪流，救我中华民族。（《毛泽东主席论妇女》）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鼓励中国妇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1951年，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中约有15万女干部。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他说：“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12%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20%。”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毛泽东文集》第7卷）在毛泽东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就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的目标，形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这是新中国妇女参政出现的第一次高峰。
1956年全国共有756000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70%~80%的社有女性正副社长，大约有50多万人。在广东省梅县龙坪乡的一个“红旗”农业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妇女，9个社务委员有7个妇女，6个正副生产小组长也全是妇女。中国妇女参政之深之广，令西方妇女羡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妇女参政出现第二次高潮。70年代中后期，妇女干部比例高达30%左右。这不仅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各国纷纷学习中国妇女解放和妇女参政的成功经验。
遗憾的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妇女参政的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滑坡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全国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在1977年达到21%。但在1978~1998年，20年的时间仅增长了0.8个百分点，2003年又下滑到20.24%。妇联主席彭佩云曾经呼吁：2003年代表委员女性要达到1/4。我国的妇女研究也发现，早在1933~F的中央苏区、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就提出女代表、女议员的比例要达到25%。而据中组部统计，党的“十六大”代表中，女代表382名，仅占18%，全国政协女委员373名，仅占16.7%。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设计，到2015年，各国女议员的比例将达到30%。中国从1933年到2003年，70年了，妇女参政仍然没有达标，不仅没有达到联合国提出的30%的女性参政率，也没有达到70年前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时代规定的25%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