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矛盾就不说了，这次当听说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诱杀陆建章后，张作霖自己都彻底晕了，他想过徐树铮蛮不讲理，但没想到他居然混蛋到这个地步，再让他在自己的奉军里折腾下去，大家都得陪着他去死了。本来表面上维持着与皖系的合作，对徐树铮还持隐忍态度，现在通过西北官制案，徐树铮把他的权力之手伸到了内蒙，这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他的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张作霖迅速下令，撤掉了徐树铮奉军副司令的职务，并且通告天下，奉军一切军务再与他姓徐的没有任何关系。
得罪了徐树铮，也就是得罪了段祺瑞，张作霖心里很明白，奉直联合反皖势在必行。
和谈的闹剧
徐世昌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当上了大总统，为确立自己文人总统形象，并巩固地位，他决定利用国际、国内的和平呼声，积极筹措南北和谈。
徐世昌倡导南北和谈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有一定基础的。首先，国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南方的军阀们也多数希望通过和谈实现统一；北洋系中的直系也希望和谈。当然，最不希望和谈的还是皖系势力，尤其以安福系为代表，但天下和谈声浪滔滔，他们又不敢公然跳出来反对。但他们绝不愿意和谈成功，因为和谈成功后，徐世昌的地位将比较稳固，不能再多受安福系的指挥；而直系是早与西南军阀有联络，自然将占据上风。可以说，和谈成功就是安福之失败，尤其是怀有野心的徐树铮更是不甘心于此。有安福系的破坏，和谈注定不能成功。事实上，这次南北和谈从一开始就吵吵闹闹，纷争不停。
首先是开会地点。北方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主张在上海租界内开会，意思是不能在军阀包围之下开会，因为当时的南京是在直系军阀李纯管辖之下。最后双方决定以上海的旧德国总会（俱乐部）为会场。南方代表住愚园路九十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关于会议名称，双方也意见不一致。北京政府以安福系为代表的一开始就反对对等议和，主张该会议称“善后会议”；南方认为这是清代在招安地方土匪时才用善后字样，提议称“上海会议”。彼此磋商，最后都未达成共识，于是，各叫各的。北方称“南北和平会议”；南方称“上海会议”。
总代表的人选问题上亦有一番争议。北京总代表先是李纯，但李纯是直系人物，徐树铮非常讨厌他，他希望的人选是王揖唐。但王揖唐是安福系首脑，全天下都知道，也不太公平，徐世昌便请出自己的老朋友朱启钤为总代表，而唐绍仪做了南方总代表。
段祺瑞本人也是反对这次和谈的，徐树铮便安排吴鼎昌专做破坏之事。
徐世昌早就明了这一点，于是他略施小计，在会议酝酿期就派徐树铮去日本观操，也就是调虎离山，以免徐在国内兴风作浪，破坏和谈。小徐无可奈何，勉强去了日本，但很快就回国了。无论如何，南北和谈总算在1919年2月20日上午9时召开了。
此次南北和谈计划讨论陕西问题、中日军事协约问题、湖南问题、国会问题、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人选问题等，开始时还算顺利，虽然军阀们免不了为了各自的私利斤斤计较，但总算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彼此的底线在哪里基本都心中有数，哪些问题能解决，哪些问题注定要纠缠下去，不用开会大家都明白，因此吵架归吵架，会议的议程还是一直在进行。但是在讨论陕西问题时，双方态度直接对立，最终导致和谈搁浅。
所谓陕西问题，就是1918年初，胡景翼等在陕西宣告独立，拥护“护法”。同年6月，孙中山派于右任入陕宣慰军民。8月，于右任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段祺瑞随即派军围攻陕西靖国军。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下令停止战事，11月23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各守原防，静待后命，为南北和谈创造条件。安福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拒不听命，说他是在“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不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双方军队继续有冲突。南北和谈时，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撤换陈树藩，否则和谈不能进行。北方朱启钤则以当地真相不明为由，要求将会议继续下去。
陕西问题没有解决，国会问题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国会问题”是南方提出要由此次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1917年6月13日的命令无效（指张勋威迫下令解散国会），恢复原国会。这就涉及徐世昌本人地位和北方安福国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了。徐世昌本希望和谈成功，现在国会问题一提，徐世昌和段祺瑞等就有了共同利益，目标一致了。于是徐世昌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明确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说。
一场和谈闹哄哄地开场，又闹哄哄地进行，结果，看不到丝毫和谈诚意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愤然辞职。朱启钤受徐树铮逼迫，算是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傀儡身份，也跟着唐绍仪辞了职。朱启钤一退出，北方马上派安福系的头目王揖唐继任北方总代表，但南方代表根本拒绝王揖唐这个人，连会场都不让他进去。于是身处上海的王揖唐情形极为尴尬，为了脱身，这个王揖唐竟然在自己所下榻的哈同花园住所假装放置了炸弹，然后借口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迅速逃离了上海。
从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谈会议开幕，到5月14日双方总代表辞职，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安福系一再从中破坏，和谈搁浅，后虽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已无任何实质意义。
巴黎和会
军阀们的和谈毫无结果，中国混乱的政局还将持续下去。内忧未除，外患再起，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西方列强竟然蛮横地将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各种权利交给日本继承，要求中国代表签字承认。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人民怒不可遏，中国的劳苦大众们开始觉醒了1 5月4日，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农业、工业、法政专门五校及私立中国大学三千余人，聚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高呼“还我山东”、“惩办国贼”等口号，他们游行到当时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准备向西方使馆示威，但是巡捕出面强力阻拦，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回头去赵家楼找中国签字代表曹汝霖和章宗祥算账。
其实，曹汝霖并不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很早就有人将“学生们可能闹事”的消息通报了他。但当天一大早，他在上班一小会儿后就悄悄溜回了家，随后叫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接着章宗祥也来了，与他同来的居然还有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几个人凑到一起，开始商量怎么应对。
没想到，学生们的行动比他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也是因为巡捕的阻拦才让他们临时更改了行动计划），就在他们还没有商量出什么眉目时，游行队伍已经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在门外高声喊口号（可以理解，毕竟学生们手无寸铁，这是他们表达诉求最合理的方式）。吴炳湘坐不住了，主张马上叫军警来镇压，但曹汝霖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胆识，故作轻松地说： “没事，几个小孩子，能干出什么事来？就让他们闹呗，怕什么！”
不一会，看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学生们拥进了曹汝霖家的院子，呼喊声音更响亮了，曹汝霖再也沉不住气了，悄悄溜到厨房，换了一套厨师的衣服，溜出了小门，开车逃到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躲藏起来了。
傻乎乎的章宗祥还在等曹汝霖回来商量，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才明白老曹早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这下子他也慌了神，也要开溜。没想到刚一出来就被已经群情激奋的群众发现，其实大家也不认识谁是曹汝霖谁是章宗祥，一见有人出来，群众中就有人喊： “看，他就是曹汝霖！”
这下惨了，大家一拥上前，你一拳，我一脚，把章宗祥打倒在地，章连喊“饶命”。这时，日本人中江丑吉在客厅里面远远看见事情不妙，连忙跑出来救驾，趴在章宗祥的身上掩护着他，这才侥幸留下了他一条性命。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的政客，学生们强烈要求惩处这三个卖国贼，这就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段祺瑞，因为谁都明白，三个人的后台只有一个，那就是段祺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亲自要求镇压学生运动，并向以徐世昌、钱能训为首的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徐世昌下令为曹、章、陆三人辩护，同时查禁学生联合会。安福系的阁员还提出了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并以田应璜替代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
但是，政府的高压和迫害并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他们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游行、演讲。6月初，大批北京学生被捕，这不仅激怒了北京各校的学生、教育界，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学生运动渐渐地演变成了社会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整个北京城成了群众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力还逐渐向全国蔓延，发展到后来上海各界也开始响应北京，掀起了革命斗争的更高潮！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考虑民心向背的问题。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关押学生，三天后又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段祺瑞对此非常不满，他严厉指责任国务总理的钱能训镇压不力，逼他辞职，让皖系政客龚心湛接替。但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威力。
虽然龚心湛一切都听段祺瑞的，处处维护段祺瑞，但在这件事上，他最终没有按段祺瑞说的办。最终，参加和会的代表们没敢在和约上签字。人民运动第一次显示出了他强大的力量，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事后，徐树铮居然还在总统府会议上大谈不该拒绝签约，要求把签约代表陆徵祥撤回来，换胡惟德再去巴黎追着签回字来。不过，在人民的强大压力和斗争面前，他们终于没有得逞。
倒行逆施的安福系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龚心湛没有按段祺瑞的意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他自己也知道干不下去了。9月24日，龚心湛辞职，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任国务总理。
争权夺利，皖系分裂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人。士兵出身，由段祺瑞在前清考选送入随营学堂。文化虽然不高，但好学而聪明。毕业后，粗通文字。辛亥革命以前，由段祺瑞保荐给李经羲在云南充任总参议。光复后，靳任陆军第五师师长，驻山东。民国二年，以靳云鹏代理山东都督，因得段的赏识，几年间，靳即扶摇直上。他又出任了参战军训练处督练、陆军总长等职。
不过，靳云鹏虽然是段祺瑞的人，但老段对他的信任却远不如对徐树铮，因为徐树铮政治背景单纯，自己就是其唯一靠山。而靳云鹏政治关系复杂，同各派千丝万缕：他和段是师生关系，和冯国璋是同学同事，和曹锟是把兄弟，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故而，段祺瑞对他是有一定戒心的。
靳云鹏与徐树铮也有矛盾，因为徐树铮认为自己才华出众，一向看不起军人出身的“大老粗”靳云鹏。但之前靳云鹏一直在管理军务，基本上与徐树铮没有权力之争，双方的矛盾还隐藏在水面下，但随着靳云鹏的上台，心胸狭隘的徐树铮终于忍不住了。
先打破“平衡”的还是好权争利的徐树铮。1919年2月，总统徐世昌利用西方外交团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参战军的机会，要求徐树铮把参战军移交陆军部辖制，时任陆军总长的靳云鹏自然积极响应该主张。徐树铮怎舍得把他一手编练的军队拱手交出，他怂恿段祺瑞出面反对。几经交涉，段祺瑞和徐世昌达成协议，参战军改边防军，小徐又获得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掌握了边防军的指挥权。该军兵力共3个师4个混成旅，段祺瑞自此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
不光如此，徐树铮借口蒙古需要马队，把边防军中陈文运的马队旅调到西北，又把原驻在张家口的褚其祥的步兵混成旅调到西北扩充自己的实力。
因为靳云鹏在参战军中一直掌握着督练编制权，小徐的行径显然触犯了靳的利益，两人开始交恶。
从实力上说，靳云鹏还不是徐树铮的对手，因为徐树铮还控制着安福国会作为政治上的武器。靳云鹏便考虑从别处找寻力量来对付徐。此时，张志潭这个人物浮出了水面。
徐世昌是天津人，张志潭是丰润人，徐把张看做直隶后起的杰出人才。
袁世凯做总统时，他被调任总统府参陆办事处秘书，他跟北洋派军人的关系密切了起来。张志潭有意和军人发展关系，所以他和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的关系都挺好，和徐树铮的关系也不错。段祺瑞1916年做国务总理，以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就在小徐手下做了一名国务院秘书。
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又任总理，以张志潭做秘书长。但徐树铮不肯放过国务院这一块，派了个姓祁的人在秘书长房里监督张志潭，每天向他汇报张的一言一行，徐树铮没做秘书长也跟做了似的。张知道却也是无可奈何。
徐树铮为了赚钱扩充军队，想到运销盐的办法。他让一个和军阀、政客都有勾结的混混出身的王郅隆承销永平等地的盐，借口永平销盐可以依靠军事力量在直隶各地运销。因为财政部不能批准这事，小徐就把事交给院秘书长张志潭办。张志潭知道这件事牵涉复杂，自己又是直隶人，办了之后一定会遭同乡人议论，但又不敢拒绝，就把事情拖着不办，一拖再拖，直到段祺瑞因为傅良佐前线失败而下台也没办，小徐便由此恨上了张志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