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段祺瑞立即召见李思浩，他拿着徐树铮的来电，严厉地对李思浩说： “你看看，又铮电报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老是拖拖拉拉的，马上去办！”
李思浩回答： “您比我还了解这件事办了以后的后果。我李思浩因此身败名裂甚至送掉性命都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现在太多人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有机会就要为难中央政府，也会和执政您本人过不去。所以我是投鼠忌器，不得不多加考虑啊！”
段祺瑞的脸色稍稍和缓了一些，但还是很严肃地说： “赞侯，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难道你还不了解我段祺瑞吗？我不是患得患失的人，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办到底，别说丢了官位，就算是让我掉脑袋我也照办不误。你只管去办，出了事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李思浩再也找不出拖下去的理由，于是他决定：
办！其实这事并不复杂，李思浩只用了三天就把问题都解决了。他知道，办理此案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所以在办理的过程中，他可是万事小心，对于账目的细节，要求手下的办事员做到没有任何一笔错账漏账，所有账目明确登记在册，不能给别人留下攻击的把柄。
同样，段祺瑞当然知道其中的机关，为了以后少出麻烦，他在与法国人交涉完细节后，将全案的所有文字材料交由司法部，邀集各司法机关派员会同审查，以显示慎重。司法部审查完毕，认为没有违法之处，段祺瑞才指示外交总长沈瑞麟办理与法国公使签字换文事宜，最终达成了“关于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及中法实业银行复业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是：一、法国政府同意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用作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主要是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二、中国政府同意，将上项应付而已退还之赔款余额，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也就是以金法郎为标准，折合美金后偿还。
4月2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向全国公布了该协定。为了求得谅解，段祺瑞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解释办理此案的良苦用心：目前中国政局混乱，要想彻底解决，中央政府必须有效运转起来，但是中央政府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召开关税会议让政府能征税。但是关税会议就因为“金佛朗案”
这一个绊脚石被无限期搁置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该案。最后，他希望全国舆论体察他的良苦用心，给予支持。
金佛朗案通过，税务司安格联立即把扣住的2360多万元发还给执政府。
然而，钱虽然到手了，却与他的如意算盘有很大的出入。因为眼看着一大笔钱刚到手，奉军就来要债。奉军声称自己驻扎京师附近，维持治安，剿匪缉盗，中央政府理应支付部分军饷。张作霖更是不依不饶，几乎天天上门要账。不胜其烦的段祺瑞一下子就拿出了500万元给他，张作霖还是不满足，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地又要走了200万。到手的钱还没捂热，差不多三分之一就没了，这让段祺瑞连骨头带肉都在疼。这还不算完，北京地方的军警费用也拖欠了些日子了，需要拨付，各个部门的奖金欠了一年多了，也该发点了，还有教育部所属各大学的经费也不能不给，否则那些教授们闹起事来比学生还难缠。虽然他们不会因为薪水问题游行示威，可只要有一个教授甩脸子不干了，政府的脸就丢尽了。那些教授哪个不是各领域的大腕，他们的钱岂能拖欠。再说一旦让人知道堂堂中央政府连大学教授的工资都拖欠，他这个执政也就算干到头了。
这么里外里一算下来，巨款转眼间变成了一堆发票和表格，剩下的钱能不能顶过三个月都是问题。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召开关税会议，讨论征税方案。段祺瑞似乎看到了光明就在前面。
不过，段祺瑞执政府为了维持统治，不惜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最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4月22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反对临时政府的金佛朗案解决办法，为了对抗，段祺瑞下令取消国会参众两院。两天后，国会议员再度集会，被执政府所派的军警驱散。国民党也立即召集要员开会商量，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作出决议，并于5月7日通电反对金佛朗案。
政治家们如此团结一致地起来反对“金佛朗案”，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指责政府卖国，执政府派出大批警探阻止学生集会，学生便改到神武门集合，并向驻景山的国民军请求进入景山内开会，得到了国民军的支持。会后，学生200多人到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住宅，向章提出质问，正好章士钊外出了，学生们便捣毁了他的住所。军警赶到后殴打学生，打伤学生40人，逮捕了17名学生、1名教师。北京各界随即成立了“五七”被害学生后援会，通电全国抗议段祺瑞执政府摧残爱国学生运动。5月9日，北京大中学校学生4000多人罢课游行，向段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条例，罢免章士钊和肇事的警察当局。
段祺瑞此时已经是顾不得这许多了，执政府一无军权，二无政权，现在连财政权都没有一点说话的份，让老段觉得颜面无光。军阀们不给面子，他无可奈何，现在连百无一用的学生都来欺负他，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段祺瑞下令教育部对学生要严加管束，只许专心学习，不许再干涉国家政治事务，否则必定严惩！
好在段祺瑞还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他也知道事情的起因，并不能完全怪学生。所以虽然逮捕了一些学生，并没有打算过分追究他们的责任，只是将他们关着不放，算是给其他人一个警告。后来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出面，段祺瑞也就顺水推舟释放了被捕者。
对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议热潮，段祺瑞倒没有太放在眼里，一心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的他为解决财政困难，继承认金佛朗案后，马上着手进行关税特别会议。
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期盼已久的关税特别会议终于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正式开幕。当时出席会议的主要西方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主要强国几乎一个不拉下，同时还临时邀请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列席会议。
为了显示隆重，开幕式上段祺瑞亲自到场祝贺，并致欢迎词。段祺瑞再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希望各国能谅解中国政府的一片良苦用心，让中国关税自主。但是，他仍然搞不懂国际政治的真谛：西方国家岂能在自己的利益面前轻易让步？要是他们都能彬彬有礼，事事好商量，那鸦片战争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
不过，既然是政治游戏，总得让他进行下去。尽人事听天命吧！
开会第一天，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实行关税自主的五个办法：一、与会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的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率条例同时施行，但最迟不超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曰起三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
对九国来说，中国的要求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也太敢开价了。英、美代表认为中国的要求不能超过九国公约的范围，而且在中国未统一和裁厘未实现之前根本谈不上提高关税。日本代表提出增加附加税平均不能超过值百抽二五，且增加之附加税也必须用以还无担保的外债。
这时候，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继续发展，要求恢复关税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为谋求关税自主而成立的组织、团体，他们以示威、通电、刊发文章等方式给会议施加压力。中国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提出：一、各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二、中国自动裁厘，并非关税自主交换条件；三、关税自主后一定时期，实行国定税率。
代表们还在会外制造舆论，表示此案如果不能通过，中国将选择单飞，自定国税条例。帝国主义第一次屈服了，11月19日，关税会议通过了《中国关税自主及裁撤厘金案》。原则上“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约定中国与各国间之现存条约中之关税上之限制一切废除”，但是必须在元旦裁厘实现后实行。
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宣布自1929年1月1日起撤废厘金与施行国定税率同时进行。至此中国自清末以来80多年的片面协定关税，在名义上废除了。
关税自主的成功，确实是段祺瑞政治生活中的得意之笔，也难怪晚年的段祺瑞每每说到这件事都是一脸得意。
什么叫帝国主义
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中国，一直是动荡不安，兵连祸结。就在旧军阀们在中国大地上作威作福的时候，革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就已经宣告自己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了舞台，孙中山创立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工农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群众自发组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然而，西方大国是不甘心就这样退出他们经营日久的势力范围的，很快，他们就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什么叫帝国主义11925年2月上旬，上海的日本纱厂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无理解雇工人，然后用未成年的童工代替成人干活，但工资却不到成人的一半，工人失业忍饥挨饿，年幼的孩子在工厂饱受折磨，资本家们却每天躺在中国工人的白骨上醉生梦死。鲁迅先生说得好：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工人们为反对厂方以“养成工”代替成年男工和拘捕工人代表，愤而罢工。
罢工的工厂很快发展到22个，罢工工人达四万多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组织，并且在不断的对敌斗争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当时中共中央指派李立三、邓中夏指导这次罢工，罢工斗争由上海发展到青岛。4月，青岛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实行报复，枪杀了带领工人与其交涉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多人。租界当局非但不惩办元凶，反而逮捕工人，提起诉讼。这就是“五卅”
运动的导火线。
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日本纱厂两万多名工人立即罢工。各大学学生纷纷起来募捐，救济死难工人家属。5月28日，青岛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再次勾结奉系军阀张宗昌，野蛮枪杀罢工的中国工人，打死8人，打伤20多人，逮捕了70多人，这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界群众决定于5月30日在上海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
30日上午，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发表反对枪杀顾正红、反对逮捕学生的各种演讲。下午，租界巡捕大肆捕人，有100多名学生被捕。愤怒的群众聚集在捕房外，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时有位英国捕头叫爱活生的竟然下令巡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8人，轻伤1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于31日成立，并决定6月1日起实行总同盟罢工。到了这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罢岗。7日，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提出了与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
军阀也不都是冷血的，他们其实也有激情和热血。平时忙于政治争斗，顾不上想更多，一旦面临真正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关头，很多军阀的表现并不是一无是处。“五卅惨案”发生后，冯玉祥、岳维峻、张之江、孙岳等人就联名致电段祺瑞执政府，要求迅速对外，不必顾虑内部矛盾，初步显示出了国难面前同仇敌忾的爱国之心。其他的一些军阀，如张作霖、赵恒惕、唐继尧等，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也都纷纷致电段祺瑞，表示不同程度的抗议。
对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段祺瑞即使再怎么不情愿，也做不到无动于衷，外交总长沈瑞麟与他沟通意见后，向北京外交使团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其马上指挥上海领事团赶紧释放被捕的人，并要避免发生同类事件。
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6月4日，上海租界捕房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继续开枪杀人，北京外交部为此再次照会外交使团提出抗议。段祺瑞也感到忍无可忍了，令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负责上海的地方事务，并派税务督办蔡廷于、外交次长曾宗鉴到上海查办“五卅惨案”。
然而，北京外交使团软弱无能，面对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他们退却了，态度转化为“主要责任在示威运动者”，段祺瑞随即态度软化，要求全国人民回到原来的秩序、轨道上来，等待政府调查事实。
为了继续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向中国人民示威，英、日帝国主义开来大批军舰停泊于黄浦江上，海军陆战队也集结上海待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