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松了口气，下令冯、张通力合作，阻止吴佩孚、孙传芳北上，并命令所有京汉铁路沿线归冯玉祥、岳维峻，同时命令孙传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听候解决。其实段祺瑞心里是忐忑不安，他不确定刚获得重大胜利的孙传芳是否愿意听自己的。
事实上，孙传芳是打瞌睡碰上了枕头，他刚刚占据浙、闽、赣、苏、皖五省，最急需的是坐稳地盘，稳扎稳打，以避免像张作霖那样把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所以他心中早已决定不再北进，一见通电，打心眼里高兴，便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段祺瑞。段祺瑞见孙传芳表现得很“听话”，便任命他为江苏督办。没想到这个“很听话”的孙传芳却又跑到南京宣布成立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还赶跑了段祺瑞任命的安徽督办，自行命定。段祺瑞这才知道孙根本不是个“听话”的角色，然而他也无力改变什么，只好认了。孙传芳自此以东南五省为地盘，成为直系军阀中与吴佩孚分庭对抗的另一巨头。
张作霖在接到段祺瑞“恢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的命令当天，致电表示愿服从，随后国奉双方相继从北京附近一带撤离，紧张对峙的形势稍稍缓和了下来。
郭松龄事件与首都革命
刚刚平稳下来的北方政局，好日子没几天，就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这次不是大军阀之间的争斗了，而是彻头彻尾的内斗：奉系大将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字茂宸，1882年出生于奉天，奉天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奉天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教过张学良。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品德和能力非常钦佩，1920年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时，即推荐郭为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此后，郭就成为张学良非常信任的得力助手，而且因为治军和战绩卓著，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成为奉系一员大将，但因此引起杨字霆等人的不满。
奉系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十分厉害，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大丰收，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等人分别得到一块地盘，而郭松龄因为杨宇霆的积极活动和谣言加害，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于是对张作霖和杨宇霆越来越不满。加上郭松龄本人有救国图强、改造东三省的思想，在得知张作霖以对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持他进攻国民军的机密消息后非常愤怒，于是与冯玉祥秘密约定反对奉系。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倒戈并回师奉天，武力驱张。两天后冯玉祥响应，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郭军进展顺利，接连占领山海关和锦州，张作霖慌乱之中拟逃往大连。郭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张作霖本人都认为奉天不久就要落入郭手。但事情发展却突然陡转直下，日本向来视东三省为他的势力范围，由于张作霖对他们也不是很服从，所以当郭松龄起兵的时候，日本一边公开表示不干涉的中立态度，一边对郭和张双方都进行拉拢和要挟，以便将来不管政局如何，都能对他有利。
郭松龄是一个具有基本爱国心的军人，日本人对他提出条件，割让辽东半岛。郭松龄大怒，断然表示拒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作霖为保住地位，和日本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密约。日本人的态度渐趋明朗，支持张作霖，消灭不听话的郭松龄。得到日本人金钱、枪械支持的张作霖很快就稳定了局面，并且击溃了郭松龄部队。
郭松龄兵败被围，便和他的夫人韩淑秀化装成农民，乘一辆庄稼院大车南逃。日本人侦察到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给了奉军。奉军第六方面军跟踪追来，在一个农民家的菜窖中将郭松龄夫妇逮捕，张作霖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并将郭松龄的尸体送往沈阳示众三天，以发泄他的愤怒。
郭松龄反奉之前，为壮大实力和声势，曾极力争取当时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参加倒戈。李景林因为是直隶人，在奉军当中也受到猜忌和排挤，对张作霖也有不满。郭松龄和冯玉祥在他们的密约中答应李景林，保证他的直隶地盘，并再给他一个热河的地盘，李景林便同意与郭冯合作。
但人算不如天算，冯玉祥在热河迫于形势，任命了宋哲元就任热河都统，这让李景林对冯玉祥的诚意产生了怀疑，而国民二军在进驻保定后，又企图利用郭松龄倒奉之机，抢占奉系地盘，对撤防的李景林部穷追不放，更是将李景林逼到了悬崖边上。恰好张作霖极力拉拢李景林，李景林很快转变立场，12月4日通电声讨冯玉祥。5日，他又通电表示因为北京被冯玉祥控制了，所有段政府的命令绝不承认。李景林的奉军和国民军在天津大打起来。
12月24日，也就是郭松龄兵败被杀之日，李景林兵败逃入日本租界，随后又到济南和张宗昌会合，组织直鲁联军。这一日，冯玉祥致电段祺瑞，要求他任命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取代李景林，段祺瑞答应了，第二天即发布此项命令。
事实上，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段祺瑞一直委屈自己极力讨好国民军。但他的一再讨好，还是换不来期望中的稳定政局。因为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浪又席卷过来，这就是人民反关税会议的斗争。
前面说过，关税会议通过了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方案。厘金是各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在军阀割据纷争的时局里，裁厘基本上是不可能，关税自主便成了一句空话。中国国民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联等团体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大会”，要求绝对无条件地实行关税自主，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100多人受伤。全国各地人民纷纷热烈响应北京人民的反关税会议的斗争，形成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汹涌浪潮。驻守京畿的国民军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也同情并支持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更是决定联合国民军，开展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斗争。
放眼中国，革命浪潮蓬勃发展，除了段祺瑞还在贪恋权位不愿离开，其他老牌政客们还是经验丰富的，他们很快就发现，现在的中国政局，已经不适合他们玩下去了，再玩，恐怕性命都得搭进去。于是，北京政府上演了一出空城计：段祺瑞政府里的诸位总长集体总辞职，各自逃逸，内阁瘫痪。
先是主办‘‘金佛朗案”的财政总长李思浩，他第一个撤退。利用法国银行对他的好感，他逃到东交民巷，租下两栋房子住下。这两栋房子都是独立别墅式院落，几进几间，房间约有将近二十个。这倒不是他有钱喜欢住大房子，而是他深深了解目前的局势，他知道早晚有一天，自己这帮捞天下的皖系哥们都会进来的。
李思浩没有算错，他的租金也没有白交。很快，老哥们曾毓隽就被鹿钟麟逮捕软禁起来。曾毓隽买通看守，连夜脱逃，来到桂乐第李思浩的房子与他会合。梁鸿志一听说曾毓隽被捕消息，就知道大事不妙，也立即逃窜，来到这里。
在这种形势下，段祺瑞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他先是打电报给冯玉祥，要他进京商讨解决时局晦办法一做派黄郛、许世英到张家口面邀冯入京，以谋求冯的支持。冯玉祥认为，如段祺瑞下台，此时无人可代，便在11月27日致电段，表示始终拥护。
段祺瑞满心以为执政府又可以太平一段日子了，因为它刚从冯玉祥那儿得到一颗定心丸。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消化一下，又出事了！这次的事件历史上有专称：“首都革命”。
说到“首都革命”，就不能不说一下他发生的背景。段祺瑞曾一手主持召开善后会议，商量解决时局的办法。但段祺瑞骨子里不相信孙中山倡导的主权灾民的思想，因此大会根本没有见到任何人民群众的代表。段祺瑞执政，依靠的是军阀武力。但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就已经一步步深入人心，然而段祺瑞始终没有看到这一历史潮流，还在用封建社会官场那一套治国平天下，老百姓的意见从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然郁积的愤怒一天天升温。然而只要民众发出一点反抗声音，遭到的都是政府的武力压制。老百姓逐渐认识到，只有用自己的武力来反抗政府的暴力。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温文尔雅的大学生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武装团体：学生敢死队；广大工人阶级成立自己的工人武装保卫队。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
28日上午，北京各校的学生敢死队、工人武装保卫队突然出动，张贴散发《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言》、 《告国民军》等传单。
下午，北京五万多民众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提出了属于人民自己的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会后开始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包围了执政府，准备与段祺瑞当面谈判，但是恰好（也许是有意）段祺瑞不在办公室，执政府也没有主要官员办公，游行队伍马上掉头，直接冲向段祺瑞的住宅所在地吉兆胡同，摆出一副不找到段祺瑞誓不罢休的架势。
冯玉祥虽然同情人民革命，但此时他还需要段祺瑞维持局面。段祺瑞要是垮台，冯玉祥将会失去缓冲，要么自己出面主持政府，要么将北京交给奉系。前者不可能，因为凭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各路军阀，只能躲在幕后，后者更是不可接受，北京再落入奉系之手，他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考虑到这一点，冯玉祥派出了国民军保护段祺瑞住宅，群众冲不进去，就在吉兆胡同口僵持住了。最后鹿钟麟出来做和事老，极力劝说游行队伍离开这里。在北京附近，冯玉祥的国民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因为维持治安有功，同时倾向于人民革命，在北京还是很得群众爱戴的，因此国民军还比较有威望。游行队伍没有和国民军发生冲突，最后群众代表将驱逐段祺瑞、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的决议交给鹿钟麟，鹿钟麟当场表示愿意尽全力促成这些决议得到尊重。
鉴于冯玉祥的态度，群众不好再对段祺瑞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于是将一腔怒火发泄到了原安福系政客们的身上，因为他们中有好几个现在都在段政府中任职。游行群众再次掉头冲向章士钊、叶恭绰、李思浩、曾毓隽、梁鸿志、朱深等人的住宅，找不到人，就将他们家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
第二天，群众再次集会，在天安门通过了宣言和决议，再次向军阀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解除段之权力；解散关税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决议，惩办卖国贼。最后大会还通过了《致国民军书》和《警告段祺瑞书》，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段祺瑞。
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照相馆里很多都悬挂有段祺瑞的照片，游行群众一路走一路烧，见一家烧一家，将这些照片烧个干净，最后来到《晨报》馆，这是一家专门反映段政府观点的报社，大家一不做二不休，将编辑部和营业部一把火也烧了。
段祺瑞的威信急剧下降，执政府在暴风骤雨中摇摇欲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的段祺瑞已经是四面楚歌。
自己所在的北方，革命运动形势高涨，到处是反奉倒段的声音。
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从10月到12月，顺利地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统一和稳固了革命根据地，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
自己的后台，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奉系在经过浙奉战争、郭松龄倒戈、国奉战争后，元气大伤实力已经大打折扣。
吴佩孚又回来了，他打着反奉旗号，要求段祺瑞释放曹锟，并指示各省的军事当局向段施加压力：不放曹锟，就闹独立。对此，段祺瑞表现得相当强硬：独立不独立随便（反正现在的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独不独立都一样，害怕的是别人）。释放曹锟不能随便。
现在唯一对自己表示全力支持的就只有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了。为维持自己的政权，段祺瑞努力协调着与国民军的关系，可就在这时，冯玉祥突然干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痛彻心扉，却又不敢反对，那就是：枪杀徐树铮。
直奉战后，段祺瑞就任执政府临时执政，但因为徐树铮考虑到他没有实权，建议他不要出任，他就没有再召徐树铮回来任职，随后派徐树铮出任“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
徐树铮顶着“专使”的名义，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瑞士、美国、苏联、德国等12个国家，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法国总统杜美洛、英国首相鲍尔温、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美国总统柯立芝、日本天皇裕十二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们分别与他进行了会见和晤谈。
徐树铮虽然人在国外，却始终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并随时把自己的意见电报给段祺瑞或当事双方。
郭松龄倒戈时，徐树铮人在日本，却通电指责郭松龄，声称对此“不能姑息”。几天后，日本出动关东军帮助张作霖作战，导致郭松龄战败被杀。
郭松龄倒戈是冯玉祥一手策划的，对于郭松龄的失败，冯玉祥恨透了徐树铮，因为他怀疑正是这个徐树铮联络了日本出兵。同时我们别忘了，他们俩之间还有一段私人恩怨未了：陆建章惨死在跋扈的徐树铮手里。
这个时候，长期漂在海外的徐树铮已经耐不住寂寞，急切地要回到段祺瑞身边，于是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受到了孙传芳以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欢迎。徐树铮对大家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希望恢复约法，拥护段祺瑞为总统。因为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冯玉祥也越来越倾向革命，徐树铮便和孙传芳商量联合对抗广东革命政府。总之，凡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事，徐树铮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