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是第一
——贝克莱（1685-1753）
贝克莱，1685年3月12日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他天资聪颖，少年早熟，15岁就考进都柏林三一学院，19岁获得学士学位，22岁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担任讲师和初级研究员。
一天，有位学生在课堂上问贝克莱：“先生，您认为谁是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贝克莱迟疑了片刻，面带难色地回答道：“我是一位很谦虚的人，所以我很难说出这位哲学家的名字，但作为真理的追求者，我又不能不说真话。这回你应当知道他是谁了吧？”原本不是这个意思的学生听了这话，没有立即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们都会心地笑了。
如此自信的贝克莱的确有他引以为傲的资本：24岁刊行《视觉新论》，25岁发表《人类知识原理》，28岁出版《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三篇》，这些均成为了当时英国各大学热烈讨论的问题。
贝克莱认为，根本没有第一性的质，因为一切知识都是正在经验着或知觉着的人的一种机能。在他看来，物理对象只不过是经验到的诸感觉的累积，习惯力量使之在心灵以内联合起来，否则就不能存在。譬如一张写字台，除非看见它，摸到它，嗅着它，有过它的颜色、形状、气味，它才是存在的；离开了感觉，或者诸多感觉的复合、组合，那便什么也没有了。这就是他的著名公式“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基本原理。
有一次，贝克莱与一位朋友在花园里散步，朋友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石头，便马上对这个观点提出了疑问：“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块石头，那么这块被我踢了一脚的石头是否存在呢？”贝克莱略加思索后说道：“当你的脚感觉到痛了，石头就是存在的；而如果你的脚没有感觉到痛，石头当然就不存在。”也许，今天的我们能够找到不少的例证来推翻贝克莱的观念，可在当时，朋友只有哑口无言。
贝克莱除了教学和搞研究以外，还到各地进行传教活动。1734年，他从北美洲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基尔肯尼地区主教。也就在这一年，贝克莱以“渺小的哲学家”为名出版了一本标题很长的书——《分析学家；或一篇致一位不信神数学家的论文，其中审查一下近代分析学的对象、原则及论断是不是比宗教的神秘、信仰的要点有更清晰的表达，或更明显的推理》。简单地结合一下历史背景，我们就能立刻猜到这本书是对谁而作了。17世纪，数学工具微积分一问世，就显示出它锐利无比的非凡威力，许多疑难问题都变得易如反掌。但是，微积分理论的创立是不严格的，对作为基本概念的无穷小量的理解与运用也是混乱的。因而，微积分从诞生时起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而贝克莱就是利用这本标题很长的书对它展开了最猛烈的攻击。
假如要计算x2的导数，用微积分的方法必须先取x一个不为0的增量△x，由（x+△x）2一x2得到2x△x+（△x2），然后再被△x除，得到2X+△x，最后突然令△x=0，于是求得导数为2x。贝克莱说，这是“依靠双重错误得到了不科学但却正确的结果”。因为无穷小量在最初的微积分理论中一会儿说是0，一会儿又说不是0。因此，贝克莱嘲笑那无穷小量是“已死量的幽灵”。这种攻击真正抓住了原初微积分理论中的缺陷，是切中要害的。数学史上称之为“贝克莱悖论”。
笼统地说，贝克莱悖论可以表述为“无穷小量究竟是否为0”的问题：就无穷小量在当时的实际应用而言，它必须既是0，又不是0。但从形式逻辑来看，这无疑是一个矛盾，由此引发了当时数学界的混乱危机。
针对贝克莱的攻击，发现微积分的数学家曾试图通过完善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但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使他们陷入了异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微积分在实际应用中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其自身却存在着逻辑矛盾，即贝克莱悖论。
贝克莱显然是不知道他所引发的变革的。他任职主教18年，一直致力于哲学的思辨。1752年，离职后的贝克莱移居牛津附近的新学院，并于1753年1月14日逝世，死时未满68岁。
气候决定法律
——孟德斯鸠《1689-1755）
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社会学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先驱之一孟德斯鸠，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
这是一个贵族世家。孟德斯鸠的祖父和伯父相继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他的父亲是名军人，由于非长子不能继承爵位和封地，却因娶了位贵族的独生女而获得葡萄园地产。
家庭的影响，使孟德斯鸠从小就关心国家政治事务，尤其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童年时，他在巴黎附近一所教会学校奥拉托里会学院学习，后来回到波尔多专心研究法律。经过刻苦钻研，孟德斯鸠19岁就获取了法学学士学位，并在基因议会担任律师，因此迁居巴黎。
几年后，父亲病故，孟德斯鸠才返回故乡，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
不久，伯父也去世了，27岁的孟德斯鸠便遵照遗嘱承袭了伯父的爵位和职务，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他原名叫查理·路易·德·色贡达，现在成了孟德斯鸠男爵。
孟德斯鸠并没有什么权力欲望，对诉讼事务也不太关注，他唯愿做一名纯粹的学者，热衷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特别是当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里，亲眼目睹了上流社会荒淫奢靡的无度生活，便对封建专制制度完全丧失了信心。
1726年，孟德斯鸠因所创作品《波斯人信札》一书进入法国国家文学院，并获得殊荣。
也就在这一年，孟德斯鸠积极地想探求一条革新道路，为了能使自己专心致志，他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拍卖，收取了一笔巨款，遂退出政界，迁居巴黎，专门从事研究和著述。
不多久，孟德斯鸠人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便开始周游奥、匈、意、德、荷、英等国作长途学术旅行，实地考察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状况和制度以及风土民俗人情，寻求治国良方。
孟德斯鸠花了三年时间，借迎合18世纪前半叶稍具影响力的巴黎知识圈，获得了丰富的材料。他又花了三年时间，《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轰动欧洲学术界，给孟德斯鸠带来了极高声誉。这算是他成熟时期一部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孟德斯鸠第一次扼要阐述了他的社会学理论，简明探索了历史更替的基本原因，而此书在观念史中的重要之处在于其革命性的历史方法学被称为理性史学，乃预示了一种初期的应用型理念建构。
众所周知，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集20年辛勤劳苦之力作《论法的精神》。这部书是孟德斯鸠的最后成果和理论总结，全面阐述了他的哲学、社会学、法律、经济和历史观点，“那就是它根据每一种政体形式相应找出它在法律和机构体制上的变化，又根据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条件——的要求找出政体差异”。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两年内连续印行了22版，也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伏尔泰推崇它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黑格尔则称之为“一部美妙的著作”；而20世纪初，严复将它译成中文，名日《法意》，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点很重要，该书不仅尖锐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天主教和神学，更加关键的是，孟德斯鸠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尤其是他“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统一。
即便“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所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那么，“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然而，“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手中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或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自由也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法官就是立法者，那将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或许，人们过多地强调了《论法的精神》的政治面。孟德斯鸠在此书序言中便要求读者要“从整体的角度赞同或非难之”。若深入阅读，即可发现：孟德斯鸠突显了保守传统的功能论理念——每个社会系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自然法则，因此，每个学者的研究目标乃是挖掘发现该法则的真正本质。’《论法的精神》就承续了早先孕育于《波斯人信札》中对旧社会体制的批判，即：如何强化贵族阶级和商业利益的功能，以作为绝对主义的君主和人民大众之间的“中介力量”，孟德斯鸠就此提出了有力例证；同时，结合采自英国宪政经验以作为“诸权分离”之论据，因而提供了一个处方。画外音告知，此处方若曾引起注意，则法国似乎可免于18世纪末所发生的社会动乱。
孟德斯鸠这位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神论学者，他公开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始因，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保养者”；但他又认为世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上帝也无法改变，上帝的活动同样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
孟德斯鸠在自然神论外衣的掩盖下，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和僧侣的无耻罪行，指出了宗教世界观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猛烈抨击了宗教裁判所迫害异教徒的残暴行为，提出了各种宗教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和睦相处、互不干扰、互相尊敬的主张。他还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环境，如：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等等，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显然，孟德斯鸠企图证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由上帝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决定。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错误，但却深刻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性质，也对民主改良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
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病逝于巴黎。
笑着：从囚犯到领袖
——伏尔泰（1694-1778）
1694年11月21日，伏尔泰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
少年时期，他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担当法律公证人的父亲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他也攻读过一段时间的法律，但不久便放弃了，却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直指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反动。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达11个月之久。他在铁窗内奋笔疾书，完成了史诗《昂里埃特》的写作，得到了广泛的称赞。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伏尔泰深知摄政王冒犯不得，便不计前嫌亲自去向摄政王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摄政王也领略到了伏尔泰的影响力，急于要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之辞，伏尔泰最后一次表示感激说：“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感谢您。不过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过不多久，伏尔泰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
伏尔泰出名以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自嘲说，他都快变成全欧洲的旅店大老板了。一位熟悉的朋友也想到他的府邸住上六周，伏尔泰不禁脱口而出：“您和堂吉诃德有什么两样？他把客栈当成了城堡，您却把城堡当成了客栈。”他无奈地喊道：“请上帝来管管我的朋友们吧，我的敌人则由我自己来对付。”
也许，伏尔泰已经超乎时空地成为了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可他也因此遇到了麻烦——一些法国贵族总认为他缺少平民所应有的谦逊。
1725年，伏尔泰便同这样一个贵族罗昂骑士爆发了一场公开论战。
伏尔泰在舌辩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
可不多时，这个骑士就唆使一帮恶棍暗地殴打了伏尔泰，并又把他投入了巴士底狱。为了出狱，伏尔泰不得不答应释放的条件——离开法国。
于是，他前往英国，住了大约两年半，这是他人生中的主要转折点。
伏尔泰学会了英文，通读了洛克、培根、牛顿和莎士比亚等著名英国人的作品。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没有哪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就把谁匆匆投入狱中；若以非正当理由将他拘留，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使其立即获释。
回到法国的伏尔泰于1734年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可刚一出版，即被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烧毁。然而伏尔泰却为此感到非常荣幸：“太棒了，我的书就像栗子一样，越烧卖得越快！”
该书问世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真正开始，那是“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伏尔泰引起了当局的愤怒，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