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敌军既是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同时也是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敌军工作机构的设置，是根据敌军工作的任务而确定的。敌军工作机构隶属于总政治部和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机构建立后，经历了一个逐步健全的过程。困难是缺乏符合条件的敌军工作二F部。除了物色已有人才外，主要是抓紧培训。在延安，开始创办了敌军工作干部训练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前方各部队。
敌军工作机构的开始建立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时的敌军，指的是“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国民党军（称“白军”）。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十分重视敌军工作，在历次反“围剿”中，结合军事打击，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包括在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二是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三是在地方群众中的政治工作。1932年11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发布的《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指出：“瓦解敌军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①为了指导部队瓦解敌军的工作，在总政治部、各军团、各军区和各师政治部设有敌军工作机构，开始时称作破坏部（师为破坏科）。破坏部同组织部、宣传部、地方工作部，作为隶属于总政治部的二级部。②破坏部（科）后来又改称为敌军工作部（科）、白军工作部（科）。
①《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②《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组织系统表”。
由国内革命战争转为民族自卫战争后，八路军、新四军面对的敌军，也不再是国民党军，而是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则成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的友军。日本侵略军在日本军阀长期“武士道”精神的灌输和“为东亚永久和平、为中日共存共荣而进行圣战”的欺骗宣传下，极为凶残，抱守着“与其活着受囚虏之辱，不如战死做护国之神”的观念，而且由于民族隔阂和语言不通，使得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呈现出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局面。开展敌军工作，建立敌军工作机构，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敌军情况，而了解和掌握敌军情况，如果不懂得日语是不行的。而当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同敌军作战中，就面临着开展敌军工作、瓦解敌军的迫切需要。这是一项时不我待的重要工作。
1937年秋，总政治部设立敌军工作科，由刘型任科长，直到1940年6月扩大组建为敌军工作部。
刘型，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6年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任中共萍乡区委军事委员、萍西游击队营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第十三军师政委，第五军团军政治部主任、军团后勤部政委。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这是他在担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以前的简历。
刘型在担任总政敌军工作科科长期间的主要论著有《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1939年10月25日），刊载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0期。《总结》第一部分回顾了抗战开始以来八路军的敌军工作“艰苦建立工作的过程”。指出：“敌军政治工作，已建立起来了。虽然它还比不上其他政治工作，还是部队中政治工作最薄弱的一环。”第二部分是“得到了些什么成绩”。列述了八路军自平型关战斗以来历次战斗中在俘虏敌军、瓦解敌军方面取得的战绩，材料非常具体、翔实。第三部分是“这些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指出：“首要一环，是由于八路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制定了正确的敌军工作方针与口号；其次是各级军政干部坚持执行了这些政策与指示，动员和教育了所有人员为瓦解敌军而不疲倦地进行许多具体的工作和艰苦的奋斗，如大家学日语、喊口号、散传单、写标语、调查敌军等；再其次，动员了战区民众、地方抗日政府、群众团体，大家来做这一工作，变成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此外，还灵活地采用和创造了各种宣传工作方法。”第四部分是“还有些什么缺点”。第五部分是“今后应努力的方向”。《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是反映八路军敌军工作初期状况的历史文献。
从1937年10月起，八路军从野战政治部到各级政治机关，都陆续设立了敌军工作机构。师政治部设敌军工作部，旅政治部设敌军工作科，团政治处设敌军工作股，连设敌军工作组。八路军政治部规定，各级敌军工作机构应由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这些人员多系留日归国热忱爱国的青年，应注意从政治上和工作能力上培养他们，成为敌军工作之优良干部，在工作中使其发挥创造和自动工作性能，不应以技术人员看待之”①。以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为例，1938年1月，在旅政治部设敌工科，由赵安博任科长；1938年11月下旬，在所属三个团的政治处配齐了敌工股长和敌工股干事各一人。《王恩茂日记》1938年11月23日记载：“晚上分配师政介绍回来的干部”，“决定各团敌军工作股长：七一七团是冯磬，七一八团是商俊若，七一九团是丁和庆；干事，七一七团是孙贵仁，七一八团是安宝清。”②在八路军内，一直到各个连，也都成立了敌军工作组，分成两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负责张贴标贴、散发传单，另一个小分队负责火线喊话。
①《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1937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②《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新四军政治机关的组建，尤其是敌军工作机构的建立，都要比八路军晚。1938年4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整编期间即已决定组建由粟裕任司令员的先遣队，5月开赴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6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向江南敌后挺进。因此，瓦解敌军工作的任务就摆在新四军面前。1938年6月28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镇江西南竹子岗附近伏击日军车队时，俘虏日军特务机关经理官明弦政南；8月上旬，在镇江以西四摆渡战斗中俘虏香河正男；第四支队从6月中旬起，也陆续有俘虏。到了1939年2月7日，在新四军第二届政工会议上，新四军政治部宣告“建立了全军对敌军工作的初步规模”，“在对敌伪军宣传，对部队教育和日语训练以及优待并争取俘虏、整理收集敌情等方面，获得相当的成绩”；指出：“敌军工作，在全军政治工作中始终是极薄弱的部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级政治机关的忽视，部队的忽视和敌工人员经验缺乏，并且缺乏从政治上推动和指导敌军工作之开展。”①周恩来在视察皖南新四军军部期间，要求新四军在对敌人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到最后五分钟不拼命。”②新四军的敌军政治工作尚处在初始阶段，迫切需要借鉴八路军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在1939年4月15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王稼祥的信中就说到“对敌伪军工作做了许多，但尚无大的收效”，“阅报知八路军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多，希望能介绍一些给我们”③。
新四军政治部设立敌军工作部，部长由林植夫担任。1939年3月，袁国平、邓子恢在给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的信中说，“政治部在大胆引进新的干部已粗具规模了”，尤其讲到“敌工部长林植夫，帝大学生，曾在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负过委职的，非党员，但经过一年的锻炼，大体已有入党的条件”④。
①新四军政治部：《本军政治工作一年的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提纲》（1939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页。 ②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年3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③袁国平给王稼祥的信，1939年4月15日。
④《袁国平、邓子恢关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致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信》（193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45页。
林植夫，1891年生，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
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军驻闽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抗ft战争开始后，经叶挺介绍，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并担任叶挺秘书。这是他担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之前的简历。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林植夫关于敌军工作的主要论著有《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对敌工作和俘虏工作的经验教训》。
新四军政治部在全军范围内物色了一批在日本留学过或者懂日语的干部，为数非常少，分配到各支队去。每个支队也只能分到一至二人。
敌军工作机构初步建立起来以后，仍然是政治机关最薄弱的部门，主要原囟是缺乏干部。以彭雪枫为司令员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为例，1939年春，支队政治部设立了敌工科，而敌工科科长则由宣传科科长兼；同年冬，敌工科改为敌工部，而敌工部部长则由民运部部长兼。虽然有了敌军工作机构，也开始进行了敌军工作，但是由于敌军工作的政策性、业务性特别强，又未配备专职干部，工作未能全面开展起来。
敌军工作机构的逐步健全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加强敌军工作的需要，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强调加强敌军工作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意义和健全敌军工作机构的必要性、重要性。指出：
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过去对这个工作的注意，一般的说是不够的。”
“为加强对敌军工作，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望将旅以上敌军工作部及区党委以上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组织状况、工作状况简略电告。”①
①《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这个文件，标志着初步建立起来的敌军工作机构进入逐步健全的阶段。在此前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是漆克昌，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是潘振武（后王立人），一二。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是陈钟，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是项本立（后张香山）；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是邱东平，第二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是陈子谷，第三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是盛华，第四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是陈辛仁，第五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是林滔，第六支队（即原游击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是王子光。
1940年6月，总政治部在敌军工作科的基础上扩大组建为敌军工作部。王学文任部长，李初梨任副部长。
王学文，1895年生，江苏徐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创造社。1930年与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与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任研究会党团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到延安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他就是在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期间，被调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的。
李初梨，1900年生，四川江津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1925年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1927年回国。同年参加创造社，创办《文化批判》。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等职。到延安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是在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期间，被调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的。1941年，王学文调离，他任部长。
总政治部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抽调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敌军工作机构。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指出：“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中心的环节在于充实人力，加强对敌的工作部门，保证每个敌军工作干部
有日文素养，懂得日本国情，肯于虚心研究，艰苦地进行工作。”①随着敌军工作的开展，仅仅依靠指战员掌握十句二十旬日语口号，当然是不够的，必须加紧训练专门的目文人才，作为敌军工作的骨干。八路军在抗战开始后两年间，即已开办了训练班20次，受训练的有600人以上。
①谭政：《对敌军工作的当前任务》（1940年6月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