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土地改革，是共产党看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在分土地，重要点不在此，表面是分田的事，毛主席之用意是不在此。在什么地方呢？在发动阶级的变化：要佃农、小农、雇农挺直身来做人，做有自己人格的人。消灭、打破这种阶级关系，入手好像是分土地，其实不是。因为理想的不是成为小农，在合作社初级前叫互助组，做个国家的公民。组织起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才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是主要方面。
我们去先是组织土改参观团，后进一步参加土改。当时四川分为四个大区，我参加的是川东，团长是章乃器，副团长是陆志韦。我当时从北京出发入川。参加土改团是我主动提出来，向统战部（李维汉、徐冰这两人，早相熟，南京和谈时）。
参观团我没去。后去川东参加土改（合川县），我还提出来让我的朋友黄艮庸跟我一块去。8月底离四川回北京。
（梁说我的小本子里有详细记录，你可拿去看。于是借了10本笔记本，带回。梁老又说，《1939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箱子里有，以后再看。）
追记
在重庆与蒋介石说要到游击区去参观，蒋说很好，我们已经要派于学忠作为敌后游击司令，你可去找他。给了1万块钱及密电码，有事可与蒋联系。
又找中共方，当时周不在重庆，找秦邦宪，请他与延安联系，让我们去，并领导协助。
到山东见到杨勇、罗荣桓等。
（可查见于上述之笔记本中。）
1985年12月7日 星期六
（还所借10册日记，又借笔记本5册来。）
（见面，我问冯友兰云松堂出版事。）
我补充说一点。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冯友兰女儿打来的。父命请到他家吃饭，准备派车来接，我马上一口拒绝，我说我不想去。她说：“不需你找车，他来车。”我回答她说：“我也有车，不过我不去。”电话到此为止了。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就叙说当时我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在我班听讲的同学，除了冯友兰之外，后来都成了名教授，如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古元锐，都是一个班的。特别后来顾、朱最有名，可惜他们都不在。当时的同学、朋友就剩我跟你。我们两个人，有几十年前的关系，当时我20多岁，你也是20多岁。现在我们是老了，到90多岁了。既然是老的伙伴，为什么我不愿见你？就因为你谄媚江青，并不是江青来看你，你不得不应付，而是你作诗词、写信谄媚江青。这个问题，我认为引以为我们同学、朋友耻辱的。我不去见你。我怎么能去见你？你如果来看我，那倒是要接待你，不会拒之门外。你让我到你那里去，那是不可能。我就回他这一封信。
（我问：是什么时候？）
是最近的事，顶多1个月。11月份里的事。后来我想电话拒绝不够，用信写了几张。
（我说：他走不动了。）
（按：此事大概是与我去访问冯友兰先生有点关系。之前，10月23日下午，我到北大访问冯先生，请他谈谈胡适与梁漱溟这两位先生。因为我准备为他们写传。当时我告诉冯先生，说我常到梁老家去，听他讲述自己经历。他身体很好，行动、谈话都很正常，没有什么毛病。言下之意，跟冯先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看到冯先生腿脚都不灵了，要人搀扶，坐下就不能起来了。行动不自由，讲话也感到吃力。因此我没敢多坐，怕影响他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就告辞了。踪上所述，可能由我谈起梁先生近况而引发了冯先生思念故人、老师之情，后来有邀请梁老一会之念。）
与陈真如之交（谈到陈1953年9月的发言事。）
陈铭枢（真如）是可以注意的一个人。我们关系是从佛学来的。日本留学时，常听桂伯华先生讲佛学。桂是杨文会先生弟子。近一百几十年，中国佛学的兴起，就是由杨文会开创。四大弟子都是江西人，各有所长，各有所讲究。四人：欧阳竟无在南京开办支那内学院，梁任公住南京时去听讲一个月；桂柏华、李证刚、黎端甫都出于杨之门。我对前三个先生都请教过。桂是佛教密宗。陈铭枢学陆军，常去听桂讲佛法。桂死在东京，临终对陈说，你要学佛学，你就去见欧阳先生吧。
我呢！也是每年都要去南京见欧阳先生，这样跟陈碰到一块儿，大概是民国9年、10年样子。陈还到我家（北京），那是民国12年（1923）。那时熊十力住在我家，他跟熊先生认识，大家就认识了，以后往来很多。他在广东军队当团长，陈炯明部下。关于他本人，在政治上的变化，我们不需多说。可以说一句，很有变化。陈后来背叛孙中山，这些就不去多说。陈叛孙时，倒没有一直跟着叛孙（这是他的优点）。陈的号，用佛家叫真如。关于前后的变化就不讲了。
1951年土改
谈1951年事，即土改，过去是说过一些。毛主席倡导大家去参观土改，后来转而就倡导大家不是参观而是参加土改，领导或推动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土改为名，实际用意不在分土地，要一个一个农民挺起身来做人，不受地主压迫。表面上分田，实际是解决阶级问题、人格问题，要每个人挺身起来做国家公民。用意是很好的，用意在人而不在地。可是在土改中不免有偏差，也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毛要贫雇农起来做国家公民，并不是要伤害所有地主，不要打他们，斗争是需要的，用意如此。但事情不能如他的意思，所有地主都大吃苦头。我是参加第二批土改团的，川东这团，团长是章乃器，副团长是陆志韦，另一个是孟秋姜？可能是新闻界的。我是团员，向统战部说明愿意去，一个人单薄，要个朋友两个人一道去。后来统战部同意我带个学生去，即黄艮庸。我记得各自带行李，我还带蚊帐。川东包含几个县，我们在合川县云门镇住，住地主房产。地主被赶出来了。有偏差，事情不少。我记得跟我一同参加土改第一团（也在川东）的，还有东北高级将领于学忠（没在一个地点），时间不短，3个多月之久，离开是8月底回北京。
我记得，毛听到我回来，派车接我到他住的地方中南海，那么我就去了。章乃器谈话完告辞时，我到了。章已经作了报告，我就没谈土改的事情，谈了些别的话，现在记不清了。接着是开饭，我说我吃过了，没有参加吃。桌上摆着蜜桃，我吃了一个蜜桃。我是从颐和园来的。饭桌上毛主席要江青到南方去土改，江苏那个团长不让她下乡，后来回来了。毛对江青说：不行！你还要再下去。说这个话我在座。
刘邓大军在四川，第二野战军。我谈到邓小平办事作风，表示也很佩服。毛接着说，面孔不是对着我，回头取什么东西，顺口赞邓小平说：那是一把好手，军事、政治都行。这是我亲自听说的。
（我问：批判梁老的事是否可说一说？）
好像1955年，地点在中国科学院，就是现在北京图书馆隔壁，现撤掉了。批判一上来，郭沫若（院长）讲话，他讲之后，以后没有再来，主席是潘梓年。开场白是郭，后由潘主持这个会，题目是批判我，所以要我的学生、朋友都参加。
（谈到此，协和医生来检查身体，中途停止。）
1986年1月9日 上午
在中国文化书院讲课。原定讲题是：《中国、印度及西方文化的异同》，后改为专讲“儒家”。讲两个半小时。
（以上是梁老的开场白，接着对我讲起儒家学说。）
孔子以后的派别及儒家的转变
派别，孔子当时弟子就不相同，往后更多变化。韩非子的书里有一篇《显学篇》，已经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事实上儒分为八，后来没有像韩非说的，数不出八派，很难说得上来，没有流传下来。孟子、荀子两派，再往后宋儒、明儒了，程、朱、陆、王。王阳明门下也有好多派。60多年前，中西哲学书里很重视，推王艮（心斋）一派。王本人是工人，海水晒盐，江苏北部。王阳明讲学，他的思想很有契合的地步。见王守仁，很有自信，不承认是学生弟子，跟王阳明坐在客位辩论，服了，跪下承认为弟子。第二天来翻案，说昨天那个不算，回来想想不对，又坐在客位，与之辩论，这次服了。王艮原来叫王银。王阳明改其名叫王艮，去掉金字旁。王艮的工人在他门下，不一定都认字。有工人、农民在明儒里叫泰州学派。我过去读书很推崇泰州学派。当时我说，把宋、明儒的讲学，跟外国的社会运动（工人）合而为一，不一定是念书人的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我的思想，从王心斋来的。后来我搞农村运动。我很欣赏他，不是在书斋里讲学，而是面向工农劳动人民，等于是一种社会运动。后涞在广东、河南、山东都是搞农村。
他儿子王东崖传其学，代表一种人生，当时思想看不对，人生的实践，不讲空谈。他的徒弟是劳动者。
（我问，章士钊先生也主张以农定国论？）
章行严没有实践，他有那个话，有鉴于中西社会不同。
搞农村运动的思想来源
从青年十几岁说起。我在18岁年尾，跟一个广东的同学——甄元熙，是同班同学。他已经受孙中山同盟会影响，是会员，他来北京插班到我班。那时清朝还是光绪年间，根本学制未定，没有制度。清廷感觉到要兴学了，西洋人势力过来了，要兴学校，设学务大臣。这学务大臣叫张百熙，后有学部、六部衙门（吏、户、礼、兵、刑、工）。后设的学部，后来即教育部。在这种萌芽时代，我所读书的学校，高等学堂，念了五年半（没有一定年限，4年、5年都没有定下来），我14岁进学校，同班同学有23岁的，很混乱的情况。
后改顺天高等学堂，算是此学校毕业。改来改去，五年半那年毕业了，算是读了五年半，辛亥年毕业。
这个时候，转来说革命了。
读书时，上海有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这是革命派的报纸，在北京看得到。还有日本东京出版的梁任公主持的刊物《新民丛报》，停了一个时期，不长，他又出《国风报》（东京出版），可以说是右派。左派是孙中山这派，叫《民报》。他们对国事互相辩论。一主革命，一主君主立宪。这两派有论战。两方面的言论，日本书商把两派言论合起来，出一本书，题为《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东京出版，传到中国上海、北京，我都有，旁人介绍我看的。这书很有意思。接着说到参加革命办报《民国报》。
（讲到这里，我提醒先生说，讲过了，改题讲。）
人生问题
17岁就有出家思想，在我根底很深。佛家有大乘、小乘。大乘是回世的，本身出世又入世，开化众生在迷执中，出而不出，要入世。这种思想与我的社会运动是相通的，同样救世。就人生方面来说，在政治方面，国家大事来说，要为社会尽力，尽自己的力量，必须从社会基层入手。我们年少时，那时这种君主立宪运动潮流很有力量，当然是受梁任公的影响。有一个人很有名，很怪，难测的人，就是杨度。这人活动力非常强。没法形容他，我们见过而且很熟。远一点说是本家的哥哥，也是湘潭人。他们很熟，那时湖南兵乱，族兄梁焕奎住在我家。杨常到我家来，他们相好，有来往，因而我认识。他的妹妹叫杨庄，嫁给王闽运儿子（名字一时说不出来了），称王四爷。主要提到是杨度，搞筹安会他是第一名。中国已经是民国，帮袁做皇帝，就是叛国了。
怪人也！很旧，很腐败，怪事不少。我知道，有些不说了。比如，他在这个房间里盘腿坐着，隔壁房间有人，他知道他在想什么，这还不奇怪？
帝制失败了，他是罪犯，跑掉了，在上海，又到什么地方，汉口？地点不一定。有一个人潘汉年，本事也很大。有这一件事。有个人叫夏衍，潘引夏去见一个人，商量什么事，有要事，去看杨度。潘没有说去见谁，谈了一些话协商。时间不长，不一会儿两人一起出来了。潘问夏，你知道我们来访问谁？夏说不知，潘说是杨度，把夏吓一跳。
还有一事，他通过一个故宫博物馆的吴重超，经吴手接济20万元交给周恩来。吴对周讲，有些人帮助20万，坚信你们的革命事业。谁？是杨度。（杨公庶告诉我的，1974年？）我看过一个薄本的书，这个书印刷的红字，是杨度的书。（其子杨公庶，杨公庶我们非常熟，政协开会在一起，住处也很近，汽车同坐来回，东四，新中街在辖口口外。）是杨度的诗，不多，很薄，红字铅印。值得一说的是，自称虎禅师。头一句是“我是禅宗虎”，署名是虎禅师。
（按：梁老讲完后，为山西《晋阳学刊》题签，应该刊高先生之请也。）
1986年3月5日
讲婚姻（未谈而扯到佛教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