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初约梁老写传始，到1985年梁老邀请白先生访谈，以至在访谈过程中，以及到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作古后，我同白吉庵先生有书信30余封，除其他事项外，主要内容始终未离为梁老作传的问题。原计划将梁传纳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的前十辑，尤其是1985年白先生开始访谈后，我感到梁老传之成功的希望愈来愈大，于是在访谈过程中，或在梁老故去后，我都以按捺不住的喜悦给白先生去信，进行催促，要他抓紧时间完成梁传。作为白先生，每次回信答复，都充满着信心，有着十分的把握。关于梁传，从访谈开始即有三个打算，先为《晋阳学刊》专栏写一篇2万字左右的传，次为传略丛书写一篇5万字左右的传，最后完成一部20万字的大传。可是，实际的运作进度，并未如预料的那样。2万字的传，随着我本人的退役已没有必要。5万宇的传，由于白先生尚有其他研究项目，直到1994年底才完成草稿。当定稿到我处时，时间已到了1995年8月，而传略丛书的继续出版，虽然因出版条件的变化而受挫，但是鄙人组织传略丛书后十辑的工作并未停止，坚信这套学术人物传略丛书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坚信出版界会有有识之士接受和推动这套学术人物传略丛书的出版，于是对于一些重要学者的传记，我仍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地促其成功，这就是我始终不懈的动力。收入“学海钩沉”丛书中的梁漱溟传、罗尔纲传两种，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有关梁传的促成，下面我想摘要几封白先生的书信来加以说明。
1985年9月7日：“……今天下午准备去访梁先生，上次是三伏天整整谈了一下午三小时，中间他保姆催停数次，均被梁先生喝退，后来恐怕他身体受影响，所以一直没去。而今已是秋天，所以才开始访谈。梁先生是很高兴的，但他不主张取自述方式，他说我已92岁了，许多已回忆不起，还是想到哪里，随便谈，你去整理，可参考他的书，云云，特此奉告。今天刚上班草此书柬致意于晋兄，谈谈近来情况，请指正。”
1986年10月3日：“关于梁老的传，我一直在收集材料的。报刊上曾披露了一些，我都看了，自信还有好些没有涉及，请不要着急，有理不怕迟到。我准备明年写出，今年任务已安排完了。”
1987年11月27日：“我现在考虑，还是以兄原计划为好。写一个2万字的给您，明年初即可刊用。现在已经着手，估计一两个月后就可奉上，请酌定。梁老最近腰疼不起，赶快争取时间写出才是……”
1988年7月30日：“关于梁传今年春节，曾准备着手写了，当时看了资料。不料又遇着他事，一放就不好收拾……如今梁老已经去世，好在过去几年的问学求教，知道了不少的事，这些活资料是他人不易得到的。我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供大家研究。这是后话，可能老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吧！但笑得早不一定太好，有理不个白迟到，因此请兄还要等一等。”
1989年2月15日：“弟近来在阅读梁先生书籍、材料，预计4月份拿出2万字的传略，届时当奉上求教。同时也请兄做好安排。我意若能放在第3期（6月份的）为好，因为这是梁老逝世一周年纪念。不知尊意如何？”
1991年8月21日：“……所嘱作梁传一事，弟时时在心，不敢忘怀。只因近年来为胡适传所干扰，故放下了。好在胡传，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完工了，现在正煞尾，不久即将交出。这样我可松一口气了。下一步计划，就是写梁传了。我估计明年春天可以奉上一个传略，请指教。”
1992年1月4日：“新年前夕接到了您的来信及大作……不过老兄以文章来‘讨债’，却是一大发明，使我不得不还债了。今后当还老兄的债了，请稍待时日，梁传今春定能交付。”
1993年6月16日：“其次，关于梁传之事，正如老兄所推测的，现在提到日程，正在写作中。准备先写两三万字的传略，年内完成。”
1994年4月14日：“梁传正在写作中，今年内交稿没问题……”
1995年4月22日：“梁传6.3万字，已经于去年底完成，请人抄写，我要再看看，同时也要请梁的儿子看看，提个意见，审查一下，若有不足之处，改一改。之后，再交卷，请兄最后审定。”“之后，想写一个大一点的，把访问记附在后面（这也是老兄之意见），但愿早日完成。目前弟正在主持编辑《章士钊全集》，精力恐顾不过来，上述大传，只有往后拖一拖了。”
1995年7月30日：“梁传稿及《略论章土钊与胡适》文稿，今已交本所传达室，由他们统一寄出……”“梁传因为是传略，有的地方只是点到一下，未能扩张来谈，这是有意留在大传中去说的。不过关键地方交待了。兄以为可否？若需要补充者，请函告即可。”
1995年8月16日：“……兄对梁传提出修改意见，很好。有的我可补充补充家世，分段标题，我亦可作，但最后还望老兄把关，修改润色才是。”
1995年8月23日：“这几天重读了梁传，拟了小标题15个，另纸奉上，请酌定，编入为盼。至于其他不足处，俟来日再补。”
1995年10月5日：“信中所谈之事，一切遵照您的意见就是。”“书稿内容，我意是否可分为：传略、访谈录、年谱（简单）三个部分，实际是两个部分。书名《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字数15至20万字，‘传略’再加强一点，‘访谈录’取漫谈形式，不可能再说当时的交谈情景。”“秩序可打散编排一下，按历史发展顺序，先远后近，使读者有个头绪。”
以上摘引有关书信15封，时间跨度是10个年头，如果从80年代初向梁漱溟先生约传算起则是15个年头，最终才算促成了梁传的完成，这其中的周折和艰辛可想而知！
感谢白吉庵先生非常慷慨地将访谈录整理公诸于世，供学术界共同享用这份极其珍贵的访谈文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共同的识见，认为任何文化学术文献史料，其本身都是公器，应该属社会所有，应该属学界共有，而不应占为个人己有。我们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山西人民出版社要推出“学海钩沉”丛书时，将另有所用的梁漱溟传和访谈录归并一起付梓，让社会与世人所共享。
在此我引用夏衍老人在其《懒寻旧梦录》自序中的一段话。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19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1900年到现在（按：1984年），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见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出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间、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40-，4fI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当读者阅读毕这段引文时，恐怕也就不难发现我所以引用夏文的意图了。夏衍出生于1899年，而梁漱溟则长夏衍6个年庚，可否说他们是一代人呢？尽管二位的具体经历有异，然其历史背景却是基本相近的。更为重要的是夏公就如何认识和评说回忆文字的历史价值，以怎样的思想方法论来审视和判断这类回忆录或访谈录，不能不说是提供了参考的。
梁漱溟祖籍广西，但其父辈以上几代均为京官，故其自幼生长于北京。对于发生于上世纪末及贯穿于20世纪的重大事件，或政治的，或文化的，或教育的，或学术的，在他之访谈录中均有涉及和评说。对于活跃于上世纪末及20世纪的重要人物，或当政的，或在野的，或故去的，或健在的，对于他们的功过是非，在他之访谈录中都有臧否褒贬。梁先生在现、当代的中国可谓是少有的敢于言论的著名人士之一。他敢于仗义执言，批评当今现状及其运动；或当面的，或书面的，或个别进行的，或在公众场合的，都不改其耿介率直、不同于流俗的人格形象。他无论身境如何，都能泰然处之，净心养性，读书著述，研究思考，关心国家，评点江山，直至近百岁的高龄，思维状态仍然十分敏锐，还经常反思自己一生中过失缺憾，确实称得上一代奇伟之士。尽管为梁老作传者或访谈者，已有若干，然这次经历3年之久并访谈几十次所涉及的内容，鄙人以为可称前所未有，弥足珍贵也。
白吉庵先生专门研究中华民国史，长于现代学术人物传记，多有成就，甚见特色，颇受学界关注。吉庵先生进入现代学者人物传记的写作，始于章士钊，继之胡适之，再于梁漱溟，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众说纷纭、颇见难度的人物，然他能以翔实的史料，入微的分析，客观的评价和朴实的文字，体现出他自己的研究实力和学术风格来。
我有幸成为梁传及其访谈录的第一读者。能抢救到这份难得的学术资料，应该感谢白吉庵先生的辛勤劳作和他之以学术为公器的精神。关于推出这份访谈录的经过与考虑，白先生已在前言中作了交待和说明。的确，在访谈录中相重复、相抵牾的情况都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之文献史料价值，相信研究者和读者能有辨别能力，去粗取精，从中汲取到合理的成分。
奉命作跋一，自知难以胜任。跋之标题则借梁老生前为白先生书赠。
高增德
1997年1月17日于速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