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从价格、税收、信贷、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这一切，都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3月开始，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平均提高15%；油料25%，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平均提高26%；全国共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提高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据统计，1979、1980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30.8%，农民从中得到258亿元的收入。国务院确定今后十年内，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调整和稳定甚至减免粮食征购任务，让农民休养生息，1979至1980年度，国家对粮食负担比较重的和困难的地区，减免55亿斤粮食征购任务，这是一项重大措施。国家大力鼓励和扶持农民家庭副业，增加自留地和饲料地，原规定自留地面积一般占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5—7%。各地不同程度进一步放宽政策，有些省、地区自留地占耕地面积的10—12%，如四川、宁夏等地。陕西规定农民每养一头大牲畜，有条件的地方可划一亩左右的饲料地。此外，从物资、技术、资金等方面扶持农民家庭副业；逐步开放农贸市场，恢复城市农贸市场；调整流通渠道和税收，等等。
上述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使1979年到1980年我国农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形势。1979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6%，粮食年产6642亿斤，比上年增长9%。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水平，各项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增产。1980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又获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7%，除粮食外其他主要农副产品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农村社队多种经营和农民家庭副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集体经济在多数地区得到巩固。198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集体经济占77.2%，全民所有制占3.8%，个体经济占18.9%，这说明，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经济的主体，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不可动摇的基础；同时，个体经济主要是家庭副业在这两年间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集体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活跃。总之，农业的调整、改革，使广大农村出现了多年盼望的生产兴旺、农民高兴的大好局面。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趋向协调。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构成是：农业24.8%，轻工业32.4%，重工业42.8%；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构成是：农业27.2%，轻工业34.3%，重工业38.5%。
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例逐步协调。
调整工业，首先是调整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从1979年起，国家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大力加速轻纺工业的发展，这自建国以来少有的。
党中央、国务院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提出，在调整期间，要使轻纺工业的“增长速度赶上或略高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使主要轻纺产品的增长大体上同国内购买力的增长相适应，并大量增加出口。”为此，1980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确保轻工业、纺织工业、手工业加快发展的步伐。六个优先是：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科学技术力量的分配和科研课题的选定优先。由于实行“六优先”原则，轻纺工业发展迅速，超过了重工业发展速度：1979年，轻工业比上年增长9.6%，重工业只增长7.7%；1980年，轻工业比上年增长18.4%，重工业只增长1.4%。1980年与1978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增长26%；纺织工业总产值增长39%。轻纺工业这两年来增长幅度之大是工业部门之首，因而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重有所变化，趋向协调。
这两年来，还特别重视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问题。轻工业试制成功新产品1万多种，花色品种达10万多种，纺织工业新设计、投产的产品达3万多种。同时，十分注意产品质量，一方面恢复过去名牌产品，并创造一批新的名牌产品。据初步统计，我国轻工业产品有60多种达到或接近国际质量水平。
在重工业方面突出地加强能源工业，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
调整重工业的内部比例关系是这次调整国民经济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1979、1980年间着重抓住两个方面：
首先，抓住了能源工业，这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为此，国家在能源政策上采取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内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以此保持工业生产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几年，石油工业加强勘探工作，增加了后备资源，并调整开采和储量的不合理的比例关系。煤炭工业坚持“既要保证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对煤炭的需要，又要搞好煤炭工业本身的调整”的精神，一方面稳住现有产量要有所增长；一方面调整采掘比例，加强现有矿井的掘进和露天煤矿的剥离，争取采掘失调的矿井尽快补上掘进和剥离的欠账。电力工业在调整期间的工作方针，一是把现有发电、供电能力管好、用好，充分发挥其能力；二是积极进行建设，开发新的能源。由于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9年在能源增长只有3%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5%；1980年能源产量还比上年下降1.3%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增长8.7%。这说明节约能源的潜力很大，浪费能源仍然是个严重问题。
其次，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使得我国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偏重于重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服务，忽视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服务。自实行“八字”方针后，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如钢产量指标，原定到1985年为6000万吨，现改为4000万吨。同时，大规模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1979年，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要砍到1000个以下，这就使有些重工业部门特别是机械工业的生产任务大大压缩，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从1979年起，各级政府积极帮助重工业转变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努力为农业、轻工业和市场服务，重工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冶金工业开始重视为轻工业和市场的需要服务，调整内部的比例关系，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上，积极提高钢材质量的自给率以适应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机械工业在扩大服务领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为重工业服务的同时，为轻纺工业、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出口等方面服务；改变主要为新建企业服务，转而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开展维修、安装、调试、技术培训等服务，发挥了机械工业的应有作用。化学工业也围绕着衣、食、住、行、用把服务重点放在为轻工、纺织、电子、建材等工业提供原料、材料上。与此同时，还开始调整各个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化学工业，要改变原料、材料和加工之间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增加酸、碱等基础原料和主要有机化工原料的产量，相应地发展中间体的助剂、溶剂、催化剂等生产，并重视发展石油化工。纺织工业要逐步增加毛纺、化纤、针织的比重，并改变目前纺织工业加工能力和印染后整理能力严重不平衡的状况。
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适当减免了贫困社队的税收，这样，1979和1980年，农民仅从出售农副产品即增加258亿元，农民从国家减免农业税收和社队企业税收得益约45亿元，这两项加在一起，农民约得益300亿元。国家统计局对10282户社员1979年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明，农村人均年总收入增加到179.8元，比上年增加29.2元，还有一部分社员收入水平还很低，1980年全国每个农民平均从集体经济基本核算单位分得的收入为85.9元，比上年增加2.5元。农村的购买力和农民的消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国家在城市扩大了就业，提高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水平，普遍地实行了奖励制度。1979年，全国城镇安置903万人就业，1980年又安置905万人就业，两年内共安置1808万人。1979年开始提升40%的职工的工资级别，调整了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加上扩大计件工资和普遍实行奖励制度，以及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等。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978年为569亿元，1980年增加到773亿元，两年间共增加204亿元。由于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78年为174元，1980年为224元，两年增加50元，每年25元。而1957年至1977年的20年间，平均每人只增加3元，即使扣除这两年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的幅度是大大超过了过去的20年。
为了保证全国人民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国家压缩了财政支出的基建拨款。1978年为451.9亿元，1979年为514.7亿元，1980年压缩为419.4亿元。而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又降低了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增加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1978年非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为17.4%，1979年上升为27%，1980年达到33.7%。1979、1980年，全国建设竣工的城市住宅面积达1.4466亿平方米，相当于建国33年间城市新增住宅面积的6.4%。
随着上述的调整，1979、1980年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消费率逐年上升，而积累率逐年下降，消费率1978年为63.5%，1979年为65.4%，1980年为68.4%；积累率1978年为36.5%，1979年为34.6%，1980年为31.6%。这样，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情况日趋正常。
第三，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
应当肯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重大的比例关系正朝着协调方向发展，国民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在农村落实一系列政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展开，国家在资金和物资上加强了对农业支援，大幅度地提高了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了贫困社队的粮食征购任务，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广大农村是稳定的。工业生产在能源几乎没有多大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1979年比上年增长10.2%，1980年比上年又增长9.2%，特别是轻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更大一些。由于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供应的增多，市场供应情况是比较好的。两年来，解决了1800多万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城镇住宅建设规模是空前的，城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有所改善。有些地方和企业初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活力稍有增长，景况比过去好多了。这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这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决策是正确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初见成效。
在大好形势下，党中央对国民经济的全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由于全党对“八字”方针的认识还不一致，也不很深刻，执行得不够得力；也由于国家用在调整价格、增加工资、扩大就业等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增加较多，而相应没有把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下来，这样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大好形势下，还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1979年财政赤字170亿元，1980年也有财政赤字170亿元（当时估算，后经调整年底赤字为127亿元），靠向银行贷款和透支过日子，两年间，银行增发票子130亿元，可以说，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要引起经济危机的警界点。因此，出现物价上涨，涨价面相当大，人民议论纷纷。
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在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这次会议解决了当前经济工作两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首先，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我们着重于检查过去的缺点、错误，正确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建设的部署，安排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的确，这次会议对建国31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全面的总结，切实地端正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我国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其基本点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