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9月28日，毛泽东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薄一波注）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苏联的态度，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关键，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决定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7月1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6天，才到莫斯科。
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稔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宫楼塔顶尖的红星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也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三天下午，即7月10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以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在这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出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容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间。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跑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不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应酬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与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出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的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月11日晚10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啰，不得了啰！”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辞。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截至1949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政区的人口己有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4个野战军24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地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的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子，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的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①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②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③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④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