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士奇师以徒贵不同，历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类发迹的人，他们通过考某个名人或者学者兼官员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一边研究学问——有的根本就不研究学问，一边在分配工作时得到导师的帮助。当然，这类导师往往是有一定高级职位的官员。
这样的事在明代就发生过。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六年（1572）六月，张居正当上明朝内阁首辅，并在当年明神宗继位后仍任首辅，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自然而然地，很多都人都投奔到他门下，递个名帖自称是门生。
所谓自称门生，其实也是有来历的。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往往设有主考官，唐宋时称为“知贡举”，明清时称“主考”或“总裁”。考中者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汉代实行察举制时，被举荐者往往对荐举他的郡国长官也自称“门生”，意思是自己出自荐举者的门墙。到了东汉，社会上形成许多名门望族，这些望族中出了许多名人，担任郡国长官，察举了许多门生，于是许多望族便“门生故吏满天下”。他们相互提携，组成了庞大的政治关系网。被提携的门生终生不忘师恩，许多人在“荐主”去世后还会为之服丧三年。唐代初年实施科举取士，主管者官职较小，加上当时科举晋升渠道还不被重视，所以师生关系在发迹上的作用也一般。但随着科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重，考生与主持考试和录取工作官员之间所形成的座主、门生关系却变得越来越被看重。门生既感激座主的知遇之恩，也需要座主特别是那些升任高官且有名望者进一步为之说好话，搞推荐。当然，门生地位高了仍不忘记尊重和报答座主，也被认为是应有的美德。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好出身的学生就把投奔有名望有地位有权力的老师，当作一种发迹晋身的手段。唐人李亢的《独异志》曾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崔群是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名相陆贽所录取的进士，他和韩愈是同榜的同学。崔群后来之所以干到宰相这样的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陆贽的推荐和影响。崔群本人也曾于唐宪宗元和十年以礼部侍郎做科举主考官，录取进士30人。事后他的夫人李氏曾劝他多弄点田地，给子孙以后发展积累点资源。但崔群却笑道：“我的30个进士学生就是30所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可是他夫人却说：“还是来点实惠的吧，你不也是陆贽相公的门生吗？”崔群回答说：“是啊。”夫人说：“但你身为主考官时却派人告诉他的儿子陆简礼不要应举，以免引起非议。如果门生真是美庄良田，那么你这一庄对于陆氏来说便荒废了。”崔群听夫人这么说，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座主。他只知借助老师的恩威，却没有照顾老师的家人。
不过与后来的张居正相比，陆贽还算是幸运的。至少崔群并没有攻击他，而张居正所提拔的一个学生却反过来攻击了老张，弄得他十分尴尬。
话说张居正当了首辅以后，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就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个刘台历史上并不是很有名，生卒年甚至都不清楚，只知其大概生活在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至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1573年至1620年）。早年刘台家境十分贫困，只能在那些帮助家穷的孩子们复习科举考试的义塾即希望小学中学习。但虽然自己身上被人敲诈得只有一个铜板，可他并不贪财，在捡到别人二十根金条时能原样奉还。后来他历尽艰辛到得京城考试，隆庆五年（1571年）被时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张居正录取为进士，得以拜在张居正门下。在张居正的扶植下，步入仕途刚两年，刘台就当上了监察御史，不久又被安排为巡按御史，也就是巡视员，真正发迹了。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好景不长，过了没几年，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正在当地搞调研的刘台便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御史作为一个临时来到此地的人，没有奏捷的权力。那为什么刘台抢先奏捷呢？这可能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张居正的学生，应该先让老师知道这个事吧。但张居正不这么看，而是认为刘台有私心邀功之嫌。所以张居正很生气地写了封信，将刘台训斥了一顿。但老张做这事时可能也有些欠考虑，他竟然把这种申斥公开化了，这让刘台很没面子。
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刘台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万历四年（1576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明神宗。这篇弹章说：明太祖借鉴前代得失，不设宰相，什么重要的事都归部、院处理，部、院权力分治，互相统管对方。后来才慢慢设立了内阁，参与机务，但当时内阁的职务也不是特别重要，没有专横的官员和职位。大明朝建朝二百多年来，即使有擅作威福者，也都注意小心翼翼地避开宰相之名，不敢以宰相自居，因为祖宗之法在那里。但大学士张居正却自以为是，有独大和排除异己之势，竟然以为自己就是宰相。刘台还具体列举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罪状：两面三刀，驱逐另一位朝中大臣高拱；违背生不称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刘台还指出，张居正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建房舍，费银至十万两，制拟宫禁，派锦衣卫官校监治；张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地边鄙，也就是说张居正向武将和边疆地区的人大肆索要贿赂。
但显然刘台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时张居正已经获得明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其所推动的各方面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他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内阁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他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内部拆台反戈，以及重磅揭秘爆料。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因为刘台敢于对老师开炮而震怒异常，尤其是对其背叛无法容忍。不过张居正显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明神宗递交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这样的话。明神宗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可怜刘台刚刚从贫贱中发迹，又复归贫贱。然后就像当年秦相李斯受赵高算计时，想要和儿子去城东遛狗也不可能一样。刘台想要回家过一个平民百姓的日子，也不可得了。
张居正认为，刘台这事做得太绝。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劝明神宗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于是他直接或间接授意手下人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刘台也在流徙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
虽然刘台在处理与张居正的关系上不成功，可历史上因为充当高官、名师学生而发迹的人，大有人在。著名的李鸿章之所以发迹，也是因为其早年曾先后拜合肥名士徐子苓、湘军建军者曾国藩为师。同样，那些给权贵子弟当老师的人也同样拥有发迹的机会。
时空对话
古今历史上，有很多师徒互携发迹上位的故事。如果师徒关系处理得好，彼此戮力同心，那么这一上位术可以成就一些人。如果彼此貌合神离，甚至因此结怨，那么这一上位术将成为彼此的祸害。
刘台站出来说：“我已用悲惨的经历证明了徒弟对握有大权老师不恭的后果。”确实，历史上也有许多人因为当不好太子老师，而受尽侮辱。明代皇帝多无赖气。这一点在被人称作“促织皇帝”的明宣宗朱瞻基对老师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朱皇帝尽管聪明过人，治国有方，但他不但不尊敬老师，还处心积虑地戏弄老师。每当老师讲完课，他就让太监把几个臭钱扔在地上，让老师们像狗一样爬趴在地上捡钱。慑于帝威，别的老师不敢不捡，只有性格刚强耿直的李时勉不吃这一套，宁死不肯弯腰。这使明宣宗又暴露出无赖气的另一面：欺软怕硬。他见李时勉不捡钱，知道此人不好惹，便乖乖地从衣袖中掏出钱来赏给他。赏与扔，说明这位皇帝爷根本没把老师放在眼里，只是把他们当作玩物而已。
看到刘台揭自己辅佐过的朱瞻基等明朝皇帝不尊重老师的短，杨士奇似乎为了找心理平衡，便揭起了清人的短，说道：这样的事，康熙竟然也干过。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康熙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皇子们的老师徐元梦陪侍在旁，康熙也让他射箭。但徐元梦一向不善骑射，拉不开强弓，便被康熙当面严加斥责。徐元梦只解释了两句，康熙便恼羞成怒，当着皇子的面让人把徐元梦打了个半死，并下令抄徐元梦的家，将其父母流放到黑龙江。他又怕这样会耽误皇子们学习，于是当晚又派人去给徐元梦治伤，让徐元梦第二天必须按时给皇子们上课。那天正下着滂沱大雨，徐元梦带伤来到皇宫门前，跪在泥水里，哭着恳求御前侍卫转奏他为父母求情之意。那些侍卫很同情他，但又惧怕康熙的臭威风，所以没人敢去转奏。后来有人偷偷地去请了一个朝中重臣来代为求情，康熙这才赦免了徐元梦的父母。康熙还算是个英明的领导，竟然对一个老实巴交的老教师如此残酷迫害。如果你觉得老师不行，可以换人，为什么要迫害呢？可怜老徐不但未因当太子、皇子老师发迹，反而受尽了苦。
如果不想让“悲剧”发生，除了投其所好，更重要的是保证自己不犯错，把事情做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