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衰败”这个课题，实际上从20世纪初大家就开始讨论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家就觉得西方的殖民帝国，像英国、法国、德国，都俨然是一代天骄，可是现在都衰败了。因此，当时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拿周期性来讨论，说这次衰败是一个周期，从兴盛到衰败是一定的过程。
讨论了一阵之后，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中间的经济大恐慌，确实让很多人觉得整个西方文明走到了尽头，尤其殖民帝国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可是在二战以后， 似乎整个西方文明又翻出一个新的高峰。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提衰败这个话题。而且，前不久还有人—例如福山①—曾乐观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历史终结”就是说历史不会再变化了，接下来只是调适一下，这个小螺丝钉转转，那个小螺丝钉转转，这个机器就可以一直用下去。福山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和科学技术就是历史的最后结局。这种乐观的情绪，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到了巅峰。
历史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①福山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日裔美籍学者，他于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
②雅斯贝尔斯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
可是，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人针对“现代”，提出“后现代”，认为“现代”已经过去了。
往前回溯，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眼光远大的哲学家，比如德国的雅斯贝尔斯②，就说西方文明不是可以一直走到头的，中间还会有大转变，而且他认为，大转变马上就在眼前。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也不相信，都认为经济荣景是永远可以持续的。尤其经济学家认为，对荣景的期待是没有问题的。那饼永远可以做大，财富永远增加，市场永远扩大，生产力永远提升，生活的品质永远可以改善—那是无穷无尽地往乐观方面走。一到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例如前面讲到的福山，就认为说资本主义形势大好，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此后天下太平。
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对，历史是否已走到尽头这个问题还有待商讨”。第一批展开讨论的学者主要是在美国的学界，他们回溯大英帝国如何解体，讨论强权的衰落。这种论调后来愈演愈烈，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有人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跟我的一批朋友，在艾森斯塔特①领导下，大概二十五年来—主要是前面的十五年，最近十年没有怎么聚会—我们讨论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各种复杂体系走过的道路和将来发展的趋向。
我们这些人的背景比较复杂，有古老文明的研究者，如宗教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也有现代文明的研究者，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我自己又参加了另一批学者的聚会，加入到美国西南部（像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研究那一地区印第安文化的一群考古学家中。他们在阿伯克基和圣塔菲有两个基地，我们主要就是讨论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秘鲁的印加文化，以及这两个文化怎样崩溃的因缘。
①艾森斯塔特 S.N.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1923—2010年），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印加文化的崩溃很容易解释，被西班牙人连唬带蒙打败了，而且人被残杀，文化被破坏。这是西班牙人犯下的大罪，天主教教会也要负大罪。但是玛雅文化在西方人到达以前就已经经历过两次转型，其起伏因果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可惜玛雅文化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记录，只有许多的考古遗迹，我们不知道它的文化究竟是怎么崩解的。
因此二十五年来我就一直琢磨这个衰亡的问题。早在汉朝，大名鼎鼎的《过秦论》就讨论过秦帝国是怎么垮掉的。《过秦论》本身是很短的一篇文章，而且它只是一篇散文，不是真正端出证据来的学术研究论文。但实际上，大半后来讨论帝国兴衰问题的论文，跟《过秦论》的作者贾谊讨论的范畴，有不少竟是相符合的。
在18世纪，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罗马帝国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是他终身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写成六卷本大书，浓缩出来是一本小书。那六卷大书收集资料之多，讨论问题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他是真正将文化和政治权力衰退再到完全垮台做最细致研究的人。他的观点其实跟当年贾谊的《过秦论》有很多地方类似。当然，秦帝国和罗马帝国很不一样，跨越的年代也不一样。秦朝就算从秦孝公用商鞅进行变法开始算起，到终结也不到两百年，罗马帝国却经历了一千四百年的发展。不过， 一千四百年的罗马帝国，分分合合、起起落落也有好多次了。
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归结起来有几个条件：内在条件很多，包括税收太重、劳役太重、军人专政等，也包括官僚集团的败坏，各地经济条件的衰败，经济中心的转移。凡此，涵盖面很宽，气魄非常宏伟。但他没有讨论到外在情况，比如说环境问题。他讨论的角度，还是讨论衰亡的传统方式，就是从内在条件着手。
另外，20世纪初期有一批人，包括斯宾格勒①、汤因比②却认为，历史有个周期循环规律，有生必有老，有老必有死，生死循环是躲不开的。但是循环论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变成数学推测了。这个就没道理了。人的寿命各有长短，国家和文化的生命周期也各有长短，也有各自所存在的条件，不能单单用循环论来解释。所以汤因比在周期性的发展之上加了一个因素：文化的接触与挑战—挑战与调节，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加进去，内在条件可作根本的改变。因此讨论这个的时候，内在条件已经扩大，加入了外面文化的接触。
①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等。
②汤因比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主要代表。其学术思想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史学观点，在西方史学界颇具影响，有代表作《历史研究》。
近年来，因为考古学家的研究，也因为对气候和自然条件的讨论，研究者看到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我们对环境因素非常敏感。这个环境的因素放进去，自然条件的介入就和文化接触、文化融合拼在一起，变成某种圈外的条件，打进了圈内条件之内。这个议题已经扩大了，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够的，后面我会说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综合起来讲，假如一个帝国崩溃的话，从内在条件来说，大概总不外乎官僚制度的败坏，军队的专政，老百姓贫富差距的扩大，人民工作意愿的降低甚至没有意愿等。吉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倒果为因。他说罗马帝国垮下来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传入。他错了。罗马帝国垮掉，是因为罗马公民自己没有信仰了，基督教的信仰才趁这么一个空当很迅速地钻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