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而远
在剧作家之中,夏衍是多才多艺的。他除了写剧本外,报告小说、杂文、翻译、政论,什么都来,而且什么都来得。
夏衍的戏剧活动开始得很早。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年间,在中国戏坛上,首先喊出新兴戏剧运动的,是“上海艺术剧社”,在该社内沈端先就是积极分子之一。那时候的沈端先,也就是现在的夏衍。
其时,不独在工作观点上是新的,“上海艺术剧社”在工作方式上也有新的做法。那时他们曾组织过移动剧队,到工人区域去演戏。当时参加工作的人,除夏衍外,还有郑伯奇、冯乃超、许幸之、杨邨人、沈西答和苏怡他们。
在戏剧工作之外,作式登台,写工厂包身工情形的夏衍的“报告”立即成了“报告文学”的示范作品。
夏衍是留日学生,同中国的许多作家一样,他现在做的都不是他原来学的,他是一个学工程的人,可是他没有做建高楼大厦、造路搭桥的工程师,却做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
夏衍的剧本,大部分人物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心防》中的坚直不拔的新闻记者和汉奸记者,《法西斯纸窗》里的医生,和最近在港印行的小说《春楼》里面的一群中年的青年的“政工人员”,都是。他懂得他们灵魂深处的强与弱,他分析、表现,而尤其重要的是鞭策他们。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是如此的吧,所以在那里的人物多数是带点悲剧性的,又因此,那些剧本总是带着些凄惨的情调,如果说,曹禺真的懂戏,李健吾有漂亮的对话,夏衍则是以他的韵味见长的,你读完他的剧,看完他的戏,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的心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说不出的近乎一点觉醒,也近乎一点惆怅的滋味,前一点是因为他把你的精神打了好几鞭,后者是因为他使你照见了自己。
有一个时期,尤其是《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到它的停刊那一段时间,与其说夏衍是一个剧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因为那时他主持《救亡日报》的笔政,那些短小精悍的“社论”,几乎完全出于他的手笔。有时,连题目都是很精警的,我记得他被迫离开桂林的前一些时。他写过一篇《资产阶级无祖国》。这一篇文章也是作为罪状之一,使他由此出亡香港的,正是“新四军事件”发生后那不久的事。
香港沦陷后,一班文化人又回到桂林,可是那时候,他已失却了他的“新闻阵地”,他的作战,又改取了突击的形式,他写了不少杂文,那时的《野草》杂志,他就是与秦似、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等所主持的。在桂林,他出了他的《此时此地集》及《长途》。
后来,跑了另一段“长途”,他到了重庆,他又与朋友组织了“中国剧艺社”集中了最好的演员,在“银社”等剧场演出“春寒”“芳草天涯”等许多戏。那时,他又重回新闻阵地,重庆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有一个报纸的副刊上,每天有一篇叫做《司马牛杂感》的吧,那些短小、敏感、尖锐的东西,大部分就是夏衍写的。
三十四年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他想恢复《救亡日报》,可是阻碍很多,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搞出了一个《建国日报》,他又在那上面写专稿《两极》,也是很尖锐的短文。
两年之后,夏衍又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这一次离开上海的情形,正和抗战期间离开桂林的情形差不多,这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多次重复中的一次重复而已。之后,他曾去了半年新加坡,做的也是文化工作;去年下半他已经回到香港了。
夏衍是一个踏实而严肃的工作者,他作战的武器很多,剧作只是其中之一。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
载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1948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