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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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絮叨，少打牌，少喝酒，少写文章。我照例不置可否，她的絮叨已麻木了我的听觉，我耳道里长出了厚厚的茧子。睁开眼，一团漆黑，找不到刚才还在絮叨的母亲。其实，即使月华如昼，或者按亮电灯，我都再也找不到絮叨的母亲。我们之间，已被一堵无形之墙隔开，那些真切的场景，只能海市蜃楼般在梦幻中再现。
U盘里储存着母亲的照片，那是2008年秋天，政协组织文史委员赴山西考察文物保护，顺便把单位的相机带回家，抓拍了晒太阳的母亲。人生七十古来稀，母亲都75岁了，面色红晕，满头黑发，笑意慈祥，读报纸连眼镜都不戴。大哥从合肥回家做清明时开玩笑说，母亲能活100岁。
母亲在农村待了大半辈子，老年时才赶了城市的趟儿，对生活竟爆发出无限热爱，并要通过自身努力，在延年益寿上得陇望蜀。平日里，母亲不吃鲤鱼，不吃公鸡，不吃甜食，甚至连她认为是暖性的牛羊肉都不吃。清晨，我们还在床上打呼噜，母亲就跟在街坊后面，学着伸几下腰，跑几个步。然而，人愿天不遂，才翻过两个年头，母亲的憧憬就化为了泡影。
前不久，县人大办一位副主任辗转找到我，说他岳母刚去世，不日就要举行追悼会，但悼词还没有着落。我平时喜欢弄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大小也算个文人，但在应用文方面基本是门外汉，也许人家以为文人就像砖瓦机，你只要把泥巴喂进去，要砖有砖，要瓦有瓦。更头痛的是，对于老人的情况，他仅能提供一张泛黄的工作履历表，至于枝叶细节居然灯下黑——女婿毕竟不是女儿啊。古人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人家的请托不便推却，即使没泥巴，也要制砖瓦。约好取稿的这天，副主任早早来到我办公室，其时悼词尚在扫尾阶段，我故意用力敲击键盘，以掩饰不能自已的情感，但充血的眼睛、横流的鼻涕，还是很不争气地暴露了内心的汹涌。事后，副主任发来短信，说家人都认为对老人的一生概括得很到位、很全面，将以烟酒作谢。看样子，他并不知道这篇悼词处女作，其原型取材于我的母亲，而我之所以敢师法小说技巧，是因为认定那个时代的母亲们，都经历了类似的疼痛，都释放了类似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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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于抗战前夕，外公在皖鄂交界的陈汉沟集镇上卖肉营生，一家省吃俭用，置了点田地，哪料1949年后，却因此被戴上地主帽子。在划定家庭成分前，隔壁陈家教书的小伙子，把情窦初开的玫瑰悉数捧上，让刚刚步入大姑娘队列的母亲，还没体验一家养女百家求的矜持，就被看似门当户对的姐弟恋所俘虏。但后来两家都成了地主，加上高峡出平湖的水利工程，依傍在溪流边的古集镇淹没于水乡泽国，商户们只能弃小家顾大家，哭哭啼啼移民异地。陈家人搬回了深山老家，像哥伦布的航船，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而母亲也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由商女变身农妇。
背着地主分子的屈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汗水，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诚意。母亲咬牙学干农活，蚊虫叮、土蜂蜇、蚂蟥咬都没吓退她，但在梅雨季节淋湿几次后，就被放倒了。面黄肌瘦，浑身乏力，茶饭不思，郎中说她是患了肝炎。在医技落后的深山，肝炎无异于阎王的狗腿子，其传染性更像瘟疫一样可怖。而那位教书先生，秉承着先祖陈世美的衣钵，早把山盟海誓抛之云霄，根本不顾什么夫妻扶助义务，偷偷将一位学生发展成“小三”后，一转身就把病中的糟糠之妻给踹了。
母亲像一片失群的浮萍，在刚刚迁居异地的外婆家门外徘徊着，这毕竟不是小回门，灌铅的脚步里，左脚是无助，右脚是无颜。俗话说，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被休的女儿自古就不被娘家所待见。外婆颠着三寸金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求媒婆说合，只要有男人愿意收留，哪怕是猫是狗都行。对于母亲来说，已经输掉了选择权，而那些鳏夫的担忧是，前天娶了老婆后天就要赔一副棺材，除非睁眼瞎，谁愿当这个冤大头啊！
冤大头还真有。那时，父亲死了老婆，即使被人家抱养去了几个月大的男婴，家里还剩大小三条“光棍”，另两条小“光棍”分别是我13岁的叔叔和6岁的大哥。檐下没有女人，那还叫什么家？父亲想，只要有女人愿进门，哪怕是猫是狗都行！母亲进了我们吴家，才知道摆在她面前的是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但烂摊子也是摊子，总比没摊子强。同病相怜，患难与共，为给母亲治病，父亲四处奔波，终于打听到一位擅治肝炎的老中医，待几背篓草药熬完，母亲的生命开始由黄转绿，并成为整个家庭命运的重要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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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吴家，母亲生育三男一女，其中排在首尾的儿女均在两岁内夭折，母亲呼天抢地，泪干了，嗓子哑了，还要强打精神继续忙乱而繁重的日子。毕竟死人不能活，活人不能死，作为家庭动力机，母亲必须忍痛含悲。
那时，父亲在村小教书，工资很少，但论性质也算吃皇粮，并因此有了阶级的隔膜，即使寒暑假期，队上都不让父亲挣工分。工分是分配粮食的依据，一大家子的口粮都压在母亲身上，出工时她要像男人一样上山下田、挑渠修河，收工后又要马不停蹄地浆洗缝补、槽前灶下，整天忙得像只停不下来的陀螺。某个夏日中午，筋疲力尽的母亲收工回来，咕咚咕咚喝完一碗粗叶茶，就瘫坐在门槛上，有气无力地哄我帮她挠痱子。汗湿透了母亲的衣衫，我把她的上衣翻到肩上，露出一片通红的肌肤，这哪是肌肤啊，简直是痱子恣肆的王国，而那些隆起的黑头脓疖，更像一个个养尊处优的寨头王。挠着挠着，母亲打起了瞌睡，我做了个鬼脸，故意用力抠脓疖，母亲哆嗦了一下，痛醒了，才猛地记起什么，忙起身抓一把糙米，剁两只山芋，塞几块柴火，一边喂猪晾衣，一边支我牵牛去塘口喝水。在老樟树下拴好牛，母亲已盛好了粥，我用筷子一刨，沉入碗底的半块山芋翻上来，山芋吃多了返胃酸，我当然想换一下，但瞅瞅另一碗，居然全是山芋。我撅着嘴，很后悔给母亲挠痱子。母亲说，大哥二哥读书缺营养，学校食堂又不收山芋，都吃大米哪有那么多。
队里论工分，男女并不同工同酬，譬如，男人干一天记十二分工，女人干一天记八分工。母亲不服啊，不是说新社会男女平等吗？凭什么男人两天所得就抵女人三天呢？但这样的情绪母亲从来没有表露过，她知道一个女人的话语力量太有限了，并默默地用更多的付出去弥补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母亲领养了队上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黄牛，一年下来能多挣七十个工分，还净赚可作柴火的牛粪。但母亲的种种努力，并不能挣够全家所需的工分，到了年尾，队上的会计用算盘一扒拉，工分折算成了欠款，而父亲所剩无几的工资对这些欠款也力不从心。危难时刻，总是母亲起早贪黑喂养猪们。
七月流火，早稻金黄。会计说，欠款户家的猪不动刀，这镰就不开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农民除了成天在田地边打滚混工分，没有其他找钱的路子。母亲很理解别人的心情，只是栅栏里的猪正长膘，现在宰了太可惜，况且天气炎热，肠子之类的下水隔天就臭。但是，人家把话放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起哄的，母亲噙着泪水在猪背上抚摩着，一遍，又一遍，然后就听到尖锐的嚎叫，惊得全屋场的猪们哼哼唧唧，以示声援抗议。晚上，母亲把洗净的猪心肺、肠子之类一锅煮了，再按亲疏远近，一碗半碗地分送。也许天无绝人之路，那时我家的槽口特别好，在别人家像铁树一样只吃不长的猪崽，到了我家都分外给力。记得父亲贪便宜，从教书的龙王庙背回一头小老猪，这猪在那家喂了三年，才七十多斤，主人进出都要踹上一脚，有时还龇牙补一句，讨债的孽畜！但这“孽畜”来我家后，母亲用宝塔糖打下几十条蛔虫，但见食量渐增，不到一年就肥得眼睛眯缝，至今老屠户还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