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城回来不几天，果然就有一个什么大江房地产公司的陈总找来，说是年处长的亲戚。按照冯市长的吩咐，黄一平以最高规格接待了陈总。原来，陈总相中的那块地虽然不大，却是一块肥肉——占地大约五十多亩的原水泥制品厂，地处东郊高档社区附近，两年前工厂倒闭后，职工大多由局里内部消化，且无任何搬迁安置任务，不仅市里已经有好几家开发商看中，而且交通局自己也想开发利用。更为棘手的是，那块地当时是工业用地，如果变更成商业用地还需很多麻烦的手续，另外也要付出不菲的费用。事情这样复杂，当然不是黄一平所能够摆平，只好马上报告给冯市长。大概两三天后，根据冯开岭的旨意，黄一平把陈总领到邝明达那儿，商定了一个暗度陈仓式的操作办法——那块地先以明达集团的名义以低价拿下，为了避免动静过大或被别人抢走，不走公开拍卖程序，而是通过内部简易程序象征性交了点费用，做了由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的变更手续，直到把整套批文全部交到陈总手上。事后听邝明达悄悄抱怨说：“明达公司为了办这些手续，前后花费了几十万元冤枉钱。”黄一平听了也只好一笑置之，心想你冤枉钱又不花在我身上，有胆子向冯市长、年处长他们发牢骚去。
这事很快就在黄一平的记忆里淡化了。后来多次在省城碰到年处长，包括逢年过节到年处长家拜访，大家都没再提起过这件事。不过，那个陈总中途又来找过黄一平一次，有事要找规划局。当时黄一平正在会议上，就在会场外边匆匆给于海东打了个电话，说有个冯市长的客人马上到规划局来找你。陈总走后，黄一平又给于海东发了条短信，大概内容是交代对方，这个人背景不一般，能办不能办的都得办，而且不要再向冯市长请示，以免领导为难。
眼下，不知那个凤凰小区，到底出了什么大乱子，竟然让堂堂规划局长如此惊慌。
43
进了规划局长于海东的办公室，里面早已是雾气腾腾。
这个平时几乎烟酒不沾的上好男人，面前的烟缸里已经堆了好几支掐掉半截的烟头，手上夹着的一支也积了好长的烟灰。平时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于大局长，此时正围着比床铺还大的办公桌，在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办公室里转圈圈儿，那神态动作恰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或被逼急了的丧家之犬。
见黄一平进来，于海东也不多话，而是朝桌子上一份材料努努嘴。黄一平拿起一看，是一份印着《城市早报》文头的公函。再一看落款处的名字，黄一平头就大了。早报记者黄光明这个名字，不要说堂堂市府秘书黄一平，就是阳城普通市民，多数人也不陌生。
《城市早报》是中央某权威新闻单位在本省办的一份都市类报纸。由于根在京城，本就来头不小，办报地点又在边远的沿海省份，这份早报便有些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众多本地报纸受到诸多拘束与羁绊。也因此，报纸的舆论监督或曰批评报道，便在所有省内媒体中独树一帜，剑头所指处几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没有不喊疼嚷痛的，而且打遍全省没商量。那个黄光明，是早报特稿部主任，每天在报纸的固定位置上，打着大头照片、办公室热线、私人手机和住宅电话号码，还有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广告语：您把委屈告诉我，我把公道还给您。三天两头的，报纸特稿版上就有一篇或一组杀伤力不小的稿子，几乎全是批评曝光的内容，从江南某市委书记腐败大案纪实，到江北某大型药企造假，及至省城某小区线路老化、下水管道堵塞之类，没有他们不敢报不能报的。就连原省委组织部长的受贿大案，省内媒体一律噤若寒蝉，也只有早报趁机连篇累牍不惜版面加以追踪，搞得报纸在本省一时洛阳纸贵。阳城报业市场上，除了本地的《阳城日报》、《阳城晚报》主打外，还有省里的一份晚报占得些份额，原本彼此都按部就班办得波澜不惊，算是你好我好大家有饭吃。可是，自从《城市早报》登陆阳城，市民百姓马上就厌倦了省内市内的那几份报纸的平淡无奇，眼球被早报上那些曝光性报道一下吸了过去，黄光明的名字也随之走进了阳城的千家万户。近几年，阳城市区人民路黑中介盛行，黄一平老家阳北县教育乱收费，城东区民政部门占用农田建公墓，等等，都先后在早报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更少不了那个黄光明的背后策划或直接参与。
黄一平没顾得上坐下，站着就把公函从头到尾看了，最后总算松了口气。公函上说，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凤凰小区的若干建筑严重遮挡周边房屋阳光与通风，开发商对此不仅没有合理说法，而且态度十分蛮横，情况反映到市里有关部门，也没有给予答复与处理。公函从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讲了一通大道理，最后提出近日将由本记者专程来阳城，接触知情人并查阅该小区一应报批资料，请有关部门给予方便与配合。
“他要来就让他来嘛，反正所有手续都是齐全的，大不了开发商再贴补闹事居民几个钱了事。”黄一平安慰于海东说。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于海东却有些急了。
“那些手续还有什么问题吗？”黄一平问。虽说他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土地、规划、房产之类的业务，可跟在冯市长后边多年，早就熟悉了领导分管的这几个行业，对其中的一些专业知识也算是初通门道。就他所知，凤凰小区这块地的主要问题，在于土地使用性质的变更，以及变更后转手交易程序有些毛病，可由于明达公司在其中插了一手，而明达公司又有政府资本参与，因此就有了可以解释与开脱的理由。而且，这些程序上的毛病，与遮挡阳光并无直接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记得你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让那个年处长的亲戚陈总来找过我吗？”于局长问。
黄一平点点头，说：“是呀，当然记得，那又怎么样？”
于海东说：“那个陈总来找我，是要求把小区规划的容积率提高零点五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在原来的规划上增加层高、缩小间距。而且，那个陈总的态度相当傲慢，不容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这一说，黄一平也感觉有些分量了。
“你知道提高零点五的容积率意味着什么？”于海东问。
黄一平摇摇头。他只知道在规划的基础上增加层高、缩小间距肯定不是小事，但确实不清楚具体会大到什么程度。
“意味着那个狗屁陈总因此多赚了两千万！”于海东语气里竟然有点恶狠狠的味道。
这回黄一平的嘴张得好久没能合拢，眼珠也瞪得像要跳出来一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说：“一定要阻止这个黄光明的采访，那些材料不能让他看，真相不能让他懂，报道一个字也不能出来。”
于海东苦笑着点头道：“这个我比你更清楚！”
事关重大，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但黄一平和于海东商量的结果，还是连夜把邝明达从被窝里拽来共谋对策。同时，黄一平还打电话给远在省城的郑小光，请他千方百计打听黄光明的个人资料、背景情况，越详细准确越好。至于用途和目的，却没有告诉他，郑小光也没问。凤凰小区的事，邝明达、于海东、黄一平是知情人，郑小光不是。这种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考虑到冯开岭可能已经休息，白天工作又很辛苦，黄一平、于海东两人一致意见是先不惊动，等商量出个结果再汇报不迟。
44
几乎一夜没睡，一大早趁着还没上班，黄一平在家里赶紧打了冯开岭家的电话，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详细讲了一遍。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一点动静。黄一平这边，虽然看不见冯市长的神态，却分明听得见对方喘息加重、咀嚼肌高频率蠕动的声音，这对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挂钟发出的滴嗒声犹如一记记重锤，钻斫般击打在黄一平心上。他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个年处长和他的亲戚，也不在于那个陈总提出的什么容积率，而是自己这个秘书办事不力，没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办圆满。因此，他没等冯市长开腔，就先做了自我批评：“冯市长，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没把事情办妥当。”
“算了，不说这个了。我只想知道，有办法补救吗？”冯市长不容他再说下去。
“夜里已经和于海东、邝明达商量了一个办法。”黄一平说。
“把握大吗？”从冯开岭迫切的声音听得出，他很想知道办法的具体内容。
黄一平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告诉为宜，于是笼统回答说：“应该没问题，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都考虑到了。”
冯开岭也是聪明人，自然领会黄一平的苦心与好意，也就没再追问，只嘱他这两天专心致志接待好省城来的黄记者，别出什么岔子。
放下电话不多久，郑小光的电话也来了。他那边，半夜接到黄一平的电话，连夜发动所有关系，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把《城市早报》特稿部主任黄光明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黄光明，出生于皖北山区，五十出头，当过几年铁道工程兵，自称当年在山洞隧道里曾经九死一生。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街道福利小厂与一帮残疾人为伍多年，据说从此养成专爱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的习惯。还在部队时，他就喜欢写点通讯报道，从连队食堂的现场口播到团里有线广播，直至回到地方后被聘为县、市、省报的通讯员，一步步以自己手中一支笔写成今天的大报名记。其人性格直率外向，在单位业务也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写批评报道，得过不少全国大奖，牛皮确实不小。不过，此人也有些圈内人都熟知的弱点：嗜酒、爱烟、好色，喜欢自吹自擂外加听别人吹捧。据熟悉其情况的人介绍，黄光明家境本就贫寒，父母年迈多病，兄妹大都在山区务农，加上他自己两度离婚，先后有三名子女需要抚养，经济就相当窘迫。他在单位拼命写稿，并且经常不遗余力地在下边奔波，表面看来是敬业，其实也有多挣些奖金、津贴以补家用的意图。
郑小光生怕提供的材料不详细，还搜集了一些有关黄光明其人的趣闻轶事以图佐证，正想在电话里一一道来，却被黄一平生生打断，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电话不离手，马上又和于海东、邝明达联系，简单通报了郑小光提供的信息，最后只说一句暗语：“启用第一方案，预备第二方案，第三方案估计用不上了。”
原来，夜里在于海东办公室，三个人把黄光明从性格特点、处事风格到家庭背景、个人喜好一一做了模拟分析，再按照不同特点商定了三种应对之策。三套方案分别依次排了顺序，取了名字，第一方案叫“合作双赢”，第二方案名曰“请君上轿”，第三方案是“泰山压顶”。前两套方案后边将会用到，无需细说，这里只说说遭到弃用的第三方案——泰山压顶。
按照设想，黄光明既然能写出那么多有分量的批评报道，就一定是个软硬不吃、高低不就的货色，任凭十八般武艺用尽、三十六计使绝，依旧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最终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于海东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个大学校友，如今正是北京某权威媒体的人事处长，而该媒体恰好是《城市早报》的上级主管。于海东跟该处长原本并无深交，只是多年前学校百年校庆时有过一次同桌就餐之谊，当时彼此交谈甚欢，相互观感不错，就互留了名片，约定有机会到家里做客，有需要帮忙的事言语一声即可。因此，于海东当即在办公桌抽屉里一通翻江倒海，终于将那个处长的名片搜出。
既然有这样一个关系，可以泰山压顶般压将下来，为何又要作为第三选择排在末位？为此，当场也有些争议。按照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的意思，赶紧打个“飞的”去到北京，花上三万五万的把那个处长摆平，黄光明还不乖乖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于海东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感觉那个校友言谈举止文雅，倒也未必一定是贪婪之徒，但有了几万元垫衬，再加上校友这层关系，就凭他一个人事处长，解决这点小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黄一平却站在更高层面上，作了更深一步的考虑。他说：“你们想过没有，凤凰小区这件事本就疑点重重、毛病多多，多惊动一个人势必多一个人知悉其中弊端，相应也就增加一分危险，谁能保证那个人事处长就与阳城没有什么牵扯与勾连？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万一有了怎么办？再说，新闻单位可不像政府机关或民营企业，官大一级压死人，上边喷点唾沫下头就得打伞。像黄光明这类名记者更是轻易不会吃这一套，这种人凭本事、业务吃饭，脾气本来就硬，如果把他惹毛了，不要说你隔了几层的一个人事处长，就是顶头上司社长总编恐怕都不买账。到时候就怕泰山压青松，青松挺更直，麻烦就更加大了。”
一席话，说得邝明达、于海东两人频频点头，说毕竟是在政府机关、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大秘书，考虑问题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政治性、政策性强。于是当场商定，这个方案放在最后，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使用。
45
黄光明坐了中巴车从省城出发时，给于海东手机发了一条短信。于海东马上回信：车站门口恭候大驾。
下午五点不到，黄一平与于海东两人在阳城长途汽车站门口迎下黄光明，把他接到邝明达那辆宝马前排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