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1.产权制度问题。尽管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将产权制度改革列为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但仍然没有改变农村信用社产权模糊的实质，甚至有更加模糊的倾向。其中的原因在于，增资扩股扩来的绝大部分是资格股，辽宁省经过多方努力，投资股也不过只占不到20%，而大部分资格股股东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比银行存款更高的利息，换言之，增资扩股中有相当比例属于“存款化股金”。这样的股权结构自然不能使农村信用社产权清晰。同样地，这样的股东自然不会对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起到多少积极作用。此外，本轮改革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给予农村信用社很大的支持，虽然没有体现在股权中，但却使政府有了干预农村信用社的充足理由，使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依然不清晰。这里有个问题是，为什么农村信用社难以吸引大量投资股呢？其中的原因，一是农村信用社的财务包袱过于沉重，往往每股净资产都是负值，让后来的投资者以面值入股，等于让其承担以前的亏损，自然难以有吸引力。二是部分民营企业虽然有积极入股的意愿，但一方面受制于10%的投资比例限制，另一方面其入股后能否形成新的“内部人控制”，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三是对很多入股者来讲，虽然入股于农村信用社，但自身难以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人事等问题施加影响，农村信用社仍然属于“国家”的，因此入投资股的意愿不大。
本人认为，从农村信用社的现实还看，若要真的使产权清晰，只能是以股份合作制的中介目标，逐渐向股份制过渡，尽量淡化农村信用社合作制的色彩。在业绩提高的前提下，不断增加投资股比例和法人投资股比例，使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逐渐清晰起来。
2.管理体制问题。本轮改革试点各省所选择的“省联社——市办事处——县级联社”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前各省农村信用社的现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省联社、市办事处管理职能的范围、力度等问题还属于无法可依，自然使各地省联社的管理处于五花八门状态。二是省联社虽然是企业，但却不能经营，只能靠收取管理费来维持，这既与其作为企业的性质不符，长久下去也会让入股的县级联社不满。三是省联社的责任过重，目前省联社承担了管理、经营、改革等三项重任，而改革设计的方案却是人员编制有限，不得不从基层抽调人员或长时间加班以应对繁重的任务。
笔者认为，若要将管理体制彻底理顺，应该与产权制度改革联系起来，成立省级农村合作银行或以省为单位统一法人，这样就可以明晰产权制度，也可以避免在管理体制上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还可以解决省联社作为企业经营问题和责任过重问题。在成立省级统一法人还存在一定障碍的情况下，可否考虑由省联社继续投资成立若干企业，这些企业服务于全省农村信用社以解决那些农村信用社面临的整体问题，也可以对外提供服务，如网络服务、农业保险、基金管理，甚至包括证券交易等。
3.政策定位问题。农村信用社主要服务“三农”，不以盈利为目的，是现行政策对农村信用社的刚性约束。这实际上等于把本应由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社会职能，强加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村信用社，十分隐晦地将本属独立企业法人的农村信用社，人为地定位在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上。但是，在监管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又将农村信用社视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来处理，任其承受与商业银行完全相同的监管标准。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
因此，笔者建议，既然农村信用社具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具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性质，就应该给予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待遇。在税收、交纳存款准备金、再贷款等诸多方面给予法定的特殊对待。
4.政策连续性问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农村信用社专项票据属于一次性的扶持政策，并没有后续的扶持政策。笔者认为，在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初步成果、经营刚刚好转的时候，应该继续给予一些类似专项票据那样的强力扶持政策，以便使农村信用社彻底摆脱困境。理由如下：
首先，如果没有后续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将有可能使已经出现的好势头出现转化。尽管这两年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好转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效应带来的结果，即扶持政策陆续到位使农信社出现好转迹象，而不是农村信用社靠自身完善的治理结构取得的结果。简言之，各项扶持政策下农村信用社初步具备了自生能力，但其自生能力仍然较为脆弱，在没有后续扶持政策情况下，目前这一点自生能力也可能消逝，使前期投入付之东流。
其次，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也要求国家继续给予扶持政策。按照本轮改革试点工作的原则，农村信用社要牢牢地恪守支持“三农”不动摇。显然，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都没有把支持“三农”作为自己的市场定位，原因不说自明：“三农”无法为其带来应有的收益。换言之，支持“三农”具有正外部效应，带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按照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无法由私人来提供，“免费消费、间接支付”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惟一方式，即一方面提供公共物品供公众免费消费，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形式进行收费，以弥补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这种特殊的供给方式决定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是公共物品最合适的提供者。因此，国家有义务对以支持“三农”作为市场定位的农村信用社继续提供必要的扶持。
最后，农村信用社沉重的历史包袱也需要国家给予扶持政策予以化解。正如上文所谈到的，农村信用社在本次改革中获得扶持政策力度有限，不足以充分化解历史包袱。若要农村信用社轻装上阵，能够更好地服务“三农”，就必须将继续给予扶持政策。
5.获得资金扶持政策的门槛理应降低。按照国发〔2003〕15号文件的有关要求，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兑付必须与信用社改革成果挂钩，以县（市）为单位验收兑付。标准为：产权明晰，资本金到位，治理结构完善，由中央银行分支行、银监会的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监督执行。显然，以上标准都属于定性标准，看起来达到并不是很难。在银发〔2003〕181号文件里，专项票据兑付的硬性条件被表述为：按照信用社拟组建产权组织形式考核，二级法人、一级法人、银行类机构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到2%、4%、8%。报告期期末不良贷款比例与基期相比，降幅不低于50%。
但是，在2006年全国第一批到期兑付票据的实践来看，问题却变得复杂多了。以硬性条件为例，增加了许多新的要求。如：已提取应付利息余额/定期储蓄存款余额×100%≥2.25%；呆账准备/加权风险资产总额≥1%，加权风险资产总额按照人行统计口径取数，呆账准备在业务状况表呆账准备贷方余额取数；当年盈利但有历年亏损的信用社，应同时符合以下两项：未分配前股金红利/当年利润总额×100%≤50%，未分配前股金红利/股本金总额×100%≤2.7%；当年盈利且有历年亏损挂账的信用社，有地方政府补贴的情况在“备注”中说明；处置专项票据置换资产依法、尽职，处置比例≥80%。等等。
显然，专项票据兑付考核的门槛是逐步提高的，这就在事实上给农村信用社获取改革试点支持政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考虑到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承受能力，笔者建议将获得资金的门槛降低以符合农村信用社的实际。
四、结论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四年来，在各级政府、银监会、人民银行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农村信用社出现了喜人的变化，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地位日益牢固。但是，受制于历史包袱沉重、产权模糊、管理体系尚未完全理顺等多方面因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还显得任重道远。在此情况下，国家继续给予政策扶持、对监管政策进行调整、票据兑付门槛适当降低是必要的，这样才会使初具自生能力的农村信用社顺理成章，为建设新农村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节农村合作金融的自组织问题研究：台湾经验及借鉴
杜朝运 郑瑜
（厦门大学金融系）
摘要：自组织理论在揭示系统演进原理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农村合作金融可以视作一个自组织系统，其演化过程中除了特定的自组织动力机制发生作用，同时也要受政府等外部影响因素的制约。农村合作金融在台湾已日趋规范和成熟，其绩效显著，大陆可借鉴台湾农村合作金融自组织的运作模式和机理。当前大陆在改革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自组织时应从为“三农”服务、加强法制建设、提高社员素质以及促进多元化经营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自组织；“三农”问题；台湾
“三农”问题事关祖国大陆现代化的进程、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鉴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由于农村合作金融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如何对农村合作金融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其充分发挥对“三农”的积极支持作用，在当前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但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优化设计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系统的发展必须符合自组织的方法论，因此，本文拟从自组织理论的角度入手，探讨如何增加农村合作金融的负熵流，使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走向规范化、有序化。
一、农村合作金融的自组织特征
在自然界和社会存在两种组织形式：自组织（self-organized）和他组织（organized）。自组织指的是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组织形式。与自组织相对应的是他组织，他组织是指不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即不能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依靠外界的特定指令来推动组织向有序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一般而言，自组织系统的演化要优于他组织推动下的组织和演化。自组织系统的演化动力在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的演化，这样就使得整体系统和各个子系统都具有活力。而他组织系统的动力来自于系统外部，系统整体的活力依赖于外部的控制参量，外部控制参量如果控制得好，那么系统可以向理想状态靠近。但如果外部控制参量控制不好，那么系统的运转就会失灵。
笔者认为，经济组织的演化也必须符合该逻辑，譬如本文所探讨的农村合作金融问题。所谓农村合作金融，是指按照国际通行的合作原则，以股金为资本，以入股者（社员）为服务对象，以基本金融业务（存贷款）为经营内容而形成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合作组织。其本质是为了使社员获得便利的、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村合作金融的建立需符合以下原则：第一，开放和自愿。不论社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种族和宗教信仰如何，均可自愿成为合作社成员，也可以自由退出；第二，民主和管理。社员有选举、被选举和决策管理的权利；第三，非盈利性。严格限制对股金的发放；第四，与其他基层合作社、国际组织合作。这是多样化经营、增进社区和社员利益的必要。
在解决农村合作金融的问题上，目前理论界更多地强调他组织力，比如经常片面地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农民的自组织力。政府及其他各有关部门确实在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如果没有农民的自组织力，农村合作金融作为一个系统很难有质的变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