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说国土上的这个西部。我是那样深切地理解，王洛宾自动而愿意让自己像人质一样被“绑架”的，为什么是这个西部。我想说说我生命里的西部。是的，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版图上有一个西部。这个西部住着我的灵魂。若干年前，我第一次去新疆，在它的无边无际的草原面前，在它的让我俯首臣服的雪山面前，我感到我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出生地。这样的版图让我的灵魂第一次复归她想要的宁静和安稳。在赛里木湖畔，我对自己说，我不害怕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活着在害怕着什么，反正我在害怕。这害怕的东西因我找不到它而让我恐惧。那一刻，我真的有那么一种婴儿找到妈妈的感觉。我第一次感知到作为一个有母亲的婴儿的幸福。我躺在赛里木的沙滩上，哪里也不疼，那不疼的感觉让我激动得哭了。灵魂竟然可以是不疼的啊。我从此知道了我所在的城市绝不是我的家。所有的城市都不是我的家。城市里面的所谓“文明与物质地图”和我的灵魂没什么关系。我在城市里面没有灵魂的家。是的，如果我的灵魂和西部那样天然而旷大的山水没有取得精神上的联结，我就永远是个孤儿。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灵魂产生了响动，我的身体哆嗦了一下。我知道，那是我生命里的那把钥匙打开了我生命中西部的那把锁。我从此可以在我的身体中遨游我自己生命中的西部。我身体里的西部和大自然的西部有着血缘的关系，它嫡系地避开物质的现代化陷阱而在灵魂上庇护我。我知道，只有西部才能产生宏大的诗歌，西部的爱情之歌也才是最不扭捏的生命之歌，既是爱情的身体之歌，也是爱情的灵魂之歌。我在日后的写作之中，那些被我选中的文字一定出产自我身体里面的这个西部。我在那里面一颗一颗地洗濯它们。再后来，我写了大量的爱情诗歌，100首玫瑰的诗歌，100首蝴蝶的诗歌，现在正在写着100首梅花的诗歌。如果没有我的身体里的西部，我根本就没有这些诗歌。如果没有我身体里面的西部，我的玫瑰、蝴蝶和梅花就配不上呢哝生命和爱情这等大事情。
我从西部回来，再听电视里面那些男欢女爱的歌曲，觉得扭捏透了，小里小气，就在那么逼仄的小我空间纠结，一点样子都没有。而郑钧的《回到拉萨》、李娜的《青藏高原》、王洛宾的随便哪一首爱情歌曲，我身体里的西部都会感应到它们的荡气回肠，灵魂随之且歌且舞。奥登也认为，艺术的价值是在于岁月的监狱里如何赞美。王洛宾所描写的那些爱情歌曲描写的那些瞬间感受，最后会离开具体的人事而独自存在，成为永恒价值的一部分。
现在谁不会哼唱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现在有哪个人不知道新疆有个达坂城？达坂城美成什么样才能盛产出歌中的姑娘？当然，这都是音乐的力量，让一个原本凡常的小城如今成为一个诗意的城市，妇孺皆知。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和这首歌的质地一样鲜活，神话而灵动。
1938年，在兰州的一个晚上，大家正在开着联欢会，为了慰劳一支运送抗战物资的新疆车队经过兰州。联欢会上，一个头戴小花帽的维吾尔青年司机唱新疆民歌。他腼腆得像个小姑娘，红着脸走上小舞台。他放开喉咙唱了一首名叫《达坂城》的民歌。他是用维吾尔语唱的，大家谁也没听懂他歌中的内容。但是，这曲子优美啊，大家给了维吾尔青年响亮的掌声。王洛宾听得惊奇极了，在现场就用速记法记下了旋律。这样的旋律就是他心中的天籁呀。演出结束，王洛宾立刻去那位青年的宿舍找他，他拿出随身带着的好酒请青年喝，诚挚地让那位青年再把那歌唱一遍。他们俩一个说维语，一个说汉语，又互相不懂得，比画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王洛宾又出去找来一个懂维语的朋友，在他们中间充当翻译。折腾了好半天，他才在纸上记下了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达坂城。丫头。辫子。娶她做老婆……为了这些，王洛宾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他把朋友翻译出来的歌词整理了一下，大抵弄明白了歌词大意：达坂城的路硬得很。西瓜甜得很。达坂城里有我的一个情人康巴尔汗，她长长的辫子，辫梢能拖到地上。这个姑娘很漂亮，我要娶她做老婆。还得要她带上妹妹和嫁妆，赶着马车去成亲。
这首歌在达坂城口口相传了很久。达坂城的马车夫们最爱唱它。马车夫们收入薄，活儿苦，这支淳朴的歌子牵动了他们对爱情的向往。淳朴的爱是辛苦的马车夫的希望啊，这种希望让他们在清苦中活得有劲儿一些。他当夜就把歌词重新写出，把曲调的精华淬取，然后大刀阔斧地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一首《马车夫的幻想》第二天就出来了。他写道：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西瓜呀大又甜/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嫁给我/带上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王洛宾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首歌一经出生就活了起来，当时他只是尽兴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这首歌比他的生命活得长久，何止是长久，简直可以预计它的永垂不朽。达坂城其实是个小地方，并不是个什么“城市”，它不过是个方便商贾车马休息和补充给养的村镇和驿站。这个地方常年风沙不断。王洛宾想不到，达坂城，这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从此也跟着这首歌流芳百世，成为著名的艺术符号。他大概更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首歌救了他。他从监狱出来，落破到无家可归，无意间流浪至达坂城。他一口吃的都没有，饿得快要断了气。他不想活了，觉得这么活不比死了好。他不挣扎，躺在地狱一样的地上，一心一意地等死……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熟悉的曲子，一个行人正在唱歌。是《马车夫的幻想》。王洛宾的心首先开始活了，是的，他的心先于他的身体开始活了过来。他要活着听到自己的曲子，他还要编曲子给别人听和唱，这辈子就干这事儿也值得活。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他不要死，他要活。达板城用它的歌声救助了它的恩人。达坂城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城市，以上帝恩准的方式。
当年我去西部，绵长的路途使作为游客的我们在路上累得睡着了。车子驶入了一个地方，导游说，这就是著名的达坂城。一车人立刻都清醒了过来，顺着窗外看这个早已唱响在心里面的城市。达坂城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城，街不宽，也不发达，中午的阳光把街面照得很慵懒。达板城的女人也和其他地方的女人一样，没有美成美人。达坂城里的人也像是任何一个寻常城镇中的人一样，自由电子一样地存在着。倒是我，因为王洛宾，认定一定存在着另一个艺术版本的达坂城。这两个达板城并行不悖地各自生存。就像我，每天都在过着两种生活：凡庸的物质生活与诗歌中的形而上生活。我为真实地存在一个可以在艺术中夸夸其谈的生活而心满意足。物质意义上的达板城因为有着歌中的达板城，在我的眼中显得流光溢彩，达板城的姑娘因为那首歌曲而显得格外灵动。这其实是艺术的魅力，艺术家王洛宾的魅力。
我想起欧阳江河当年去威尼斯的感受。他在之前读过好多文字作品都写到了威尼斯。在真实的威尼斯面前，他感到城市变真了，而他这个人好像变假了，像个鬼魂，以至于不敢碰威尼斯的水果和水，因为他想起那篇《威尼斯之死》。达坂城一下子呆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弄不明白是它变真了，还是我变假了；抑或我如果是真的，它是不是就该是个假的？
半个月亮是怎么爬上来的？我一提半个月亮，读者是不是就会自动地哼起那首好听的歌？歌声也像半个月亮那样从心中爬上来，缓缓地升至空中。
那是1939年的春天。有一天在酒泉，王洛宾无意中听到一位维吾尔艺人在唱一首流传于新疆喀什的歌曲，名叫《依拉拉，沙依格》。歌词中的“沙依格”是维吾尔族一种手工织成的窄幅花绸子，“依拉拉”是歌词中的衬语，没有特别含义。王洛宾赶快速记下来，当天晚上，他就想重创这首歌曲。他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意的旋律。不经意地一抬头，他看到天空上正在缓慢地升起的半个皎洁的月亮。那半个月亮真美啊。这个时候灵感像开了闸门的大水倾泄而来，他只负责记下它们来：
半个月亮爬上来/依拉拉，爬上来/照在我的姑娘梳妆台/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依拉拉，快打开/再把你的葡萄摘一串/轻轻地，扔下来……
王洛宾把“沙依格”从原词当中去掉了。“沙依格”的译音很拗口，容易让人听得像“杀一个”，观众听起来会很不得劲儿。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我曾经应邀给一个企业写歌词，企业是“海信实业人”。歌词中有一句“我们是海信实业人”。在台上，一群海信人在合唱“我们是海信实业人”，怎么听也像是“我们的海信失业人”。这首歌让我听得那么尴尬。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宾创作的最著名的歌曲。这首歌流传得最广也最远，受众人数最多。这首歌和《半个月亮爬上来》双双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这首歌有着一个怎样的创作过程呢？
1940年，著名导演郑君里来到青海，组织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王洛宾前去协助拍摄，地点在美丽的金银滩大草原。摄制组驻扎在当地一个首领的大院里。首领娇美的女儿萨耶卓玛在片中饰演藏族牧羊女。片中需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饰演牧羊女的帮工。郑君里找来的几个藏族小伙子试镜都不理想。郑君里一眼看到身旁的王洛宾，觉得他能胜任这个角色。27岁的王洛宾风华正茂，有音乐感，还会骑马，果真是个不二的人选。王洛宾和16岁的少女萨耶卓玛各自骑在马背上，两匹马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欢快疾走，两张青春逼人的面孔在起落中灿烂怡人，一幅自然与俊男靓女的天然景色让人心动。王洛宾和萨耶卓玛也处于美丽的幻觉当中。趁萨耶卓玛不注意的当儿，王洛宾不经意地绕到她身后，在她的那匹马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打了一鞭子，少女的马惊了，突然迈开小步奔驰起来。萨耶卓玛先是吃了一惊，像是意外又像是佯装生气地看了他一眼。不一会儿，调皮的萨耶卓玛同样悄悄地绕到王洛宾身后，扬起鞭子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打了一下，像是在替自己的马在报一鞭之仇。王洛宾回头瞧了一眼佯怒的少女笑了起来。
萨耶卓玛哪里知道，她的这一鞭，打出的是一曲西部乃至世界经典的民歌。
那一个时段，王洛宾与萨耶卓玛产生了奇异的友情。以至于摄制拍完了，起程返回的时候，萨耶卓玛全家都对王洛宾不舍。少女纯真的美好更让王洛宾怀想，难忘那草原上撒欢的奔驰，难忘她的那一记轻轻打在他背上的一鞭，一首歌便在他的笔下流泻而出：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流浪在草原/给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首歌子流传得太广了，以至于到后来，“我愿流浪在草原，跟她去放羊”被传唱成“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王洛宾说，那个时候他哪里有什么财产？他想纠正，却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1953年，萨耶卓玛去世了。人们知道这首歌就是王洛宾为她而写的，大家因此就不忘记萨耶卓玛。直到今天萨耶卓玛都是藏族人民心中的女神。这首歌和萨耶卓玛的名字，像青海湖那样成为青海民族的文化象征，王洛宾更是青海人民的骄傲。
几年前，我站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上。众人还在蒙古包里喝酒，我一个人跑出来唱歌。在草原上唱歌是用不着扭捏的，草原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让人放歌膜拜的。大自然生出草原，是为了让人类有机会懂得自己的渺小和有限，是让放肆的人类有收拢自己的时辰。人必须有所敬畏，所以草原盛大。人们在对于敬畏的东西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便会产生诗歌。草原就是让我无能为力的地方。我一直在生命中寻找的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我愿意自己的灵魂被臣服。草原是比海洋更能臣服我的地方。我束手就擒。我生长在青岛的海边，大海可以被我想象成一片长水的草原。但是，我对大海是恐惧的，大水会滔滔地吞噬我。我坐在大海的旁边敬而远之。我不愿意把自己投进去。草原却旷大得让我亲近。我就是想掉进它的里面去。我掉进去就安全了。在金银滩草原，我一个人把《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得横七竖八。我仿佛看到当年的王洛宾和萨耶卓玛。我上哪里都有他俩的影子。我还骑上马。我把皮鞭打在马背上，轻轻地，轻轻地。我要把自己掉进歌里去。
王洛宾创作或者整理的歌曲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盅惑力？它们使用了什么魔法得以钻进了我们的内心？不是一个人的内心，是整个民族的内心，甚至是人类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