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理论的批判与断裂
霍克海默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序列中的断裂，主要是他试图在重建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构建他的社会理论方法。按照霍克海默的构想，社会理论的基础是唯物主义，但不是旧的唯物主义，而是以他改造的唯物主义方法把握当代社会的需求，构造将要出现于现存社会状况中的更好的现实的观念。按照他的理解，这种唯物主义具有否定性的特点，即它“摒弃了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道德”，它承认“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在特定社会集团中、在个体中的需要的结构，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只有与特定时代和具体境况相结合才能得到解释。”（28）这种唯物主义并不缺乏理想，但“它的理想是由作为出发点的社会需求所构成，它是由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人类力量所能达到的可能来衡量的。”但是唯物主义拒绝把理想看成是历史的基础，而是把历史作为理想的实现过程。霍克海默关注的是如何构建起现代社会理论。它是与传统的理论相区别而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联系而形成的“新的世界观”。在霍克海默看来，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中，理论永远只是个假说，理论是储备起来的知识，它只是用以描述事实的形式，传统理论强调的是任何理论体系都必须满足理论的总体性要求。而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在向自然科学的学习过程中形成传统的社会理论。传统社会科学的模式“外表上很像由工业生产技术支配的社会生活的其余方面。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极为不同于空想的学者对抽象原理的阐述和对基本概念的分析”（29）。用这种研究方法处理历史事件时，必然表现出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永远存在着概念地表述出来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永远存在着归属于那些知识的事实。”它只有在简单知觉或事实证据与知识的概念结构之间的联系。这种矛盾就反映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中。“对韦伯来说，历史学家的解释类似于刑法学家的解释，它的基础不是对一切有关事实的尽可能完全的枚举，而是建立在那些影响历史连续性的事件要素和特殊的、决定性的事件的联系上的。”因此，“如果有人坚持主张历史事件之间的某种特殊因果联系，那么，根据支配经验世界的规律，不外是对我们关于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的系统表述。我们借此重建可能的事件进程，超出事件本身，达到会起解释作用的东西。”（30）
无疑，霍克海默对韦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分析是符合韦伯本意的，说明了韦伯思想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功能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它是一种用类似于操纵物理自然来研究经济社会过程的理论方法。但是，传统理论的观念是在劳动分工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里进行的科学活动。从17世纪以来到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形成的时代都处于这种劳动分工的历史阶段，“它符合那种与社会中所有其他活动并列发生但又与他们没有显而易见的联系的学者的活动，所以这种对于理论的理解没有弄清科学真正的社会功能，它不谈理论在人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只是谈理论在它由于历史原因而产生于其中的孤立领域中意味着什么。”（31）这种割裂了劳动分工与合作关系的片面的理解，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段意识》中批判的资产阶级意识一样，都是片面化、物象化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分离的方面，但理论本身需要的是总体性的批判，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相一致，“社会生活是在各个生产部门进行的一切工作的结果”。理论的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要求相对应的内容。
因此，霍克海默指出了传统理论的片面性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抽象劳动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即使劳动分工不太发达，它和各个部门（包括科学）也不是自给自足、独立自存的。它们是社会借以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保持继承下来的社会形式的方式的特殊例子。即使他们在狭义上几乎或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它们也仍然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环节。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结构，或所谓的指导功能和实施功能、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都不是事物的永恒的或自然的状态。倒不如说，他们都是从特殊社会形式的实践着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32）这种建立在客体对象基础上的劳动的过程，“享有的表面上的自给自足，刚好相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主体表面上的自由。”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体系，还是资本主义技术控制时代的思想体系，都是与生产的对象化过程相联系的理论结构，在哲学上的抽象的理论表现形式，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对应的方式。由此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人的个别活动及其部门、对它们的内容和对象进行孤立的考察的基础上，因此，对象本身的有限性形成了有限的具体意识。这就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分析和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按照霍克海默的分析，“显现给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在传统世界观（它与给予的世界处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里得到说明的整个世界，被知觉者看作是事实的总和，它总是存在的东西，我们必须接受它。”但在批判理论中，“显现给个人的、他必须接受重视的世界，在其现有的将来的形式下，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我们在周围知觉到的对象——城市、村庄、田野、树林，都带有人的产用的印迹。”（33）前者是把对象世界作为既定的存在，而人作为被动的存在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而后者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形成的个体主体的力量和观念。霍克海默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在1844年前后的思想极其相似。我们对照一下马克思所说的观点，就不难发现霍克海默的思想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在批判传统理论对科学的拙劣模仿的同时，他所运用的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但霍克海默试图从这里出发以变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指出：人的劳动和消费，“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4）。马克思是第一个把生产活动理解为社会活动的思想家，人们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形成社会，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从事生产。马克思还指出，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即使从事脑力劳动、进行科学研究之类的活动，形式上看是个人的，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活动。马克思反对把社会与个人相对立，并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的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35）唯物史观的方法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劳动分工及其发展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中形成的。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强调：“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36）霍克海默对经验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而是以遮掩了马克思的方式而形成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挪用。
我们将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批判理论相比较，可以发现其批判理论的断裂点。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所依据的是现代生产的现实基础，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个人认为自己是被动的、依附的，但社会（虽然它由个人构成）却是主动的主体，尽管是一个无意识的、因而也是不大恰当的主体。这种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区别，表达了那种至今还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历史形式的分裂。社会存在不是直接表现为压迫，就是表现为各种力量盲目冲突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里，社会的活动是盲目的和具体的，而个人的活动则是抽象的和有意识的。”（37）社会与个人间的分离和对抗，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矛盾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经揭示出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这种对立和分裂绝不是在认识论上的表现形式，而且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霍克海默虽然也展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形式，但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到社会生产发展的现实中，也没有像卢卡奇那样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中揭示出其根源，他只是从认识论层面上的知识体系的分类中探索思想理论体系矛盾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批判理论的性质，实际上是把社会批判局限于观念本身的领域中。霍克海默认为，既然社会划分为集团和阶级，“由于理论构造的作者所属的社会阶级不同，它们与一般社会活动的关联方式也就不同。因此，当资产阶级首次出现于封建社会的时候，随之而出现的纯粹科学理论主要倾向于摧毁现存状况，攻击旧的活动形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理论被人类普遍地接受了。今天，决定发展的主要不是在改进物质生产手段和产品方面相互竞争的普通个人，而是在各个层次上控制着经济和政府的、互相冲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领导集团。就理论思想与高度专门的、涉及这些冲突的目的无关而言，尤其是就与它战争及支持战争的工业无关而言，理论兴趣已经衰退了。不管人们怎样使用精力，反正他们只花很少的精力形成和发展思想能力。”（38）这种理论兴趣的转移，所导致的是传统理论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更深刻的断裂。即传统理论是借助于继承下来的概念和判断手段对材料进行的批判性考察，发挥着肯定性的作用，这些概念和判断既在专业活动中进行理论和事实间的相互联系，也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构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韦伯学说中的工具理性的基础和实质在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中得到了揭示：“正像物质生产工具一样，概念工具和判断不但可能是当代文化总体的一部分，而且也可能是更正当、更分化、更和谐地组织起来的文化总体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思想并非有意关心外在于和异在于对象的东西，而实际上只注意它随技术进步而碰到的问题，并且发现这方面的新问题，在必要的地方改造旧概念。就此而论，那种理论思想可能认为资产阶级时代的技术和工业成就刚好证明了它的合理性，可能确信它本身的价值。”（39）
工具性的概念和思想的合理性，是通过技术和工业成就得到证明的，贯穿于其中的是有用性的标准。因为这种理论的方法是构造假说，而这种理论活动在目前社会环境中是一种真正有用的工作。“这些工作以现存经济为前提条件，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的整个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与科学劳动本身是不是狭义的生产性劳动问题无关。”（40）科学理论被纳入到经济生产的序列中，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直接受经济活动的利益目标所驱使，这是导致科学理论成为工具理性的一个最深刻、同时也是最坚实的基础。霍克海默同时还指出：“在现有秩序里，它们受到各式各样的尊崇，它们由产生于严格的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货物维持着……一种以其现存形式帮助社会存在的活动根本不必是生产性的，而只要是赚钱的事业就行了。不过，它能属于现存社会秩序并有助于使这些秩序成为可能，正如它肯定是专门科学的实例一样。”（41）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科学的工具理性的结合，不仅不会对现行的社会带来冲突，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现存社会秩序，从而通过工具性的科学理性，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这种工具理性与秩序观念的合谋，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维持其存在的一种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推崇科学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悄然地在统治的技巧中糅合进了工具理性的观念。这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单面性，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的特征。
在分析了传统理论的工具性特征后，霍克海默转向了对批判理论的架构。其方法论基础我们在前文已经作过简要的分析。在这里，他提出，批判理论所面对的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相分离的状态。然而，批判理论却又是按照技术理性的计算方式来设计其理论目标的。如果从其根源来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批判了康德知识论中的有限理性思想后，霍克海默试图超越康德哲学，提出从有限性向无限性过渡的方法，然而，即使是现代批判思想，它仍然是现代知识论体系的一种延续。
霍克海默指出：现代的批判思想认为，“现代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和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2）对资本的力量的认识，在马克思以后，是马克斯·韦伯引领的新康德主义的社会理论关注的内容。然而，对认同的批判是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题。霍克海默在现代批判的社会理论中，试图进一步延续马克思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时的方法和理论。其实，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指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因此，“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44）同时，马克思在研究方法的制定过程中还一再强调，“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45）显然，霍克海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也当作批判的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因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着眼点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的力量。显然，霍克海默并没有因此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而是走上了一条借马克思的语言方式而建造的乌托邦式的道路。
第三节 重建批判理论
如果说对传统理论的工具理性分析是霍克海默建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一种理论起点，那么，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虽然在理论分析的层面上借用于哲学方法，但并没有旧的传统哲学影响的痕迹，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机械性的特征。这表现在他对传统理论与现代理论比较的形式上：第一，传统理论建立在个体主体的基础上，而批判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第二，传统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哲学知识论的认识论体系，而批判理论则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第三，传统理论运用了有用性的工具理性为主导原则，而批判理论则是以解放乌托邦式的观念为目的；第四，传统理论采用的是外在于理论思维的概念和范畴的分类方式，而批判理论则是建立在对社会条件研究的可能性方向上；第五，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相对立的差异不在于客体对象的差异性，而在于主体本身的异质性存在。前者是劳动的自然组织形式，而后者则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模式。
一、非人的“伪主体性”批判
按照霍克海默的分析来看，推动批判理论的动力是“试图超越紧张的努力，是试图消除个体的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的努力。在这种对立消除以前，批判思想肯定要把人理解为自相矛盾的，如果合理性支配的活动是人特有的活动，那么，塑造了个人生活（包括细枝末节）的现存社会实践是非人性的，而这种非人性又影响了社会中的任何事物。”（46）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的揭示，是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左派思想家的一个重要主题。这里的非人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指导下的，以对象的合理性作为人的活动的合理性的规则和规律的体现。因此，资产阶级思想的构成，无疑是以虚假的主体——真实的对象性引导的理论。所以霍克海默进一步延续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把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理论中的伪主体概念。他指出，资产阶级思想的构成“以致在反思执行这种思想的主体时，逻辑的必然性迫使它承认一个以为自己是自主的自我。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上是抽象的，它的原则是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基础或无条件的世界，它脱离了事件。这种观点的直接对立面是那种认为个人无疑表现了既存社会的态度，如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修辞上的‘我们’在这受到了认真对待：言语被当作是共同体的器官。在当今内部分裂了的社会里，这种思想除在社会问题上以外，找不到一致性：它是虚幻的。”（47）个体的人与社会的分裂，这不是由真正的主体人所支配的力量，而是受资本的力量控制，这种分裂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伪主体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与社会利益相冲突，而另一方面则受着社会力量的支配，这不但是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冲突的和对立的根本原因。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则是把这种虚幻的伪主体就直接作为主体本身。而没有看到支配这些主体的资本的权力。显然，虚假的主体不可能真正具有理性的能力，它只是物的逻辑在人身上的体现。
霍克海默在对批判理论的分析中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了资产阶级主体的虚假性，而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同时也消除了资本变为垄断社会的力量，从而实现社会化的人类的真正存在。但是，霍克海默并不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出的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地位，他指出：“即使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中的状况，也不是正确认识的保证。无产阶级可能确实体验了它自己生活中持续不断、越来越多的苦难和不公正的无意义性，但这种意识没有变成一种社会力量，它被仍然强加于身上的社会结构分化和只有在极特殊的场合才被超越的个人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阻止住了。甚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世界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也与它的真实存在大不相同，即使那种可以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对立的观点，那种因此要从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中推出它的行动原则的观点，也会陷入对现状的奴性的依赖。”（48）霍克海默因此放弃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并且对引导社会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感到了失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霍克海默对他要重建的批判社会理论的立足点的选择，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完全走上了一条背离的道路。按他的分析，“知识分子满足于虔诚敬慕地宣布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并在适应无产阶级、神化无产阶级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他没有看到，他这样逃避理论努力（他自己思想的被动性容许的理论努力）、避免暂时与群众对立（他主动的理论努力可能会迫使他与群众对立），这只能使群众变得更为盲目、更为软弱。实际上，他自己的思想应该是群众成长过程中的批判因素和推动因素。”（49）在霍克海默看来，知识分子具有软弱性，他们不能产生出具有客观现实性的、深刻地把握了历史状况的和最丰富地孕育了未来的思想。因为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并不相同，按照资产阶级借以说明其特有制度的观念而达到它们的逻辑结论，则会显示出这些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它们与资产阶级制度的真正对立。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揭示出资产阶级的真理，同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内容尽管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但也不能提供无产阶级存在和意识的真实图像。这种描述产生的只能是传统理论对个别问题的应用，而不会是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论方面。无论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描述，还是提供了无产阶级存在和利益的图像，“这些理论家的终极目标也只能是预言未来的社会—心理现象。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是一回事，而思想和理论的对象——无产阶级，将会是另一回事。”（50）
二、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
按照霍克海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及崩溃范畴是概念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整体的意义不应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活动中寻找，而应在把当代社会转变成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中寻找。”（51）霍克海默把马克思的理论转化为一种行动的思想，转化成为一种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通用的思维习惯而产生的思想。但是批判理论则具有倾向性和不公平性，它要超越技术理性，从宗教式的信徒的党派之争中摆脱出来。因为在真实分裂的社会，从虚假的意识形态统一的现实与自由人的联合体之间的根本区别看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是抽象的乌托邦，但是霍克海默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现实向前推进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他认为，即使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每个人同样具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这些可能性导向联合体的趋势却是无法自明的，需要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以实现历史的意义。所以，他认为要转向对日常生活的研究。
日常生活的实践，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科学的活动，都需要思想的动力。但与经验知识相比较，理论的构造性思维比经验的实证主义更为重要。实证主义及其所引导的理论，形成了以独立于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中立价值的范畴，它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然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消费者，则是受自由主义的观念影响，知识等同于有用性的观念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不论我们讨论是什么样的知识，社会科学在理论层次上都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知识。但从批判理论来看，它们对单一性真理的追求，对正直、内在一致性以及对和平、自由、幸福等品质的追求，并不是由想象的中立性思考获得的内容，而宁可是由个人的思想和活动、由具体的历史活动决定的。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批判理论虽然也是按照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但批判理论并不是简单地满足于技术时代的理性基础，而是从一个片面性中更为彻底地批判社会。比如说，从某种社会群体中增强了的反抗力量中产生出的物质进步也可以归因于批判理论的，但这些群体的进步并不最终实现对社会的社会化革命，它们误解了在分裂的社会（物质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分裂，然而意识形态起着保护作用）与自由人的联合体之间的个人发展的根本区别。批判理论把自身看成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存在深入理解基础上产生出的关于未来的图景，这种图景不是抽象的乌托邦式的王国，而是在事件的进程中，通过构造性思维摆脱了经验性思维的束缚，实现从结构到具体现实的转化。
批判理论以简单商品交换观念为起点，借助于相对普遍的概念来定义这个观念，利用可以获得的全部知识以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挑选出合适的材料后继续向前发展。批判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政治经济学，然而它又在新的经济影响下发生变化。因为，交换经济会导致社会紧张关系的加剧，并且在当今历史时代里可能引发战争和革命。在霍克海默看来，一旦建立在简单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起来。这个思想尽管是真的，但是，批判理论的重点却在于，既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基本的交换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世界，而批判理论宣布适用的正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霍克海默指出：“从广义上说，批判理论指出，作为近代史基础的、历史地给定了的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本质上包含了当今时代的内部和外部的紧张关系。当今时代以越来越强的形式一再生产出这种紧张关系。在一个进步时期，一个发挥人类力量和争取个人解放的时期之后，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有了巨大扩展之后，当今社会最后要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并把人类驱向新的野蛮状态。”（52）在霍克海默看来，虽然社会生活中的事件不依赖于理论，而且这种独立性是其必然性的组成部分；然而，有意识地进行批判则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的对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了人类的自决的观念，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是由外在机制决定的而是由人类自身决定的。批判理论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为前提，都以沿着由批判理论规定的路线与现存秩序相对抗为前提。所以，批判理论虽然直接起因于经济发展并在统治阶级构成中得到最直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持续变化，它不仅影响文化领域，而且也影响文化依赖经济的方式，因而也影响思想中的主要观念。所以霍克海默在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启蒙思想的同时，又试图模仿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方法，“按照各种从属物——商品、阶级、企业家等等在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阶段中的地位给它们分类，并把它们并列起来，这可能具有分类学意义，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握了整个理论结构及其适应全新情况需要时，这些概念的意义才完全明了。”（53）
三、异质性与经济学方法
承认变化，就必然要正视过去的思想与时间的关系。然而，讨论此问题有着特殊的困难。因为，除了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存在之外，“谁也不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不同的主体。”主体的性质受历史阶段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所形成的关于真理性认识的变化问题只有纯粹思辨的意义。批判理论研究的是理论如何在不改变其基本内容的情况下适合未来新形势发展的问题，它是实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霍克海默看来，对于绝对的、超历史的主体观念的批判或者反对主体交换的可能性问题，正如一个人可以超越自身当下的历史而嵌入到历史的任一时刻。如果真是这样，那样历史就可能成为无主体的状态，因为主体的任意性极易导致历史的非主体性。因此，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中的主体拥有理论总体，而且根据理论行动。在传统理论看来，理论本身不依赖于主体而得到发展，例如对自然控制的知识属于社会总体，它们以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形式存在着，因而，知识的传递有如一个连续性的过程。霍克海默指出：“对一种社会状态的追求——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或压迫；在那里，存在着包罗万象的主体即自我意识的人类。”（54）霍克海默已经看到了主体的异质性特点并进一步把它引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他没有因此走上对异质性主体的生成理解之路，而是试图从观念层面探讨思想的历史性变化。
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建构，是从思想层面探讨变化的根基。他认为，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这种历史变化的结果，就是建立起公正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精神”和“国家共同体”的秩序背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变得空前巨大。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精神和观念都背离了思想的本质，从而走向了同一性的过程，但思想的内在驱动力则必然要打破这种自我封闭式的观念循环。
显然，资本主义世界所建立的同一性秩序的基础在于社会经济，但是对于经济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抛弃经济分析，而是从历史的过程中对经济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按照霍克海默的理解，辩证批判理论不仅仅只是批判观念建立的基础，它批判的是那种永恒不变的善的理念，是要“凭借时间之内的东西”作出的判断。这个时间之内，我以为就是历史阶段的时间性意义。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并非仅仅依据孤立的材料和概念来衡量每一历史阶段，而是根据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原始的和整体的内涵。根据把这种内涵看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来衡量每一历史阶段”。（55）主体的异质性，需要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才能进行分析和把握。
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关注的不只是现存的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它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的潜能。所以，“它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而是创造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56）批判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因为现代科学的分析已经丧失了与历史的联系，只关注现实与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而引领社会存在的认识活动，则是其他学科的任务。纯粹的永恒不变的知识主体在价值问题的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批判理论通过辩证的转换，“把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把公平转化为社会不公正，把自由经济转化为垄断的控制，把生产性转化为阻止生产的僵死关系，把社会生活的日益增长转化为广大人民的贫困化。在此更为重要的，与其说是那些保持不变的东西，毋宁说是现在正接近其末日的那个时期的历史性运动。《资本论》的价值……即便在它对个别的、周期性复发的事件的最精细的估计中，对社会整体之历史进程的认识所提供的仍然是动态性的主题。”（57）《资本论》的历史方法可以帮助批判理论打破对资本主义同一性的幻想，把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和共同体看作与个人相对立的东西，等同于由这些人本身所代表的事物腐败了的秩序，从而将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中那种个人的东西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中，并把工业的拓展，甚至大众的广泛满足，都置于历史性的意义下加以考察。
在霍克海默看来，不能只依靠经济学方法去判断未来的社会形式，它是一种机械的思维，辩证的思维要把握的是历史的变迁，但经济变迁并没有触动文化和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凭借经济不能提供衡量人类社会的规范。所以，经济主义方法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提供的研究范围过于狭隘。经济问题只是个有限的现象，人们的生产往往超出他们需求的那些商品，不是直接到达社会而是被私人占有和交换，因此，单纯的经济学分析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现实的批判性的要求，只有通过辩证的理论才能对现实进行把握。它必然超越日常生活的界限，是“在它能够超越社会通过劳动分工的办法而强加于人的职责的范围的意义上，它又是人类的个人天地”（58）。异质性的观念，是超越了理性思维的范围，在审美的自由王国实现的过程。理性只是使人类回到自然的状态，但人类也因此被分裂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并且个体成为负债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所建立的劳动观念把日常生活理解为工作的补偿，“办公室和工作室以外的生活被认为是为了工作而恢复一个人的精力的过程”，日常生活成为个人的附属物，日常生活也像劳动一样，成为可以用时间去度量的“物”。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时所形成的自由时间观念在这里同样也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用，即“它本身并无独立价值。如果自由时间超过它消耗能量的再恢复的时间，如果它没有被利用来训练人们的劳动技能，那么就把这种自由时间看作是浪费”（59）。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被异化了的自由时间，只是一种形式。20世纪以来，人类被垄断和官僚政治所控制，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分工形式和结构，而且使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大众性的改变并不只是一个量变的状态，而是一个质变的过程，霍克海默认为：“个体在朝着同社会协调和反对社会两个方向发展，当个体发展时，社会就发展；当个体停止发展时，社会仍然发展，在这种进程当中，比如国际和国内的劳动分工、危机和繁荣、战争和和平这些社会机制，都加强它们本身对个体的独立性，个体不断地成为外在于它们的东西，个体愈发地它们面前感到软弱无力。所以，社会离开了个体，个体也离开社会。”（60）个体与社会的分裂，一方面造就了个体的异质性，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异质性分离的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的同一性的制约则成为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机制并日益得到强化。
这种个体异质性的形成和实现，在霍克海默的历史视域中，已经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个人生存和社会生存之间的分离，在自由主义末期已达到崩溃的程度。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层出不穷，如果个体不想被毁灭，那么，他就得变形以适应这些新形式……任务不再是使分离的个体恢复人性（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性。”（61）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果，必然就是从经济活动走向消遣工业和文化工业，并通过文化工业和消遣工业，把人无限制地从心理上控制起来。供求关系的形成不再依赖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而是依靠文化工业的心理暗示和国家利益的支配。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人的大众性已经不再依赖于自由意志的力量，而是借用于社会所生产的心灵和感官都已经丧失了作用的人们。霍克海默最终把历史哲学推向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前景中。
注释：
（1）[美]马丁·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2）我们在这跳过了弗罗姆于20世纪40年代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讨论。虽然弗罗姆对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对阿多诺的讨论，仍然从阿多诺自身的思想历程中发现其逻辑转向的机制——作者注。其实，卢卡奇在50年代对理性主义的传统有过深刻的反思，但与本文研究的主题有偏差，故在此暂不作讨论。
（3）[美]马丁·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4）[美]马丁·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5）[美]马丁·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6）[美]马丁·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7）[美]马丁·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8）[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5页。
（9）[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10）[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1）[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1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4页。
（1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5）[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6）[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7）[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8）[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9）[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0）[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1）[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22）[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24）[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25）[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26）转引自[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8）[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29）[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30）[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31）[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32）[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33）[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1-12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2-123页。
（36）[德]马克思、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
（37）[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38）[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39）[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7页。
（40）[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41）[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42）[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19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46）[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作者注：这里的“紧张”，是霍克海默对传统的批判社会理论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征的理解。他说：“具有批判思想的人与社会认同的特征就是紧张，而紧张又是一切批判思想概念的特征。因此，这类思想家对劳动、价值和生产率等经济范畴的解释，刚好同他们在现存社会制度中得到的解释一样……但他们同时认为，简单地接受解释是不诚实的；批判地接受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范畴，同时就包含着他们的宣判。”但霍克海默认为他们仍然是停留在康德思想的阶段，人只是作为一个自然地发展和衰亡的统一体的有机体，不能成为一种社会模型，只是一种社会必须由之解放出来的僵死的存在形式。
（47）[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48）[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49）[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50）[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51）[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52）[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53）[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54）[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55）[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56）[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57）[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
（58）[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59）[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60）[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61）[德]霍克海默著：《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