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一种颜色比关露，我选过去裁旗袍用的老绿——近似于路边的冬青叶。可质地上，又比冬青柔软。这老绿，比嫩绿厚重，比正绿低调，比苍绿轻灵。着附在身上，暗自华丽，不出挑，也不犯冲，和谁都能打成一片。遇红则艳，遇黄则明，遇紫则淡，走到哪里都爽爽朗朗，是天生的衬色胚子，默默付出的好材料。许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关露的气质，是内敛的。不卑不亢，少言寡语，一对深黑的单眼皮眸子，眉宇间隐含英气，站在人堆里，绝算不上触目的美女，但又是清朗的，像一身洗白了的蓝布衫，自有一种味道。当年上海《杂志》社组织沪上文人去苏州旅行，女作家中有苏青和关露二人，满身活泼的苏青，对她亦是敬而远之，不与关露笑闹。根本不是一路人吧。能让苏青噤声的女人，会有怎样的一种平和的冷，说一不二，分明得清洌。仿佛学生时代干练的辅导员，在场面上，总是“正色”，不苟言笑，可对知心的人，往往又有种娓娓道来的温婉。
父母早逝，关露身世飘零，但这无形中，也给了她走出来的机会。因为过早告别完整的家庭生活，家庭对于关露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黑暗的所在。她的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家，而不是打出封建家庭的幽灵塔。因此，在那个时代，茫茫一片的出走娜拉群体中，关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出走之初，就没有太重的激愤，代际之间的矛盾，在她身上，似乎没有烙下刺目的印记。飞鸟入天，人生朝哪走，她自己选择。但在民族危难铺天盖地的时代，关露的选择空间，其实又是有限的。自小孤苦，使得关露更加自尊自强，进步的路，几乎是她唯一选择。在南京读书之时，她也曾和进步女学生一起驱赶女生宿舍指导员，也曾写过热衷于文学作品，也曾青春激愤，但更重要的是，她即将遭遇到战争。
时代浪潮把千千万万革命之士推向中国东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革命和文艺的中心。革命是浪漫的，26岁，身居沪上，关露的兴奋可想而知。这种兴奋里，有责任，上街贴抗战标语，为抗日伤兵募捐，到前线慰劳抗日战士，去纺织厂做宣传，组织姐妹团、读书班、诗歌小组，担任组织高层的“交通”。从两性的角度看，作为女性，关露在革命和战争中，自觉地扮演着配角。当然从某种方面说，这也是一种力所能及。但在男性主导的时代，战争与革命，女性的参与，注定需要更大的付出，这种付出里，夹缠着女人的无奈。
一首“春天里来百花香”，让关露的名字红遍大街小巷。关露的文字里，有种温贫暖老的亲切，她绝不会是在夜上海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而是有种“和暖的阳光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的革命乐观。正如李安评《色·戒》的一句话：一派病态的繁荣，当年的上海滩那个浊世里，关露无异于一泓清泉，写出这样词作的女子，深知人间苦痛，怎会做汉奸。世人误解，事前也未免太不做分析判断。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关露31岁，留在租界搞活动。次年春，她开始写长篇《新旧时代》。大批文人搬离上海，上海的文艺界一时间人才急缺。男性主导的文坛，竟在民族革命战火连天的局面下，削弱了许多。一批女作家涌上来了。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群星璀璨。柯灵评张爱玲那句，只有上海沦陷成全了她，不无深意，放在关露身上，也同样合适。
“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让她们的人生彻底改头换面。苏青从少奶奶的生活突围出来，热辣辣地在沪上文坛直言不讳谈女人，张爱玲则从香港转回上海求生，一支绮丽缠绵的笔，写尽女人传奇。她们的写作，背后都有一个谋生的背景，是不得不为，时事而逼。那关露呢，这位当年在沦陷区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她的奇崛处，在于一种分裂，背后更艰巨的任务，让她清醒与超脱，但同时也给予她精神的压抑。革命的精彩与残酷，叠加在这个女人身上，转身的红绿旗袍与一丝不乱的波浪头下面，却是个扭曲的姿势。1939年深秋，关露接到组织通知，去香港接受秘密任务，她的无间道生涯，就此开始。试想，在20世纪30年代香港黏稠的空气里，于异国风格的港式饭店某个包装良好的房间中，两男一女表情凝重，低声交谈。女的可能穿着旗袍，男的可能是西装革履，也许都还夹着一支烟，都是风流人物，十足的罗曼蒂克。可这罗曼蒂克又不单单是那环境那行头，不顾一切为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浪漫。香港低窄的天空里，关露穿着旗袍，端着手臂，踩着嗒嗒嗒的皮鞋声，在深黑的夜，走过一个潮湿的转角，前面的天空有些暗红，这是城市的灯火映天，还是黎明将至？黎明前窒息的黑，还是一下便把关露融了进去。
接受任务时，上级领导P叮嘱她，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坚定地答应了。不辩护，是为了大局，可不辩护，那就只能成为“汉奸”。这个伪汉奸的身份，像一条毒蛇，纠缠了关露一生。接受任务的关露，来到汪伪特务头子L夫妇身边。据鲁迅的公子周海婴回忆，关露还曾和影星白杨一起去隆过鼻。那张整过容的照片，事隔多年，关露的亲妹妹都认不出是她，可见修改力度之大。整容？是单纯为了美，还是为了工作需要？看关露1939年的相片，高高的云头，淡淡的笑，碎花旗袍罩着披肩，带着深色手套。平心而论，比同时代的女作家超出不少。在革命战争中，关露的女性身份，得到了凸显，可这样的凸显，是幸还是不幸？
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的高门大户里，关露即将和特务头子L夫妇见招拆招。对于关露来说，这段生活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始终是“剑拔弩张”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她多次向组织申请去苏联或者延安。电影《无间道》里，陈永仁微笑着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其实，我是个警察。这微笑，太沉重，光天化日，身份的错位，仿佛一杯不加方糖的黑咖啡，越喝越有种清醒的苦痛。这时的关露，像极陈永仁，明知自己是好人，却不得不与敌特为伍。斗争前所未有地复杂：一方面，是关露姐妹对李士群夫妇曾经有恩，这是人情；另一方面，关露想策反李士群，可李士群也想策反关露，同时他还想利用关露保持和地下党的联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是各为其主，各有各的打算。所有问题都摆在桌面上，彼此把对方看个透亮，这个前提下谈策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在这场猫鼠游戏中，关露明显处于下风——误入虎穴，原来的暗斗转为明争，随时需要防范对方的攻击。恰如伴虎，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怎能不内心纠结？1941年，L向关露表示自己政治上苦闷的心情，表达了想同组织联系的意愿，1942年2月，P由港赴沪，充分肯定了关露的工作，并安排关露撤出76号。
在深居76号的日子里，关露以女情报人员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组织派遣的任务。可就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个女人，关露失去了太多，最重要的是，她失去了一种正常的生活。当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平凡生活，原本就是种奢望，但关露的绝望，在于空前的孤立。她仿佛一个人在走着夜路，周围魑魅魍魉，她怎么也走不到头。1942年，刚从76号脱身的关露，又接到组织派遣，前往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女声》的主编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有民主思想，关露需通过接近她，进而与日本方面的组织取得联系，搞到情报。
又是情报工作。宿命像张逃不脱的网，关露仿佛注定吃情报这碗饭。关露这段时间的生活，相对76号的日子，是和煦的，这同时也是关露在上海文坛逐渐上升的一个阶段。1943年8月，日本在本土召开所谓的“大东亚学者代表大会”，关露经组织同意，前往打探情报。出发前，中国方面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全被登报，并且配发照片。这当然是日伪拉文人下水的手段，可身担重任，关露没有选择的余地，“汉奸”名声远播。
在《女声》当编辑的日子里，关露和佐藤俊子的交往值得我们注意。佐藤原本是关露观察的对象，可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交往，因为真心的参与，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战争带来的对立。更何况，即便敌我有分歧有对立，敌在明，我在暗，虚与委蛇也有了余地，关露的生活，毕竟有了一丝暖意。1945年，佐藤俊子去世时，关露写下的怀念篇章，字字含情，她并没有因为她是日本人便“另眼相待”，二人之间的友情确真，具有某种纯洁的底色。女性天空的对接，有时候，也会有种相互扶持的感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关露圆满完成任务，赴苏北解放区，可“汉奸”阴云依旧笼罩在她头上，一个出尽风头的“女汉奸”，在淮阴的街道，会经常遭到进步青年的唾骂。革命胜利了，为革命付出的女性，却依然蒙受不白之冤，关露痛苦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关露一生的折磨，从这里又接上了断点。如果说沪上时期的折磨，依靠坚定的精神支撑，还可以扛过去。但这时候的关露，遭遇的却是精神世界的崩塌，关露将自己对组织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交给《新华日报》副刊，相关工作人员却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
句句都在理上，有苦说不出。关露精神分裂了，直到P送来了相关材料，关露心情才开朗起来，逐渐恢复了健康。1955年，因为受上级领导P案件的影响，关露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1957年3月26日，才被释放出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次年7月1日，年逾花甲的关露再次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25日出狱，关露一案，尚未有确切结论。这时的关露，已经年近古稀，她对组织没有任何怨言，只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历史结论。
作为一个女战士，关露的女性的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淡化的。身为革命的一份子，为组织付出，她是骄傲的，可对于身为女人的个人体验，关露却很少提及。在她为数不少的文字中，革命的浪漫与现实充斥其间，但我们很难在这里，找到张爱玲苏青笔下的那种女性体验。干革命，男女都一样，关露想发挥她最大的效用，为社会服务。关露的全部热情，似乎都扑在了写作与革命上。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她的情感一直很低调，可她两次情感的最终失败，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1932年，26岁的关露与S结合，可革命工作的繁忙，却让关露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在与S结合的日子里，关露似乎不止怀过一次孕，可帝国主义的战火已经烧到祖国的土地，大家都在抗战，关露怎会愿意落后？她是女人，她需要丈夫，她也定是爱孩子的，可在民族革命的关口，让她坐在家里坐月子带孩子，年轻气盛的关露，怎可能答应？革命和女性自我的发展，在这里形成了冲突，在生孩子和闹革命之间，关露选择了后者，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小家庭的崩塌，很快，关露便与S离了婚。假如关露有了孩子，她未来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是不是会埋下幸福的种子，又或者最起码，结局不会如此孤苦？打掉孩子的关露，失去的，是做母亲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剥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露认识了W。1938年，关露在启秀女中教高中语文的时候，住W家。后来关露被组织派去做情报工作，她曾和W约定，日寇投降就结婚。可等到抗战胜利，关露来到淮阴，等到的，却不是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是一封W的绝交信。“汉奸”的困扰，折断了关露原应有的幸福，W当然有种种不得已，他还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做。但作为关露最亲密恋人战友朋友，在关露困难的时候，他却不能站在她身边，这是何等的遗憾，男性世界对于女性的惩罚，又何等的严酷。
1949年，关露和W在北京重逢，W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劝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曾经沧海难为水，人到中年，满心伤痛，关露又怎么可能再爱上别人，所谓刻骨铭心的爱，就是不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永远不会觉得幸福，人生的错过，使她不能不关闭自己情感的大门。
“文革”时期，关露被打入大牢，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写下诗句：“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洪吴的故事里，无疑投射了她逝去恋爱的影子。她一直不曾忘记W，可生命太短，她已经没有机会。
1982年，关露被平反，恢复名誉，可这时的她，已经是满头白发，周身病痛。这年冬天，关露服安眠药自杀。从外面回来的小保姆发现时，关露已经告别了人世，身边唯一的告慰，只是枕旁的一个大塑料娃娃。她留下的信封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着W年轻时送她的一张照片，背面书：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这行字下面，有关露题诗曰：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一个偷偷生活过的女子，又偷偷地死去了。
统观关露一生，最精彩的一段在哪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苏青张爱玲一样，上海的沦陷成全了她，但她一生苦痛，也正从这里开始。写作成就她才女的声名，让她在上海滩头，格外突出；与特务周旋成就她志士的壮烈，这是她一生的丰功伟绩。但值得思考的是，革命的牺牲固然伟大，可身为女人，关露在革命中处于什么位置上？革命终究是男性的事业，胜利的果实，关露又何尝分享？女性的天空是晦暗的，即便是在充满希望的革命之途，她们于黑夜出发，却终没有看到黎明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