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治理
大众传媒在农村的存在是很不平衡的，印刷类媒体中，农民很少订阅报纸，有少部分农民订阅了一些娱乐性比较强的晚报类报纸，少数种养大户订阅一些专业杂志，虽有“农家书屋”的存在，但农民很少看书。电子媒介中，无线电的影响很小，电影几乎没有影响，手机作为通讯工具被广泛使用，网络在年轻人中使用较多，但主要是浏览网页和玩游戏。真正对农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电视。电视作为农村社会中的主要大众传媒，因其方便、快捷、受众成本低等特点，成为农村社会中的真正的优势传媒，这意味着乡村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迁，这种变迁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农村治理目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的是一种“代理制”——村干部是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代理人，负责贯彻国家意志，作为回报，国家给他们一定的回报：经济上的好处、社会荣誉等。虽有农村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但农民很少感觉到村干部是他们自己“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村民难以对村里的事务发表意见、施加影响，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渠道，越来越成为水面上的一层油，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油和水的关系，而不是鱼和水的关系。村干部的工作就是到乡里开开会，有时候乡里会电话通知一些事情，然后村干部填填表格之类的，政策根本不向老百姓传达，村庄治理与老百姓越发没有关系。（64）就J市来说，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村干部们要做的事情还比较多，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存在芥蒂，但两者的关系既不是“鱼”与“水”的关系，也还远未成为“水”与“油”的关系。
在组织传播效率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人际传播受阻的情况下，大众传播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传播，改变着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这种影响表现为以下多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生活中，“后集体化”时代的农民正在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信息、技术、资金等主要依靠市场获得。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也为农民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但是，乡镇政府自身也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为了自身经济增长，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种养大户、大的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上，他们或多或少能够感觉到政府所提供的有关服务。对J市的一般农民而言，家里田地本来就不多，青壮年多外出打工，不会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农业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及政府的其他对农服务，对他们很难感觉到这种服务的存在。种田、外出务工等所需信息主要是依赖大众媒介，或是通过熟人、亲戚、朋友、邻居等人际交流获得，很少依赖村级组织和乡镇基层政府。
第二，在社会生活中，电视的城市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农民的择业、社会方式。年轻人多愿意去城里打工，很少愿意从事农业劳动，城市成为农村的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地方。这加剧了农村的“空壳化”趋势，农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完整性受到了损害，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大众传媒相对落后的现状将会继续存在。大众传媒的城市导向对农村的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电视上”的城市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农村许多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留在农村的年轻人或其他年龄阶段的人，也或多或少受到电视的影响，其消费观念、行为、社会交往等都在发生了很多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年轻人更独立、更多的平等与权利意识、更开阔的视野等，这是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有利于国家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但同时，这些现代性因素又对国家目前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年轻人对目前的农村秩序和农村社会生活的认可度低，他们大多数愿意选择离开农村，真正年轻有为的人很少愿意去做村干部。
第三，在政治方面，电视所传播的国家政策、法律知识、权利意识让农民不再像以前那么“好管了”，村干部和乡镇干部都觉得，农民变得更“刁”了——有事来求你，没事不理你，还学着跟你讲道理、打官司。农民通过大众媒介了解了国家的各项涉农政策，新农合、新农保、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等，乡村干部越来越难以“截留”国家的这些政策了。国家的这些政策是“一般”，这些政策在J市如何执行、落实，这是“个别”，农民有时候并不清楚“一般”与“个别”的区别，如果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有良好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也就是两者之间存在有效的人际传播，国家政策的“一般”与地方政策的“个别”就容易弄清楚了，但实际情况是，两者之间的人际传播是有障碍的，大众传播让农民觉得他们也有了信息资源，只要发现国家政策在本地存在差异，可能就会认为是乡村干部在从中作梗、捞取好处。
农民从电视上收看新闻，了解国家发生的事情。通过电视，农民觉得“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地方就变样”了。这样似乎能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种效果的代价是，农民不太相信离他们最近的乡、县级政府，甚至也不相信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村委会。（65）虽然媒体机构仍然按照中央、省、市、县的序差，强化权威意识，然而，随着竞争性信息的增多，村民信息选择权开始增大，传播体制中的权威等级秩序已经动摇。（66）总的说来，农民比较相信远离他们的上级权力，但这种信任也是有选择的、有条件的，当农民感觉到上级的政策对自己有利时，就倾向于相信上级。上级政府的涉农政策一般来说多是原则性规定，农民的解读是“这些政策是好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多是操作性规定，农民的解读是“这些政策是不好的”。大众媒体让农民更容易了解国家的政策，更容易与抽象的国家发生联系，但对身边的村组织、乡镇政府的了解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障碍，这种对抽象国家的认同以及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国家地方权力的怀疑、猜忌甚至排斥，给国家的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
注释：
（1）黄杰：《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下君主制与国家治理——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兰州学刊》，2010年第7期。
（2）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8页。
（3）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7页。
（4）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9页。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1页。
（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8～129页。
（7）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9页。
（8）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4页。
（9）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6页。
（10）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7页。
（11）黄杰：《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下君主制与国家治理——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兰州学刊》，2010年第7期。
（1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13）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
（14）崔效辉，《从农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理解中国农村的内卷化》，《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3期。
（1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1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译，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17）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
（18）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18～319页。
（19）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19页。
（20）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21）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8页。
（23）为应对大跃进带来的全国性饥荒，全国各地存在着“向后退”的想法，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向后退”做法，即“包产到户”，但在饥荒危机过去后，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著名的“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批判‘单干风’，首当其冲的是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插了许多话，其中不少是批评邓子恢的。”会后不久，中央农村工作被撤销，邓子恢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当了一名挂名的副主任。罗平汉著：《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5～289页。
（24）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崔效辉：《论20世纪中国地方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公共管理高级论坛》，2006年。
（2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26）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第4期。
（27）唐皇凤：《新中国60年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及其理性审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10期。
（28）《One Dimensional Man》（《单向度人》），也有译为《单面人》，是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其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单向度性”（One—Dimensionalily）就是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现在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汇。它是马尔库塞用来分析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含义是，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整个社会无一例外地只存在单一的价值取向，单一的判断标准，缺乏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意识，这就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内在特性。马尔库塞：《单面人——发达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左晓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9）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例如火、地震后的群众骚乱，出于某种原因的自发集会、游行、种族冲突，物价上涨的流言引起的抢购风潮等等。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5～96页。
（30）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5页。
（31）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0页。
（32）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33）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34）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3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
（36）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37）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38）崔效辉：《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理解中国农村的内卷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第2期。
（39）景维民、张惠君：《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0）韩国海：《论会议的功能》，《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41）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42）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43）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127页。
（44）杜珊珊、赵守飞：《压力型体制浅论》，《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年第21期。
（45）唐海华：《“压力型体制”与中国政治发展》，《宁波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46）《Y市农业农村工作手册》（2009年版），中共Y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Y市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09年4月。
（47）《Y市农业农村工作手册》（2009年版），中共Y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Y市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09年4月。
（48）两个率先是指“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003年的全国人代会上，胡锦涛、江泽民同志先后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明确提出上述要求。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江苏考察时再次殷殷寄语：江苏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过艰苦奋斗，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的目标。根据十六大的战略部署和国家对江苏的发展定位，“两个率先”成为江苏本世纪头20年奋斗的总目标。要努力建设一个不含水分、人民群众得实惠、老百姓认可的全面小康社会。在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上，江苏提出了实现“两个率先”的总体构想是：到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比2000年增长1.4倍左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到2020年，生产总值力争比2010年再翻一番，全省总体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49）《Y市农业农村工作手册》（2009年版），中共Y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Y市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09年4月。
（50）赵喜平、吴柳：《论中央苏区政府的信息传播》，《报海钩沉》，2007年第10期。
（51）崔效辉：《现代化或是过密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第5期。
（52）李飞龙：《建国初期农村传播媒介述论》，《古今农业》，2009年第1期。
（53）汪奇兵：《我国对农传播的现状透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4）谢志勇：《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探析》，《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5）张世勇：《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56）《农村网民首过亿，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拉大》，人民网，2010年4月16日。
（57）贺峰：《农村传媒发展的空间特征分析》，《求索》，2009年第5期。
（58）谢志勇：《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探析》，《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9）刘祖斌：《大众媒介：农村发展的推动力》，《新闻界》，2007年第1期。
（60）李广：《从“运动”到“试点”：新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构中的政治传播模式比较研究》，《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3期。
（61）李广：《从“运动”到“试点”：新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构中的政治传播模式比较研究》，《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3期。
（62）南长森、郭小良、党苗苗：《人际传播视域下的电视对农村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第5期。
（6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64）申端峰：《电视下乡：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5）张世勇：《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6）杜建华、钱永平、资建民：《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变迁——对绵阳市两个村庄的实证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