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三拔的故事
倪波路
人们一定会很好奇，为何熊三拔神父的故事至今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何这位在中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及外交历史上都有着重大功绩的人物，还隐秘在历史的长廊中，无人知晓？
我的家族有这样一个传统：孙子的名字来自祖父。熊三拔神父的名字Sabbatino是来自他的祖父Sabbatino Ⅲ（萨巴蒂诺三世）圣班奈迪克伯爵。据族谱记载，萨巴蒂诺三世的女儿Concepta，和一位来自阿普利亚的绅士结了婚，他也就是熊神父的父亲。萨巴蒂尼家族当时极为看重这桩婚事，他们给新生的男婴命名Sabbatino，来纪念他的祖父。
我们不难想象熊三拔是如何度过他的童年生活的。在一个和教堂历史息息相关的环境下，他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至今我的家族仍保留了一本熊三拔在旅行时最喜欢阅读的书，即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一部著作的袖珍本，这本书的拉丁文名是De Remediis Utrivsque Fortunae，翻译成中文就是《两种命运（好运和厄运）的补救方法》。这本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是许许多多在艰难环境下各地漂泊的游子们不可或缺的“宝书”。事实上，这本书作为萨巴蒂尼家族祖传遗物，最终传到了我的手中。1515年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而且当时是献给洛雷托市（Loreto）执政主教的礼物，书中的众多元素一起组成了一个由宗教、信仰和希望所组成的镶嵌工艺品。巧的是，洛雷托市也是利玛窦神父当初信仰形成和建立世界观的“圣地”。
洛雷托离马切拉塔（Macerata）只有几千米的距离，且根据史料记载，它是欧洲各地忠实圣徒们朝圣的目的地。依照教会的说法，当耶稣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是被天使之翼从巴勒斯坦带到了洛雷托。洛雷托大教堂现今仍保存完好，是天主教教义中描述的一块瑰宝，它对利玛窦神父人生道路的选择起着巨大的作用，数十年后，他也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熊三拔神父的人生方向和人生态度。
当熊三拔初次抵达中国时，利玛窦神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10余年了。熊三拔在少年时便离开了家乡阿普利亚，来到罗马就读耶稣会学院。30年前，利玛窦神父也在此求学并汲取了大量的知识。
熊三拔的年纪比利玛窦要小很多，一到中国就立即被分配协助利玛窦进行传教活动。熊三拔当时在一些学科领域的知识量已是相当惊人了，但和利玛窦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利玛窦是一位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几乎通晓当时所有的艺术学科，而熊三拔则偏向于精通某些科技领域的知识，擅长农业学，尤其是水力学。当时，耶稣会学院的教育方针是，越是年轻、有才华的学生，越会在主要的学科领域得到高质量的教育。
“七”在古代是个神奇的数字，被运用到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就文化领域而言，主要分为七大学科。这七大学科又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语法学、辨证学和修饰学属于人文主义学科，音乐、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四门则属于另外一类。这七门学科是当时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但不同的学生，根据他们性格、天赋的差异，会在某门或某几门学科上受到一定程度附加的教育。以利玛窦为例，鉴于他杰出的记忆力，他在天文学和几何学上的造诣更为出色，而熊三拔则在机械学、水力学、应用科学等科目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这些扎实的知识基础，对他之后的中国之行是极其有帮助的。
熊三拔在求学期间有着优异的成绩，并对继承先人对远东传教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也因此，他来到了中国。他刚到中国时，利玛窦已经相当有名了，因为利玛窦刚和徐光启一起完成了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于是，熊三拔也立马加入到了对《几何原本》翻译后的第一版的校正工作。与此同时，在对数学、天文学、应用科学等专业用语进行汉化的过程中，熊三拔从利玛窦和徐光启那里学到了大量的知识，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他一直追随这两位伟大的学者，直到1610年利玛窦逝世。
利玛窦对于熊三拔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并视其为他最为钟爱的学徒，他将熊三拔推荐给徐光启，并在晚年时，自觉时日无多，还托嘱徐光启要好好照顾熊三拔，称赞熊三拔是当时众多耶稣会学徒、神父及教会教徒中最有前途的人，并建议徐光启让熊三拔来完成接下来的欧几里得众多著作的翻译工作。
1610年1月左右，利玛窦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由于他的声名在外，每个人都想找机会能够当面会见这位杰出人士，于是应酬交际接踵而来。熊三拔也跟着利玛窦一起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京城官僚贵族举办的盛宴，有时一天就有三至四场饭局【1】。对于年轻力壮的熊三拔来说，参加这样的宴会如同家常便饭，甚是平常。时至今日在中国，为宴请贵宾而准备豪华饭局仍是一项基本礼仪，而在当时，和现在一样，嘉宾对主人的敬酒必须接受并回敬，通常酒越烈，越有礼，越热闹。
当时利玛窦年事已高，而且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因此，这些酒池肉林的饭局加速了他健康的恶化。当利玛窦去世后，熊三拔继承其遗志，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最后的完善和校正。此外，他也和农业知识渊博的徐光启一起，对中国境内的主要水系，尤其是上海、南京一带的河流分布走向制订了周详的研究计划，这些流域中大部分的水利枢纽（运河）至今仍保存完好。对熊三拔来说，能够和徐光启一起设计这些运河是非常幸运的，同样也是借助徐光启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才能够成功出版《泰西水法》这部重要的水力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怎样修建链式绞车、转盘摇手柄、齿轮、水力风力磨粉机以及其他一些抽水和运水的机器，改良沼泽的机器，在这本书中都附上了图片和说明。《泰西水法》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在西方（包括意大利），它仍不为世人所知晓，且尚未有任何的外国语言的翻译版本。
在熊三拔和利玛窦两人的关系中，有一层是特别重要的，他们还是互为对方的忏悔者。依照天主教的教义，神父在被赋予倾听众生告解的权利时，其自身也必须定期向另外的神父告解，以审视自己的行为。所以，在中国传教期间，熊三拔和利玛窦两人朝夕相处，恪守并监督彼此的日常行为，在遇到困难时，相互勉励。若其中一人认为另一人的行为违背了忠诚和善行，抑或是做了某些不当之举，他们会马上进行告解。在利玛窦临终前的日子里，熊三拔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相互尊重。1610年5月10日，在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告解后，利玛窦在熊三拔的怀中溘然而逝。
利玛窦逝世后，熊三拔继续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并创作了多本著作，而且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也有进一步的突破。意料不及的是，1616年，在“仪式问题”上和其他教会的分歧，使得耶稣会在华的处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时在对怎样翻译上帝的名字上，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利玛窦将其翻译成“上天的君主”。可惜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有逆儒家思想的。当时，耶稣会对中国的天主教徒遵循儒家传统跪拜祖先的礼仪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但其他的外国驻华天主教会对这一点有着更为严苛的态度，因此产生了矛盾，并导致梵蒂冈教皇亲自颁布了禁令，不允许中国的教徒跪拜祖先。这一下子就激怒了雍正皇帝，于是他立刻发布圣旨，驱逐所有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且罪名是干涉中华文化传统和朝廷内政。此事件直到300年后（20世纪30年代）才由另一位著名的来华的意大利人、红衣主教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调解才予平息。
熊三拔当时也被关在木笼子里驱逐到了广州和澳门，1620年，颠沛流离的熊三拔在澳门病逝，年仅45岁。冥冥中自有天意，熊三拔一生的经历似乎和他年少时最爱读的《两种命运（好运和厄运）的补救方法》一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实是令人诧异。
熊三拔的遗体留在澳门，但他的名字却和利玛窦的名字一起列在了现在位于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明清传教士（栅栏）的纪念墓地里。想到两位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有着重大贡献的人物，利玛窦和熊三拔，有着深厚的师徒之情，相守相待，至死仍没有分离，真是让人不禁感叹欷歔。1900年初，由于义和团起义，所有外国神父的遗骸都被挖出并随意丢弃，最终无人能够分辨这些珍贵的遗骨究竟归属何人。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只有利玛窦的一块股骨遗骸被几个虔诚的意大利教徒所保护，现珍藏于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国家图书馆里。
熊三拔的事迹和成就在我的家族中一直流传了12代，今天直至我这一代。忠贞、诚实、勇气、热忱、坚实的品质和对中国文明的敬仰，这些都已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品质和信仰。我的祖先们从熊三拔或利玛窦寄回意大利的信件中了解到两人在中国所完成的众多成就，而且从那时起，我的家族和利奇家族就建立起了长久且坚实的友谊，至今也已跨越了好几个世纪。
我们两家都将这段友谊视为家族的珍宝，所以，2007年我才有幸能够邀请路易吉·利奇教授来中国，和徐承熙先生一起共襄盛举，庆祝三位伟人的后人在几个世纪后的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