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罗斯柴尔德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有很多人相信，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不是总统，而是美联储主席。
在危机动荡的岁月，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无以复加，手握大型金融机构的生死大权，乃至能左右一国经济大船的航向。然而，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有关货币仅是覆盖在实体经济之上的薄薄面纱的学说就已经大行其道，并一直传承到今天。
对中央银行家来说，资产价格高涨，而一般物价稳定可能是货币政策最难应对的局面之一。当格林斯潘在1997年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他直白地表示，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
事后也证明，美联储的确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股市在新经济和高科技浪潮的推动下，经历了一轮大牛市。与此同时，一般物价水平却保持在低位。美联储迟迟没有找到启动紧缩周期的依据。导致其决策出现偏颇的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主要盯住的是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生产率、通胀率以及产出缺口等。将这些指标与当时的货币政策对照起来看，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节奏和力度均契合经济周期。问题在于，这些指标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新公布的指标反映的是若干个月之前的经济状况，而货币政策效力通常要在两个季度之后的一年时间内才能释放。这使得紧盯实体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极容易产生超调。与此类似，在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灭的初期，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失业率走低，通胀压力高企。这些关键变量为紧缩政策提供了切实依据。
日本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例。资产价格泡沫在1990年破灭之前，一般物价平稳，日本央行因此将利率保持低位，以刺激出口和经济增长，但最终尝到的是泡沫崩溃的苦果。
中国的政策也将面临类似风险。在经济已经强劲反转的同时，物价仍在负增长，货币政策只能继续保持宽松。但这将刺激资产价格进一步走高。可以说，这样的环境或许是资产价格膨胀的机遇期。
不存在通货膨胀但资产价格高涨时的困难在于，央行面临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而只有一种工具。央行通常选择的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坐视资产价格走高。历史经验显示，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的风险是很大的。政策面应正视这种风险，并认真着手应对。政策学表明，要想实现两个政策目标，通常需要两个以上的政策手段。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政策框架是，在货币环境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同时，采取灵活手段抑制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并出台系统性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配套，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领域。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资产价格涨幅较大，通胀压力也将较快到来，这要求国内相关政策要提前紧缩。货币政策渐进微调，能起到边际意义上的改进，回收部分过多的流动性。
各方政策应更加关注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日益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并会危及金融稳定。此外，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在多数时候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次贷危机之后，监管趋势是向投资银行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扩展。对这些传统银行业之外的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稳健性要求，是为了限制泡沫的过度膨胀。我国也应该将资产部门变动更多地纳入到政策考量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