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向佛、崇佛的“现代”人
海派文学既传达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含义，如人生之苦、追寻彼岸世界等，又塑造了一系列具备佛教文化人格的人物。与中国人的因缘心理相一致，海派文学中的一些人物具有处世随缘的秉性。书写情欲是都市文学的一大特征，海派文学也不例外。在情方面，当处于强势的男性因情变而有负于女性时，他们往往皈依佛门忏悔；在欲方面，佛理与人欲的冲突构成了佛教中人的两难。在施蛰存、徐讠于等人的小说中，作家建构佛教文化人格的目的还在于尝试研究佛教文化，尤其是徐讠于的《鸟语》，它试图探讨佛教文化的性空与都市人的贪欲这一对立的文化含义，芸芊寄寓有都市作家谋求精神突围的意旨，小说对人的关怀进入终极层面。
一、随缘的处世态度
随缘的前提是人笃信因缘，以因缘来解释人生的聚散离合，即所谓的“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如在《死后恐惧》，秀丁的死因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是他遭到报应，他告发四娘，恶有恶报，所以他不得善终。在海派文学，信奉因缘的人物还有很多。像据《金锁记》改写的《怨女》里的银娣，在婚姻上毫无幸福可言，但她在佛前求缘，以图来生能与叔叔结秦晋之好。《花神》中的阿福，本来是一个以花为“妻子”的花匠，他与花有着解不开的因缘；但是，当季发嫂以及她的女儿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尤其是在银香将他苦心培育的花神“娇妻爱女”毁坏之后，他整个人完全变了。一方面，他非常生气，不由自主地打伤银香，另一方面，在与季发嫂母女的交往中、特别是在照顾银香时，他感受到个体心灵日益与她们亲近，这是另一种缘分在向他走来，他相信，自己跟花神无缘却与季发嫂母女有缘。俗人尚且如此，和尚尼姑更加崇奉因缘了。《塔的灵应》里的和尚、《塔里的女人》中的觉空、《幻觉》里的墨龙等都张口即因缘；《鸟语》中的芸芊，无论在乡村或都市，只要在人群中，她就没有做人的乐趣与价值，当她寄居在尼姑庵，她生命的意义马上呈现出来，所以，篷悟师认为芸芊跟佛有缘。施蛰存《黄心大师》里的瑙儿在误嫁季茶商时，她的母亲因没有挑选好女婿而懊悔，她的反应却很寻常，这其中的缘由在于她相信定数，即因缘。所以，当季茶商吃冤枉官司被抄家流放时，她反而微笑着宽慰他，并以“定数”来解释霉运。成为黄心大师以后，她发誓铸一口大钟，出她意料的是，施主恰恰是前夫季茶商。这让她很恼怒，因为在他时来运转时，时为妓女的她曾经拒绝过他的合镜之意；可是，冥冥之中这一切因缘已经注定，她的誓愿非得由他来完成。综观黄心，无论为民为尼，她对因缘深信不疑，在她看来，世上风云变幻莫不因为缘法在操纵。
笃信因缘的结果必然是在处世上随缘。从消极一面看，因缘观是宿命论，随缘也就意味着主体没有外在超越的欲求，即往往听天由命。从积极一面看，随缘解构了“生本不乐”所带来的烦恼，既然万事皆由缘起，就不必怨天尤人，所以，随缘是一种生存智慧，它能让主体宁静地接受生之不乐，有学者称这种智慧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策略”【18】。黄心深得因缘的精髓，对生的烦扰她坦然面对。首先，16岁的花季少女瑙儿竟给粗俗贪鄙的中年商人续弦，她没有抗争、甚至没有怨言；其次，家庭败落，她没有忧伤悲戚；再次，堕入欢场，她没有羞惭不安；即便黄心千等万盼，等来的施主是她绝对不欢迎的前夫，可她的恼怒也不至于使她停止铸钟，她最终选择随缘，跃入炉中促使佛钟铸成。可见，生活中的每一次磨难，黄心大师均以因缘化之，“知因缘法，可以不执著”【19】，黄心不以主体性违逆因缘，不执著于我心、我欲、我相，内心宁静，无所惧馁，所谓的苦恼就不成为苦恼，所以，黄心大师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却平安。
随缘的不执著即是安于当下别无他求，若张扬个性热衷欲念就是执著，因此，随缘又被理解为任自然。中国禅师对这一点有独到的理解，慧海把用功修道理解为：“饥来吃饭，困来即眠。”【20】当有人反驳他一切人都这样时，慧海说：“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21】这就是说，红尘中人贪吃，睡觉时多虑；而修道的大师或随缘尽分的人，往往“随着机缘变化实践，不必强求，顺其自然”【22】。阿福是一个花匠，致力于培育“娇妻爱女”，这也是分内之事。不过，大半生跟花打交道的阿福并不拒绝人间之爱，当银香毁坏他的“花神”，他可能明白他与花的亲密情缘已断，一种缘分消失，另一种缘分接踵而来，他与银香有父女缘、与季发嫂有夫妻缘。缘来了，不推拒，对阿福来说，独身了大半辈子，他欣然接纳迟到的爱缘。所以，随缘并不是一味消极、一无所得，随缘的所得是水到渠成的收获。阿福在爱欲上无所求，所以，他没有追求的焦灼、苦恼；阿福随缘，所以，他得到他该得的。
不过，听命因缘也并不是无所作为，除了无为而为，随缘不乏有为。在因果观念中，因是人所造的业，据活佛济公所解：“业障者，或是前业，或是现业，皆可障蔽真性。前业就是宿世之业，宿世之业，不可以数计。因为无始劫来，所造之业，皆纳入在八识田中，遇缘即发，果熟即生，六道转还，无有休止，和合妄生，和合妄死，生灭无已，都是这不可思议的业力，所牵引也。”【23】这里所说，因是人所为，但果报的时机非人能掌控，如有人一生做好事但未必有好报，这或许是他在抵偿前世孽债，或许果熟尚待来生。故，随缘一方面是任自然，一方面又“需要广种福田而不得为非作歹”【24】，反之，就得恶报，如秀丁是也。因此，将随缘应用到红尘中，就是人要不断地耕耘、为自己创造机会，但尽可能无所欲求，即不问收获，因为有相就不是随缘。从这个角度看银娣，她在佛前为自己求来世姻缘便是有我相，但她的所求其实又是渺茫的，不是急功近利的那一种，可以说它在有与无之间，所以，银娣的求缘仍是随缘。
因缘三世修定、几百年修成、“千年修得共枕眠”，所以，随缘又意味着惜缘，有缘有分就该珍惜；以世俗语言说，人所创造的机会一旦降临，就得抓住，从而实现人生的一次超越。花匠阿福与季发嫂母女有缘，他的人生目标就变了，“阿福仍旧经营这个花园，但只是以此为生活。他再没有想创造一种世界上所没有的奇花。他只是安安分分地做一个花匠”。他因惜缘而转变，他把智慧与创造力转移到家庭的经营上了，所以，季发嫂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再如，芸芊在红尘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哪怕跟爱她的人在一起，她体会到的依然是生本不乐。幸好，她与佛有缘，在佛的世界里，她的生命自在如莲花，所以，她十分珍惜这次缘分，哪怕人世间有理解她、爱她的人，她同样也放得下。以上所述说明，随缘不是简单的消极作为，而是凸显主体意志的行为。黄心大师不因为前八次铸钟不成而放弃，一旦她明了魔障，即她与世俗人生仍有因缘、她内心仍有我相，她就不惜舍身奉佛。可见，惜缘表明随缘是无所为中的有为，阿福、芸芊、黄心等莫不因为惜缘或在世俗人生中有所突破或在佛界建立功德。
二、以忏悔化解罪孽
处世随缘是一种很高的做人境界，与这种态度相悖的是，人总有很多欲念，如财色名利心等。人往往以主体诉求粗暴干涉任自然，这固然体现人积极进取的一面，但错误、罪过也随之而来。在施蛰存《宏智法师的出家》，陆公子出身于世家，又是才子，所以，他对没有才艺、不懂艺术的妻子很失望，于是，他另找到一个识字又多情还有佳人风度的女子婚外相爱。不仅如此，为了达到更换妻子的目的，他利用外出规避洪水的机会将妻子遗弃在他乡并宣布她被淹死，他终于与理想中人结婚。但婚后的生活让他懊悔，新人虽然多情有才，但不懂生活、也不够温柔贤惠。在一个风雨大作的秋夜，前妻寻上门来，他很愧疚，但后妻不能接受前妻出现的现实，前妻也忍受不了遭遗弃的耻辱，她们都出逃，不再回来。《塔里的女人》中的罗圣提是南京城里一位极有才情、风流潇洒的提琴家、医务工作者，他的才气惊呆美女黎薇，两情相悦，他们相爱了。可是，他们并不能厮守在一起，因为罗圣提已有家庭，无奈之中，他将黎薇介绍给他人。这给黎薇造成巨大伤害，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她完全不能进入状态，以至她精神恍惚、未老先衰。《幻觉》里的墨龙是一位美术学生，暑假期间他来到乡下姑母家度夏，少女地美引起他的注意。他每天邀约地美，他要给她画一幅肖像，但是，面对地美，他的欲念取代了对美的渴求，发生关系后的第二天早晨，他不辞而别。地美后来发疯，被领进尼姑庵后，她烧死在那里。上述三个男人在情感上都欠女人的债，陆公子嫌弃漂亮贤惠的妻子不优雅，罗圣提顾虑声誉，墨龙心在城市对乡村女子有轻贱之意，所以，他们生出是非、犯下罪孽。结局惊人相似，他们都选择出家，入佛门忏悔，以洗刷心中罪业、救赎有罪的灵魂。
人皆凡俗，难免犯错，佛教给人指点了一条涤荡心灵、化解宿怨的路径，即对佛忏悔。六祖慧能在《坛经》里有如是诠释：“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25】依据慧能大师所言，人因罪业礼拜诸佛或皈依佛门，务必要对自己造的孽怨有深刻的反省，在佛面前认错，同时还确保以后不再作恶。可见，佛教的忏悔是一门反思、悔过的做人学问，如果能认真拜忏，中国人不乏反省能力。对佛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有论者说：“学界有人、特别有研究基督教者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罪感，因而其自我反省能力很弱。这种断言如果排除了佛教，那么论者对中国文化的把握就是残缺不全的；如果包括了佛教，那么论者的断言就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臆测，因为忏悔恰恰是佛教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26】这种提法显然不错，佛教确实主张有过错的人忏悔，但中国人的反省能力不够也是显见的事实。由文化到人，忏悔之所以不能落实，原因有多个，它主要可能与中国人的实用哲学、功利观念有关，这使得忏悔成为一件需要就穿上不需要就脱下的“外衣”。虽然这样，中国文化中的忏悔精神并没落空，至少在佛教界或者有文化觉悟的人那里，忏悔依然是必行的佛法。上文所述的三个小说，其作家施蛰存、徐讠于、无名氏都有很强的文化自省意识，当然，他们毕竟是海派作家，他们的小说将佛学的探索与通俗小说的流行因素结合在一起，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海派小说。
陆公子、罗圣提、墨龙在进入佛门忏悔之前有许多共同点。首先，他们都负有情债；其次，他们做人的良知未泯；再就是，他们勤于反思自我。陆公子在二婚之后仍思念前妻，后悔自己的换妻举措，并对自己的作为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所以，他不顾白天黑夜都四处寻找她。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四处流浪的罗圣提总是关心黎薇，他向每一个熟识黎薇的人打听黎薇的生存状况，当他得知她婚姻不幸、人生暗淡时，一方面，他自责；另一方面，他决定拯救黎薇。但是，当他找到她时，他与她都发现，他们的感情没有可能回到从前，但他还是为自己所造怨业自咎。墨龙追求地美没有错，因为欲望占有地美也没有错，但他从乡村逃回城市就错了，地美需要他担当责任。墨龙却脱逃，但他的转身既不华丽也不洒脱，他关注地美就是省思自己造的业，当地美一步步滑落，他的罪感日益深重。以上三人正是由于不断地反思自我，并对个人的罪业愧疚，所以，他们寻求脱罪之道。在佛教文化背景下，他们遁入空门忏悔以图消除业障、涤净心灵。反之，如不能反省自我者或伪君子，他们钻进佛门或拜忏或修道，无非就是借一块净地藏纳污垢，他们的“忏悔”就是对佛教的一种实用主义利用。
忏悔如果是一种过程，那它首先是知迷而返、弃恶从善的过程，因为佛教的宗旨之一就是教导人向善，即诸恶莫做、诸善要为。罗圣提在华山出家，虽是道士，实为和尚，一是他法名觉空，二是他对佛教的兴趣超过道教。所以，他来华山的目的其实还是学佛、悔罪，做一个有佛性的人。陆公子选定一个前妻曾到过的地点削发做和尚，目的在于寻找妻子、纪念妻子以示悔过。而且，不论风霜雨雪，几十年来，他点的灯从未在夜间熄灭过，显然，没有强烈的悔罪心理、没有学佛信念的支撑，这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墨龙也追随地美的足迹来到南岳削发为僧。地美死了，但地美在他的心里，他几乎每天早上都外出，在日出之际他眺望对面小山，在他的幻觉里，地美出现了。可见，墨龙非常怀念地美。忏悔又是一个自度的过程，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说忏悔可以“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27】，它说的是因忏悔灭罪而人能得好报。对罗圣提、墨龙他们来说，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负罪的心灵安定，他们因悔罪而解脱、因向善而洁净，所以，他们度脱自己、化解心中罪业、求得内心安定。
在佛门忏悔修道，除了能自度，还有更积极的功效。墨龙几乎每天都外出，在日出之际，他眺望对面小山，地美死在那里。永远年轻、美丽的地美常常出现在他的幻觉里、大空的世界中，也就是说，通过忏悔、参悟，墨龙领悟到自性空，他对地美的怀念上升到佛学的最高境界，他以智慧领悟到真空中的妙有，地美的美在永恒中。对宏智法师而言，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夜晚点灯，主要目的是照亮前妻暗中的路，同时，这盏灯还普照众生，所以，谭桂林先生以为“其精神实质与佛家法灯传慧、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是一脉相通的”【28】。因此，宏智不仅在自度还在度人，佛教的悔罪向善使得他超越自我、其佛光走向众生。可见，忏悔能完善人格，墨龙、宏智等人在“借佛疗心”的同时，他们做人的境界得以提升，以佛学话语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破了我相、我执，但他们仍未做到五蕴皆空，因为他们心有所念、情有所挂。
三、在两难中遵佛理、释人欲
海派文学还塑造了另种类型的系列形象，与尘世中人遁入佛门忏悔、修道以涤荡心灵不同，他们本来就是佛门中人，却屡屡犯戒，清净心受到人欲的污染。在这类人物中，佛理与人欲构成紧张的双方，这显然是很有海派特色的。从现实状况看，佛教文化在近现代上海相当繁荣，同时，上海又是欲望之都、色情之都，故，作品中的和尚或尼姑在佛理与人欲两端滑动是海派文化的一个缩影。从都市读者的接受来看，情色小说一直深受他们的欢迎，如在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中就有大量僧尼破色戒的小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类海派小说满足了市民读者的消费胃口。再就是，在论述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等小说时，有学者认为：“施蛰存消解了崇高，破灭了英雄伟人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光环，还他们世俗凡人的本来面目。”【29】对佛教小说来说，市民精神的输入意味着人的不洁玷污佛的圣洁，人的有念、有相、有著摧毁佛的真如自性，因此，在海派文学里，佛理与人欲的冲突往往是佛性与市民世俗观念的冲突。
叶灵凤小说《摩伽的试探》里的摩伽，本来是一个俗人，只因发现妻子趁他不在的时候与邻人调情，他便顿时悟出人世虚空。看破红尘的他来到一个僻静的山洞修行，一住就是七年，他的真性似乎也澄清起来。不过，他放不下人世繁华，更抵挡不住人本能的侵扰，山鸟的呼唤、野猫的号叫都引发他内心阵阵共鸣，显然，摩伽根本就做不到六根清净。由于上述可以说，摩伽是一个偶尔有佛性的人，虽然他渴望成佛但他慧根不够，据佛祖在《金刚经》所言：“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30】他的真如本性为世俗享乐所迷，所以他只是一众生。显然，他自己尚不能自度，度他人就更不是他所能。果然，少女的试探让他一败涂地，七年功力在一夜之间崩塌。但他懊悔的不是戒行遭到破坏，而是七年修行误了他许多现世的欢乐。可见，在遵佛理与释人欲之间摩伽走出了两难，他更倾向于世俗的欢乐。事实上，不仅《摩伽的试探》如此，“在对叶灵凤的小说创作进行全面考察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看来，爱是人生的最终价值取向和归宿，而这种爱的内涵更偏重于性爱的欢娱”【31】。这个观点吻合叶灵凤的个性，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叶灵凤的倾向在现代上海有普遍性，从当时的各媒体看，男人补肾药物广告以及性病治疗广告漫天飞，显然，称上海为欲望之都并不过分，而且，前文已阐明他是一个注重读者口味的作家，因此，叶灵凤小说的趣味无疑在迎合大众的爱好。《昙华庵的春风》显而易见地在这个范围内。女尼月谛一生下来就遭遗弃，捡到她的昙华庵老尼将她放在农家养至七岁后便把她领回庵，应该说，她与佛教颇有缘分。但她是一个私生女，这个身份的强调似乎暗示她的本性中有不安分的因子。进入青春期的月谛怀春了，她无心学佛，春日里爱睡懒觉、多心事。六根不净的她更有暗娼金娘的性启蒙、陈四的性挑逗，月谛的性欲像夏日炉火的灼热，在春天的日夜里燃烧，可见，佛性的圣洁完全被人欲所颠覆。所以，如果说摩伽还有些许慧根、在理与欲的冲撞中煎熬，那月谛就是佛门净地里的俗人，而且还是张扬人欲的俗人，其佛眼为世俗欢乐所障。
与上述两个小说不同，《鸠摩罗什》有着更为深厚的佛教文化含义，但它不局限于抽象的文化探索，而是着眼于特殊个体：高僧鸠摩罗什。他确实是一个高僧，因为他曾经参透一切佛学妙谛，在最难潜修的青年时期他做到五蕴皆空。《心经》里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32】它说的是菩萨以智慧观照自性发觉色、受、想、行、识五蕴都是空的，从这个角度看，鸠摩罗什几乎可以比肩佛、菩萨。但是，在他成佛的路上有一道阻碍，他与表妹有了凡俗人的爱情，他没有勘破这一重孽缘，最终他有家室之累。所以，他的心里有两种相反的企念，“一种是如从前剃度的时候一样严肃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种是想如凡人似地爱他的妻子”。既想成佛又想做俗人，但他一样也没有做好，对佛的信念让他欲斩断情缘，享家庭之乐又使他背负罪责，在精神上他遭受两难的折磨。在妻子死后，他原以为自己又将回到一尘不染、五蕴皆空的境地，可是，妻子的容颜经常出现在眼前，他终于明白自己愿意做俗人，对剃度学佛他懊悔了。因此，谭桂林先生对这位高僧有论述：“慧根甚深的鸠摩罗什当然有资格修成这种大人格、大人生，但他终于确定自己做一个凡人，哪怕要忍受和咀嚼芸芸众生无可回避的烦恼和苦痛，哪怕要冒着坠入地狱万劫不复的凶险。这在佛家看来是背叛，是坠落，而从非宗教的世俗化眼光看来，这却是对人生的肯定与礼赞。”【33】需要补充的是，鸠摩罗什的世俗化经历了从二重人格到三重人格的过程，他是高僧，但因为爱情而有家室，这是二重，由怀念妻子而纵欲、并拥有众多的宫女、妓女，这就是三重人格，佛理、情、欲既分离又集于一体。三重人格的鸠摩罗什就很有海派特点，虽然他为佛学的传播也做了很多事，但他放纵，而且他打着高僧的幌子欺诈，他似乎有上海滩的流氓习气。鸠摩罗什完全堕落了，许多高僧在尸身火化后有舍利子，他没有，六根之一的舌倒是保留下来，这是对他的极大嘲讽。所以，鸠摩罗什做大德难，因为他有顽固的舌头；做凡人也难，因为他是“高僧”；做流氓似乎容易，因为他留下了舌头，玷污了佛教。
因情孽而入佛门忏悔，佛教有助于人格的完善，如勇于面对罪错、悔改前罪、弃恶从善等；至于学佛修道之人破了戒律、灰尘覆台，佛教人格因此而被撕裂、被降格。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在成佛的路上，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做到六根清净、五蕴皆空，否则，他将面临成佛与做人的两难选择。有相就是虚妄，摩伽、鸠摩罗什等执著于虚妄之相，他们显然不是佛。最值得讨论的是鸠摩罗什，在长安的僧众看来他是高僧，他也竭力维护个人的高僧形象，尽管他私下里也有对个人的客观评价，但他仍不免流于虚伪。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忏悔体现的是佛教对世俗的净化，它助人扫除尘埃；反之，僧尼触犯清规则是世俗对佛教的怀疑、挑战，摩伽、鸠摩罗什等肯定世俗的欢乐，其佛教人格遭到解构。
四、一心向佛的生命品格
毫无疑问，佛不食世俗人间烟火，但人都是人间烟火熏出来的，所以，在成佛的路上，几乎没有人一帆风顺。墨龙、宏智等人虽诚心向佛，但他们心有挂碍，为情所囿；摩伽、鸠摩罗什立志修正果，但他们六根不净，为欲所困。可见，若想成佛，仅与佛有缘以及有慧根还不够，学佛者必须放得下，做到了无牵挂。在海派文学中，黄心大师、芸芊是最为接近佛或菩萨的两个人物，她们或者也遭遇牵绊，但她们向佛的心坚定，最终成为正果。
黄心大师天生就是一个菩萨，因为她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出现异兆，而且，老尼在黄心满月之日就断定她是一个有来历的人。关于生的异兆，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述，一是神话里常见，二是中国正史中也有很多类似神话。如关于汉高祖史书上说：“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34】再如神化宋太祖：“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35】又如明太祖也有神话色彩：“方诞之夕，赤光烛天，里人望见，警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异之。”【36】毫无疑问，这些异兆大都是皇帝本人或他人附会，因为中国人相信所以他们编造，又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或生育时出现过不寻常的征兆所以他们才当上皇帝。非平常人在生之初有异兆，小说《黄心大师》承续了中国人的这一信念，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有先兆。如果怀孕时没有预兆，又哪有黄心大师的传奇人生？黄心大师又怎么会成为女菩萨？与佛有缘且处世随缘的黄心也不是顺顺当当就做了女菩萨，譬如，在修行之前她有过两次婚姻，还在欢场风流过。又如，她发誓募铸四万八千斤的精铜大钟，却只要一个善士施舍，后来，大钟浇铸八次都没成功，这也说明，她的功德还未圆满，为什么呢？对这一点，谭桂林先生的分析很精当：“黄心大师铸钟之举藏在意识背后的深层欲望正是要借此确证自己是否真正以姿色和才情影响过男人，以及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如果真正影响得十分有力，十分深刻，那么，在她过去的狎客中就应该有人来响应她的宏愿，因为只有那些达官贵人与豪绅巨富们才有能力承担如此浩大的善事。”【37】这段话点明黄心大师仍心有我相、魔障未除，所以她还不是佛，浇铸大钟必定失败。在明了内心的隐秘后，黄心舍身奉佛，破除了我执，真正得以解脱，到达彼岸。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黄心虽然天生是异人，可她真正做到“心无所住”、“远离一切诸相”等经历了人所遭遇的磨难。好在她一心向佛、心如磐石，否则，她难有大作为。她把自己熔铸进大钟里，钟在，黄心在，佛在，黄心在。世事无常，一切皆空，黄心的肉体也如此，但她脱离了众生，跳出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死之境。
芸芊也是一个女菩萨，但在成佛的路上她似乎处处与黄心不同。黄心资质甚好，是一个才女，芸芊却是一个“白痴”；黄心的红尘缘甚深，芸芊则自始至终就不是红尘中人。芸芊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佛，但在其他方面与社会绝缘，她读书学习成绩差经常留级，女红学不会，交际能力差，总之，她是人类社会中的十足低能儿。不过，她在自然界很自由，她懂鸟语能跟鸟交流，她的生命因而充满欢乐。没有人理解芸芊，除了“我”、一位混迹于都市却厌恶都市得了都市病的男人，他来这个江南小村养病。他欣赏山村的自然、宁静，但忘不了都市；他喜欢芸芊的质朴、美丽，于是决定做她的引路人。他教她念书，又把她带到上海，但他对芸芊的改造彻底失败，以芸芊的成绩上海没有一所学校接受她，而且，在全新的环境里她还没有学会与人交往。如果现在对芸芊下一个结论，从佛教角度看，她没有滚滚红尘中人的欲、念，她压根就未曾进入过红尘，六祖慧能的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38】在慧能看来，学佛的人或能顿悟出万物都没有自性、即万物的自性为空，悟到真如佛性的人即是佛。可是，芸芊却是一个特例，她本来就不懂万物、万物也未曾进入她的视界，所以，对她来说，学佛不存在悟的问题，因为她的所见里只有空。这就决定了，当芸芊来到杭州的宝觉庵，她的身心获得从未有过的快乐，这不仅仅因为宝觉庵的庭院有成群的鸟，还因为她与庵里的尼姑一见如故，她们的心是相通的，她们都有一颗向佛之心。令人吃惊的是，芸芊很快就能理解《心经》、《金刚经》，它们所包含的精妙佛理即便是聪明人也未必能轻易领悟，究其原因，在于她本有佛心、佛性。芸芊一头扎进佛门，哪怕人世有爱她的人，也有人了解她，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羁绊。她未染尘埃，入佛门净土正是得其所；她心无挂碍、大慈大悲，正是度众生的佛。
芸芊之所以被赋予纯粹的佛性，主要目的应是度现代都市名利场中人。“我”作为她的对立面，是现代都市之子，人的欲望创造了都市、都市又满足人的欲望、并以此桎梏人，在世俗欲望中挣扎的“我”既受惠于都市又被都市欲望所异化，所以，反异化、谋求人性自由是“我”的强烈愿望，“我”的理解芸芊显示出“我”厌倦了都市，意识中有强烈的复归之心。不过，“我”终究还是都市中人，佛与芸芊在彼岸，因圣洁而无法靠近、不敢接近，所以，“我”必定返回上海。但佛性何尝不可以是都市人的一剂良药？从理论上讲，佛性人人都有，如果执著于诸多欲望，人的佛性就潜隐下来，因此，人一定要放得下，至少应放下该放下的，一切皆空，何必太投入？人放下得多，烦恼就少得多，内心宁静，所以，佛教能救赎都市人的心理病症、精神罪责，芸芊的意义就在于度众生脱离苦海。
无论是构建黄心大师一般的人物传奇还是创作一如芸芊以佛性灭度都市人烦恼的小传，佛教人格都与现代上海的文化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后一点，它对浑噩的都市人是一种醒觉、对病态的都市人是一种启示，它的价值超出了世俗的祈福保佑的范围，是对人的一种高层次疗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包括《鸟语》等在内的小说是徐讠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于香港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延续了海派风格才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阈。后期的徐讠于仍沉溺于现代上海文化语境中，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所反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很多，如有人甚至以为他一直是香港的“他者”，“上海是他创作和感悟香港的灵感来源”【39】。就《鸟语》而言，现代上海是小说的背景，都市里的欲望人生、烦恼人生是小说的文化语境，佛教则给困惑中的都市人指点迷津，放得下便意味着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