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海派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民族化追求
一、海派文学获得审美现代性的独特优势
探究新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研究者必须面对海派文学。这不仅是因为海派文学有产生审美现代性的现代都市文化语境，现代文明对都市人的囚禁、异化切实存在；而且，海派文学还追随世界文学时尚，具有先锋特质，欧美文学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以及在文学美学上的颓废也为海派文学所接纳、模仿并有所发展。无疑，海派文学有得天独厚的获得审美现代性的优势，在现代这是其他文学流派与作家难以比拟的。
上述严格遵循审美现代性含义的观点与当前学界的某些看法有区别，有研究者喜欢将审美现代性这个概念泛化。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实际上有四种范式：一是审美非功利主义；二是审美工具主义；三是审美批判主义；四是审美快感主义。”【51】无疑，它将中国新文学一网打尽，所有的文学事实都可以被纳入这个视角加以考察。尤其是“审美工具主义”，它包含有启蒙思潮、革命文学观等功利文学思想，这是中国新文学主潮，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则主要还是呼唤、歌颂、建立启蒙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种‘启蒙性’的革命理想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调，这是由中国的文明进程决定的”【52】。诚然，中国的社会现状与西方不同，西方历时性的现代性在中国呈共时状态，审美与启蒙并存，但是，如果无视审美现代性的独特内涵，它将是一个可以无限向上延伸的概念。
“启蒙现代性在确立统一、绝对和秩序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自身的不足和缺憾进行反省和批判，而这种对抗的文化角色恰恰是由审美现代性承担了。”【53】这表明审美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性的补救与完善，它不可能出现在社会现代性之前。并且，前文所言学者在界定审美现代性时也说：“审美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现代性的组成部分。”【54】这一句话能理解为审美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在文艺领域的具体表现，不过，它们还是有所区别，只有当社会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审美现代性才出现，而且，社会现代性是因，审美现代性是果。这样，我们就发现，审美现代性的泛化与概念的内涵产生矛盾。如果“审美工具主义”范式意在启迪蒙昧、革新旧社会，那么，审美就在启蒙之前，并且，审美是因、启蒙或社会现代性是果。因此，审美现代性的泛化必然致使言说的混乱；有人甚至将审美现代性引入明清散文、《红楼梦》乃至晚唐诗歌的研究领域，这显然背离了审美现代性的含义。所以，将“审美工具主义”范式归类为启蒙现代性更为合适，因为：从影响角度看，它受惠于欧美启蒙思潮与现实主义；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国门被迫打开之后中国才缓慢地开始社会现代化进程，实际的现代化程度很低或几乎没有；从文学功用看，它是启蒙、革命的工具。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现代性是新文学现代性的主流，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作家承担启蒙的责任，而传统儒家士人的入世思想决定了近现代作家选择担当民族复兴的大任。西方的新思想，作家在吸纳后往往优先考虑它能否适用于启蒙。而在启蒙现代性之外，其他文学现代性均受到压抑，在这方面，海外学者王德威做了较好研究。他在著作中专门提出一种说法，晚清以来多元的文学现代性遭到压抑，大致而言有三个方向，其中之一是，“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学实验”【55】。这里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多种类型，如王国维的非功利文学观、新月派的纯艺术探索、海派的先锋文学、沈从文对湘西的想象等，它们在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不是被主流文学所讨伐就是被完全压制。
新文学审美现代性遭受压制，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必须走的过程，社会现代性才刚刚起步，而作为它的内在张力的审美现代性难以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更是欠缺审美现代性的深层底蕴。以京派文学为例，有不少学者对沈从文的文学现代性做了论述，先抛开他的京派文人身份不谈，作为个案，他是特殊的。虽然他在上海或北京等地也切实体验到现代社会的庸俗、污浊，但是，他对现代都市的批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讽刺显然事出有因。他是一个高小学生、又一再自称“乡下人”，而他恰恰又进入都市中的文化圈，在自尊心的驱使下，他抨击个人的对立面。事实上，“乡下人”一直是他批判现代文明的立足点，这里非常复杂，不否认沈从文也获得了一定的现代性，但是，他对都市文明的拒绝姿态也影响了他对社会现代化的认同，所以，他的审美批判对社会现代性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外部力量，而非构成了现代性张力。而作为京派文人，沈从文还有京派作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大都选择中国的乡土而非都市作为叙述对象，他们似乎都有一种传统士大夫式的乡村体悟，在美化风土人情的同时揭批现代文明的虚浮、庸俗。诚然，都市有种种缺憾，但他们对都市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偏见。这种固有的歧见是乡土文化与前现代性，下面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乡村出身、灰色生活使郁达夫这类知识者在城市环境中深刻地体验到不适感。这种‘不适’的状态一方面使得他们陷人生存的困境，在‘人的观照’的意义上生发出某种审美现代性冲动；但另一方面，这种‘不适感’又让他无法完全融入都市生活中，更不可能以纯粹的现代眼光来看待都市，获得现代意义的美感。换言之，郁达夫的作品在内心挖掘、人性关怀的角度上与审美现代性取得了某种一致性，但是他对都市、对人性的评判掺杂了些许古典情趣与农业文明的眼光，而又以启蒙现代性为重心，即在‘城市’与‘我’之间，叙述的重心向后者倾斜。”【56】京派作家何尝不戴有农业文明的视镜？与郁达夫不同的是，京派作家在拒绝都市之后退守到乡村，在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上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审美现代性，不过，它缺少现代性自身的基础，因为他们尚不够现代就否定现代。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家虽无法完全从现代性视野批判现代性，但是，审美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遥远的呼应。在这里周作人是一个必须谈到的作家，由启蒙到审美，他的转变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看到痕迹。周作人看中国文学变迁，文学在“言志”与“载道”间反复，所谓载道主要是载儒家之道，所谓言志则是传达情思，他本人对言志文学非常推崇：“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57】在他看来，民国以来“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58】。新文学反儒家之道，强烈地发出个性解放呼声，这当然是言志，不过，新文学也是载道的，它载的是科学、民主之道、启蒙之道。周作人虽然曾是一位启蒙文学健将，但由他在著作里对晚明文学的激赏来看，他必然要走“抒性灵”道路，彻底告别文学功利主义。对于他的转向，有人说：“周作人的作品中的审美现代性，是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理性地彰显人性、批判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对宁静、和谐生活以及传统文化的破坏中得到逐一体现。”【59】这抓住了周氏审美现代性的特点，它的内涵既源于西方，而中国传统对它又有着质的规定性。老庄的自然之道影响古代许多文人的做人与做文，周作人延续这条道路，持续文化批判，不同的是，周作人批判的是现代文明，他的影响力波及京派文学，沈从文、废名等人直接受惠于周作人。这种模式不是京派的专利，海派作家如30年代的施蛰存、穆时英，40年代的徐讠于等也习惯在现代都市之外另建构一个审美世界，不过，在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上他们则各自有前提。海派作家批判熟悉、喜爱的都市，就审美批判而言，他们最有资格，也即他们的文学呈现了现代性悖论；周作人次之，他曾经是社会现代性的积极推广者，但在对都市文明的感受上不如海派作家深切，他的批判也有一定的底蕴；沈从文、废名等人主要以“乡下人”的自尊抗拒都市。
综上所述，新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之所以能获得，并不是几近于无，一方面是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是中国作家的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现代性在个别城市如上海起步后，有着双面特性，有人说上海是天堂，但“地狱”也是上海的另一种称谓。既然现代都市有其庸俗、罪恶的一面，那么，社会现代性是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总之，从地域看，除了上海有文学批判的社会物质基础外，中国的其他地方都需要加大力度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对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除海派作家外，其他新文学家往往对它持一种拒绝融入的态度，这就说明，审美现代性在海派文学里不仅具备了理论上的可实现性，而且，从实际情形看，海派文学的审美批判也更具有现代特质。因此，研究审美现代性，海派文学有它的重要价值，它不只是纯粹的先锋模仿，而是现代都市人的精神映射。
二、海派文学审美现代性辨析
在中国历史上，都市商业文化一直是乡土文化的对立面，这是众多现代作家批判现代文明、反商业文化的一个历史负重，因此，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基于农业文明的现代都市批判必然缺乏现代性底蕴。海派作家突破了这种局限性，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对现代都市有着爱恨交加的情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都市的爱远远多于恨。无疑，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站在现代根基上的，虽然海派作家有一定的传统倾向，但他们也认同现代都市文化，因此，大体而言，他们的审美现代性超越了农业文明的束缚，有着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批判倾向。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两个现代作家群体：一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派，它包括了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穆时英等人；二是以邵洵美为核心的颓废派，团结章克标、滕固等一批人，二者的人生观念与艺术追求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热爱都市、沉湎于都市里的物质享受，如泡咖啡馆、上舞厅、吃西餐等。施蛰存在回忆他们当时的生活时写道：“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60】这是一群时髦的青年，在生活上他们前卫、时尚，迷恋现代物质生活，在艺术上他们也紧跟世界潮流，总之，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现代生活中去，不像其他现代作家在心理上与都市有隔膜。如果不探究其籍贯，那邵洵美是上海原居民，又留学欧洲，与其他人相比，他更加洋气，在文艺上，他是沙龙里的领袖，开口闭口就是波德莱尔等人的唯美诗歌。这里不细论二者在艺术上的不同追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身上交汇了都市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也就是他们既热爱现代生活，也沉迷于现代主义文学中。以邵洵美为例，这位富豪与官僚子弟的时髦生活不必说，他的唯美艺术则有两个显著特征，在诗歌创作上，他热衷于抒写放纵的情欲，极为颓废，如《颓加荡的爱》、《春》、《春天》、《上海的灵魂》、《花一般的罪恶》等。其次，就中国的审美现代性而言他接过了王国维的衣钵，一以贯之地倡导非功利的艺术、纯粹的艺术。如在《金屋月刊》第一期上著文说：“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61】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赞赏沈从文：“那不朽的中篇《边城》：这是中国近代文学里第一篇纯粹的故事。”【62】
李欧梵对海派文学现代性的论述很有见地，其中，“游手好闲者”是他打开海派文学殿堂的一把钥匙。这个概念出自于本雅明，他在研究波德莱尔时，注意到“游手好闲者”的独特意义。“从波德莱尔的漫游者形象看来，它们与城市的关系是既投入又游离的：他们不能没有城市，因为他们迷恋城市的商品世界；而同时，他们又被这个不适合他们居住的城市边缘化。因此他们与人群是有距离的，而正是在他们疏离的注视下，城市被寓言化了。他的漫游一方面是他的姿态，一方面也是抗议。”【63】这是波德莱尔现代性的悖论：审美现代性反抗它的母体社会现代性，当然也是在完善现代性自身。李欧梵的海派文学研究重点论述了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邵洵美等的创作，对他们的现代艺术的差异性都做了很好的论述。在他看来，他们的一个共性是，作为现代都市作家，他们太热衷于都市的物质享受，跟都市缺乏必要的疏离，在他们作品里即便有“游手好闲者”出现，这些人也与作家类似，他们沉溺在都市的荣光里，对现代都市的庸俗、丑恶欠缺有距离的审视。因此，“现代性可以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一种理想，但它不是一个可确证的‘客观现实’”【64】。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没有可攻击的资产阶级，就后文的内容看，而是海派作家太喜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他们虽然在艺术上接轨了现代主义，但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性则缺席。李欧梵的研究触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痛处，它缺少社会现代性基础，没有否定的对象，就海派文学而言，虽然上海的社会现代性程度达到一定高度，但是，由于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一样，都是外来的，更何况现代是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因此，在海派文学，现代性追求就包含了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迷恋，它们纠缠在一起，是一种共时性存在。
然而，现代性批判是否就一定在海派文学里缺席？李欧梵分析了刘呐鸥《风景》里的色情书写，认为：“这些色情性描写都是为了引向主人公最终的‘思考’，思考人是如何被‘机械文明’束缚住了。这种信息在刘呐鸥的文本和角色身上是相当罕见而且相当无力的。”【65】无论如何，论者还是注意到了，作为“地狱”的上海是海派作家批判的对象，可惜的是，李欧梵似乎有意隐匿这方面的信息，压抑这种本来就不算洪亮的声音，诚然，对抗现代生活不是海派文学主人公的常见姿态，但是，海派文学并没有放弃对现代都市的反思，李著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就同一问题延展至穆时英、施蛰存等人，情形就有所不同，他们对现代都市有着更为复杂的感受与认知。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他们不时跳出圈外，对其作理性的审察。《上海的狐步舞》浮光掠影地摄取都市生活片段，这里有穆时英最熟悉的现代人，他们出入夜总会、舞厅、赌场、饭店，小说里有一个作家，他似乎就是“游手好闲者”，他目睹都市上层人士放纵欲望的罪恶，诱惑人堕落的物质文明、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是他否定的对象。穆时英对都市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偶尔为之，《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田舍风景》等对现代文明做了不同程度上的反对，如舞女黑牡丹为物欲所累，灵魂为物质所羁绊，她迷失了本性、遗失了人应有的自由。这些小说或隐或现地存在“游手好闲者”，他们在享用现代都市提供的优裕物质之时，还理性地做了一个现代性的反思者、批判者，无疑，对现代性的质疑、背反是一种事实，现代性悖论在海派文学里未落空。
而且，一些海派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很深刻，科学的昌明、物质的繁荣并不能将人带到自由、幸福的境地，相反，它们桎梏人的心灵、异化人的本性。在《谈科学》中徐讠于质疑科学进步，明确指出，科学进步就是人自身的退化，现代人借助于科学，他们享有空前的物质文明，生活越来越便利，然而他的肌体正在萎缩。在《谈金钱》中，他以为：“金钱从狭小的范围，因文化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它已是水银落地般无孔不入了，可是它所侵略的范围愈广，人类的意志、理智与情感也磨灭得愈深，于是人性离他也远了。”【66】现代都市以无穷尽的物欲激发人攫取金钱，自然，人性深陷于迷途中。不必探究徐讠于的反叛意识如何形成，在都市语境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现代对人的压抑，都市人因而不自由。作家的现代都市观制约了小说写作，如《鸟语》里的都市“漫游者”强烈地否定都市文化，它如网如牢笼一样钳制身心，无疑，它的反现代正是对现代都市人的审美救赎。
由以上所论可知，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开放状态，除了前文所论的日常现代性，凡中外文学的种种现代性，它都广为接纳。新文学的启蒙现代性追求自觉地配合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新文学中的一支，海派文学往往津津乐道于现代都市里的声光电化，这表明，海派文学继续高举五四文学鼓吹的社会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大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派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力量，审美现代性试图扭转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以反叛的姿态应对现代社会的庸俗、机械，可是，海派文学较多地附和启蒙现代性大叙事。虽然文学的现代主义是一种事实，而且，唯美、纯粹艺术的旗帜在海上文坛高高飘扬，不过，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张力之一面，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抗就略嫌欠缺。启蒙还是审美？二者糅合在一起，并不必然是审美对启蒙的反叛。再就是，现代的海派作家也不片面地庇护现代性的庸俗、丑恶，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要义、基于现代立场的现代文明批判是海派文学的亮点之一。因此，审美与启蒙可以并行不悖，也不乏悖论性的客观存在。
三、海派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本土化、民族化追求
在现代社会之前，西方人对神与自然充满敬畏，完全拜倒在神的威力与自然的伟力下。现代化就是人的解放之路，所以，它必然以推倒神权、征服自然为己任。为此，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崇尚科学、标举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数百年间，科学快速进步，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物质繁荣之际，人很不幸地被机械、物质、金钱异化了，一场解放人的运动将人推入另一个牢笼之中。神被消解了，人很迷茫，自然被踩在脚下，人遭到自然的报复，人患有孤独症、恐惧症、焦虑症。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非理性哲学繁盛，现代主义文艺流行，虽然它们反叛社会现代性，但在终极目标上仍与社会现代性一致，即继续服务于人的解放。当现代文化在上海生根、开花、结果时，海派作家如何反思现代性，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恶之花？一如西方艺术家颓废固然是一条反抗的路径，但是，他们初步开拓出的审美现代性的本土化、民族化之路更有意义，它表明，审美现代性在近现代文学确立了一种中国典范，这种范型不仅是后续中国文学的标杆，而且，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现代性，因而其价值重大。
《渔人何长庆》里有一条现代化的铁路，它的一端连通现代都市上海，渔民后代菊贞通过它见识了大都会的新奇，她向往现代生活，做一个职业女性，婚姻自主。她大体上是一个现代人，确立了人的主体意识，来到上海的她，是否就如鸟飞长空鱼入海？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想，在都会她是一个无所归依的人，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海能否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乡下少女是否具备就业的技能？反正她做不成新女性，却入了妓女这个行当，主体性沦丧。无论如何，这个现代人在现代都市被剥夺了做正常人的权利，她的启示在于，小说在批判现代社会的同时还为菊贞安排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回家。回家的人可以自在地生活了，她遗失的尊严、价值回归。在现代社会，人高扬主体性，她丧失自由，在传统的家中，她获得自我，这种强烈的反差刚好凸显现代性悖论，现代过头了，现代就是人的不自由，而传统文化中也有可转换的现代因素。对主体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家的忽视，而人在身心上都要有归属，无所依傍的现代人内心空虚、灵魂漂泊，自我有被淘空的风险，只有家才能拯救他们。菊贞终于回家了；回家的人还有很多，如《白金的女体塑像》里的谢医生是时尚的现代人，独身，过西式生活，物质丰裕的他似乎精神生活也很丰富，他可以读报纸、看小说、做祷告，但他总是忧郁、落寞，成家之后，他心宽体胖；徐讠于小说《舞女》、《赌窟里的花魂》、《花神》里都是些现代人，他们都张扬自我，但他们都空落落的，唯有回家，他们才踏实。《结婚十年》里的苏怀青，一个事业成功的新女性，但在热闹之余，她仍渴望有一个家，疲惫的身体、空虚的内心需要慰藉。家在小说里与现代对立：一是张扬的个体并不存在，他消融在家的集体中，二是家多多少少都有中国传统色彩，穆时英小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施蛰存、徐讠于、张爱玲、苏青等虚构的家了。由以上所述可知，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患有现代病，疗救现代人的是传统的家，这说明，海派文学从中国家文化中获取有用的资源并以其反思现代性的弊病，因此，审美现代性初步具有民族内涵与本土价值。
在《渔人何长庆》中，上海是人造的大都市，一个工业社会与商业都会，它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征服自然的结果；而铁路的另一端，远离现代社会的小镇，则是一个山水环抱、与自然合一的小社会。这个小说有着典型的海派小说特征：一方面，作家刻意描绘一个现代社会，人被物质物化、机械机械化，因而人没有自由；另一方面，走出都市的人有一处自然世界，它不仅是大自然，而且是少人为痕迹的自然，更不是供人征服的自然，而是人即为自然一部分的自然。所以，海派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有着道家自然哲学的神韵，道家反后天人为，主张自然而为，现代都市是人为之极的社会，它就是海派文学反对的对象，而向自然复归则是必然。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周作人、沈从文、废名都擅长建构“自然”的世界，它们都有一定的现代批判意义，但像海派作家一样将现代都市与自然世界并立还是很少见，这应该与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体悟还不够深切有关，因为，够得上现代的在中国只有上海。海派作家切身感受到物质欲望对人的压抑、机械文明对人的异化，因此，海派文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流于空泛而有具体的所指，如刘呐鸥《风景》里机械对人的刻板规范、穆时英《黑牡丹》里囿于现代物质欲望的浮沉、徐讠于《鸟语》中的现代都市病等，显然，主体性、所谓的征服自然却囚禁、损毁人。卸脱现代社会负重的唯一方法是走向自然，在非人化的大自然里，人素朴地生活。人不再以征服者面目出现，没有太多欲望，与自然和谐共处，人获得极大的自由。综上，如果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人的过程，人的主体性被夸大，那么道家的自然哲学则主张消解人之所以是人的东西，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这看起来是殊途同归的事，吊诡的是，在现代社会人处处受制于自己设置的壁垒，而生活在自然中的人却身心舒畅。这说明，道家哲学本来就有不少现代性因素，以它们来弥补社会现代性的缺陷，这不但能解决社会现代性陷入困境的问题，而且，也为文学现代性添加中国因素，当长庆、黑牡丹、芸芊等在自然中悠闲自得的时候，庄子又一次复活了，在20世纪。
上文论述儒学家文化以及道家自然哲学在现代性陷入困境时大有作为，它们拯救病态的人，消解现代社会的矛盾，人回家了，人融于自然中。这意味着冲突的美学、斗争的美学让位于和谐的美学，换言之，中国传统美学复活。新文学以反封建、反压迫、反帝国主义为己任，而且，从影响角度讲，新文学也渴望与古典文学切割，所以，古典美学被抛弃。不过，当文学在批判社会现代性而向传统寻求资源时，古典美学再次登场就成为现实。张爱玲对“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的反批评不光是意气用事，有些地方很耐人寻味，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67】斗争的美学是新文学的主流，因为现代化工程必须攻下旧的堡垒，斗争是启蒙文学最好的选择；而张爱玲的美学观是古典的，重和谐。所以，她小说里的人物在出走之后还是要回家的，或者说他们本来就在家中；虽然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但从大体上看，人物与生活环境大多是和谐的，至少在文化上传统与现代并非不可调和。但张爱玲建构的家极少其乐融融，充溢着人伦之爱；哪怕有人伦之爱，它往往徒有其表，如姜家、白家，张爱玲总是这样，她会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有和谐之美、充溢人伦之爱的海派小说也不少见，如《渔人何长庆》、《花神》等，曾经的现代人在家的集体中有位置感与归属感，不再凸显个人的无比重要，而是注重相互关爱，所以，人与人和谐而非冲突，人与社会和谐而非冲突，人挣脱现代之累以后，和谐取代斗争。另一种和谐是，人与自然非对立，而是融为一体。人在走出都市后，摆脱现代文明的束缚，无拘束地投身于大自然中，如《风景》、《白牡丹》；或卸脱主体膨胀的欲望，享受自然的闲适生活，如《渔人何长庆》、《鸟语》；或放飞心情于大自然中，体悟田园山水之美妙，如《田舍风景》、《北极风情画》。总之，在这些海派小说中，人的主体性得以消解，人向自然复归，所以，小说的美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上；而且，情景交相辉映，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这是中国传统文艺的最高美学境界。综上，海派作家并没有沉溺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只专注于颓废美学，对儒道的和谐之美也有所尝试。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时说：“中国传统美学在解决现代机械社会人的异化、孤独，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分离这些‘现代病’的问题上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却没能很好地阐发这些古典的‘现代性’，以为它们只具有‘古典性’，一味地承袭西方各种现代思潮，这是我们审美现代性之路的最大失误。”【68】这应该是海派作家的知音之言。当然，它也忽视了海派作家的努力，周作人、沈从文等京派文人也应包括在内，他们创造的和谐美有助于消除分离、隔阂、冲突等现代病，从而使文学走上审美救赎的民族化道路。
从民族传统中寻求现代性批判的文化资源，海派文学的视野最为开阔，这符合海派文学海纳百川的精神。它不仅关注道家自然哲学反文化的现代意义，而且，新文学里常常遭到解构的家也是现代人救治孤独、摆脱现代病症的良方。由于传统的家是个性解放的羁绊，除非患有现代孤独症，除非对传统持宽容立场，否则，它不可能担当反叛现代的责任，因为审美现代性仍着眼于人的解放。海派作家里不乏孤独的现代人，如张爱玲、穆时英、徐讠于等，他们也是包容传统的人，所以，家既可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场域，也可以是关怀现代人的暖窝。可见，这种现代性立足于本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一种有价值范型。
注释：
【1】黄曼君：《世纪相伴话沧桑》，《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27页。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3页。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31页。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5】张爱玲：《流言》，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7页。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8】黄曼君：《世纪相伴话沧桑》，《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29页。
【9】杨匡汉：《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70页。
【10】鲁迅著，周楠本编注：《鲁迅集》（杂文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11】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0页。
【12】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3】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4】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6】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17】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8】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9】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20】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0页。
【2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22】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23】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05页。
【24】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页。
【25】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460页。
【26】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7】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5页。
【28】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页。
【29】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6页。
【30】《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31】《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
【32】盛义：《中国婚俗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33】《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34】班固：《白虎通德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35】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
【36】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3页。
【37】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1页。
【38】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1页。
【39】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
【40】《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41】盛义：《中国婚俗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42】李晖：《江淮民间的生殖崇拜，思想战线》，1988年第5期，第53页。
【43】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44】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5】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
【46】詹·弗雷泽：《金枝精要》，刘魁立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7】郑振铎：《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48】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49】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50】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51】寇鹏程：《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6页。
【52】寇鹏程：《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0页。
【53】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1页。
【54】寇鹏程：《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页。
【5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6】张光芒：《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第96页。
【5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5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59】冯晓燕：《周作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青海师专学报》2007年第4期，第26页。
【60】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载《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61】邵洵美：《色彩与旗帜》，载《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62】邵洵美：《不朽的故事》，载《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6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6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6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66】徐讠于：《文学家的脸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67】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8】寇鹏程：《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路：历史与现实的境遇，思想战线》2008年第5期，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