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
慕尼黑协议并没有带来张伯伦之流所叫嚷的“千年和平”。正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沉迷于和平的幻觉、麻木不仁地轻歌曼舞时，纳粹德国却调兵东进，向波兰开刀。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纳粹德国出动大批陆、空军兵力，分三路突然袭击波兰。9月2日，达拉第明确宣布，法国准备通过“平心静气的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在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法国被迫于9月3日下午5时向德国宣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全国上下群情激昂的话，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初期的法国士气异常低落。而且，举国上下很难理解进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必要性。其中，绝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从根本上说，右派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不愿同纳粹德国打仗。他们赞美希特勒的富有效率的极权统治，并同他一起蔑视腐败无能的民主制度。早在大战爆发前夕，已从社会主义者蜕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马塞尔·戴阿就在《劳动报》（Tra Vail）上以《为什么要为但泽而死？》为题发表社论，并称主张为但泽去死的法国人是“傻瓜”。当大战爆发之际，颇有文学才华、但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青年作家、《我无所不在》报的著名撰稿人吕西安·勒巴泰（Lucie N Rebatet）【17】则更是这样写道：“战争已被最可憎的犹太人和蛊惑人心的政权中那些最可憎的小丑们发动起来了……现在再次要我们去拯救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比1914年的那一个（共和国）更坏……不，我丝毫不仇恨希特勒，但我痛恨所有那些导致希特勒胜利的法国政治家。”【18】与此同时，有相当多的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认为，纳粹德国是此时欧洲唯一能够抵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扩张”的力量，或曰最后一道“防线”。
而左派知识分子尽管鄙视甚至厌恶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却也不愿同德国打仗，不愿同任何其他国家打仗。因为他们热衷于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从一战结束以来在公立学校里培养起来的一种深刻的信仰，它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都是对人类及其财富和道德的毫无意义的破坏与毁灭，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这种绝对的和平主义的突出代表无疑首推阿兰。如前所述，阿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奔赴前线作战，由此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而经他指导于1913年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54名学生中，竟有28人在一战中阵亡，这一悲剧更使他对一切战争深恶痛绝。由此，阿兰在大战结束之后，始终致力于各种和平主义运动，包括积极支持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9】的法德和解政策。毋庸讳言，阿兰在30年代的反法西斯运动中也相当活跃。然而，在他看来，和平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反国外的法西斯主义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矛盾。故此，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纳粹德国，为了不让希特勒有发动战争的口实，阿兰往往把反法西斯的重点放在国内的法西斯上。例如，1935年7月11日，他在即将向在巴黎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发表演说时，曾向一位社会党报刊的记者明确表示，应当在演说中少谈谈外部法西斯的威胁，多谈谈内部法西斯的威胁。【20】显然，以阿兰及其追随者所代表的这种“和平主义”极大地削弱了此期法国反法西斯运动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使这一运动在反对纳粹德国之类的外部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活动方面表现乏力。
1939年9月初交战双方互相宣战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奇怪的战争”。由于英法对德“宣而不战”，从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9日，西线几乎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军事行动。故此，西方报刊当时的相关报道几乎天天都是“西线无战事”。长期的“奇怪的战争”使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法国人普遍感到，和平随时都有可能实现。防守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法国士兵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为此，政府和军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军营建立娱乐中心，派剧团演出，放映电影，安排军人休假，还由总理为这些部队分发了一万个足球。官兵们在前线跳舞、踢球、打扑克、晒日光浴，借此打发时光。
此时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中值得注意的事是，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法共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奉行与纳粹德国亲善的策略，使法共受到了政府的严厉打击，被迫转入了地下。与此同时，许多法共知识分子对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约及法共对纳粹德国亲善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如保尔·朗之万曾私下里对其亲友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当时大多数法共知识分子对本党在对德政策方面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么，也有一批法共知识分子则选择了与法共的决裂。后一类法共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保尔·尼赞（PauLNizan）【21】。尼赞是一位毕业于巴黎高师的颇具才华的青年作家。他曾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锐利的笔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断言剥削制度正在崩溃。在其写信给法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表示与法共决裂前，尼赞还担任着法共主办的《今晚报》国际事务栏目的负责人。在尼赞等原法共知识分子宣布脱党后，已从自己正在服役的部队“脱逃”至苏联的法共领导人多列士曾于1940年3月21日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撰文《钉在耻辱柱上的叛徒》，指责退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是“机会主义者”、“野心家”、“败类”。更有甚者，他还在文中痛斥尼赞是“怯懦而卑鄙的警察局的耳目”。战后初期，为了给其共同的同窗好友洗刷污名，萨特与雷蒙·阿隆曾在1947年3月给法共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法共，尤其是法共的大作家阿拉贡指控尼赞是叛徒提出抗议：“人们闭口不谈尼赞，他是同代人中最有天分的作家之一，1940年被德国人杀害。谁也不敢谈论他，仿佛想把他第二次埋葬。然而，在政界，某些人悄悄说他是个叛徒。阿拉贡向我们当中的一个说尼赞向内政部提供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而据我们所知，共产党人不能责备尼赞在1939年德苏签订协议时脱党。对这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纯政治事务，我们无意作出评价。但当有人拿不出证据却指控他告密时，我们不能忘记他是位作家，在斗争中牺牲了，维护他的名声是我们作家的义务。”【22】尽管如此，路易·阿拉贡在其创作于1946-1951年的六卷本长篇小说《共产党人》中，仍通过一个名叫帕特里斯·奥尔费拉（Patrice Orfilat）的人物，把尼赞丑化为是一个打入法共知识分子中的警察局的密探。不过，到了60年代，法共显然取消了这一说法，其证据是，在60年代新出的《共产党人》修订版中，奥尔费拉这一人物“消失了”。
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起的全面进攻，标志着“奇怪的战争”的结束，同时也敲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在德国军队凌厉的攻势下，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岌岌可危。电台每小时都在播出糟糕之极的消息，如政府撤离巴黎，迁往图尔和波尔多；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从背后捅上一刀”……人们惊慌失措，草木皆兵。掉队的军官们在溃退中一边抱怨政客们是卖国贼，一边寻找自己的部队。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徒步或坐着小车逃向南方。巴黎的奥尔良门和意大利门出口处被不顾一切向外逃亡的巴黎市民挤得水泄不通。大批逃难者壅塞在公路上。人们用上了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婴儿车、小手推车、小贩货车、拖车、马匹和驴子，甚至连柩车与垃圾车也被拿来派用场。有些妇女为了搞到汽油，不惜在路旁出卖色相。有时一杯普普通通的水竟被卖到十个法郎的高价。有组织的劫持者大量出现，而且他们在需要时故意制造恐慌。总之，1940年5月、6月的逃难，像“一阵狂风刮向了法国”，使得从巴黎到中部地区的法国变成了漂泊的游牧民族的巨大营地。【23】
正如法国学者阿泽马、维诺克在其名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所指出的那样，大逃难的恐慌浪潮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也打下了停战的精神基础。在这批失去平衡和赖以生存的支柱，过着颠沛流离生活和遭受物质与精神痛苦的男女和儿童中，逃难促成了自弃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使一些人几乎带着宽慰的心情赞成停战，而原先他们内心却对此感到可耻。6月16日，在节节败退、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主战的保尔·雷诺总理被主张停战议和的年迈的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24】元帅所取代。次日中午，贝当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必须停止战斗”，“体面地寻求结束军事行动的方法”。6月20日，贝当政府正式向德国停战投降。第二天，双方代表在贡比涅森林的小车站雷通德开始谈判。谈判的会场在德方的精心安排下，就设在1918年11月11日签订法德停战协定的福煦（Foch）元帅当年乘坐的专列的车厢内。6月22日，法德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它标志着多年来称雄欧陆，并号称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就惨败在了纳粹德国的手里。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法国被分成了“占领区”与“自由区”，前者由纳粹德国的军队凭借刺刀直接进行统治，后者名义上由贝当政府统治，实际上却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6月29日，贝当政府被迫撤离划入德国占领区的波尔多（Bordeaux），迁往克莱蒙菲朗（Clermont-Ferrand）。7月1日又迁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Vichy），将这座原先只有25000人口的小城作为首都。由此，贝当统治下的法国被称为维希法国。7月1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最终敲响。议会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赋予贝当以全权起草新宪法。贝当从7月11日起连续颁布了三个制宪法令，使存在了70年的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在彻底埋葬了议会制度之后，贝当以个人专政取而代之。大权独揽的贝当对内打出了“民族革命”的旗号，宣称要“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对外则实行法德合作的政策。在其统治维希法国期间，贝当得到了以莫拉斯为代表的一大批法国右翼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如前所述，以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自其在19世纪末初露端倪起，即从保皇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如果说，当一战到来的时候，“法兰西行动”的知识分子们出于对德国人的旧恨，出于一种由他们所大肆渲染的民族沙文主义重新点燃起来的爱国主义，他们暂时还能将其对共和国的仇恨撇开，鼓动民众保卫祖国。那么，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当法国面临着来自同一个国家的新的威胁时，“法兰西行动”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认为这个“由一帮极不正派的骗子控制的共和国”是不值得保卫的，即使是从宿敌德国人手中救助它也是不值得的。相反，此时的他们倒是更愿意为共和国最终的崩溃落井下石。
大战前夕，确切地说是在1939年6月8日，三年前曾因煽动其追随者在大街上对勃鲁姆公开施暴而被判监禁的莫拉斯，引人瞩目地被法兰西学院正式接纳为“四十名不朽者”之一。在法国，跻身“四十名不朽者”之列，无论是对于作家、政客还是将军都是其个人名望达到顶峰的标志。莫拉斯的当选，无疑为在法国右翼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莫拉斯主义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使他们的气焰更为嚣张。维希政权的上台，尤其是“新秩序”的建立和“民族革命”的推行，则使莫拉斯等一贯仇恨共和制的右翼知识分子更感振奋。由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紧紧地绑在维希政权的战车上。莫拉斯等人在此时期的许多言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莫拉斯在1941年2月9日《小马赛人报》（Le Petite Marseillais）上对贝当这位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仁肉麻地恭维道：“元帅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其非凡的政治艺术。人们对他抱有那么多希望，人们可以而且应当等待一切。在这个合乎情理的期待中，元帅已懂得增加某些东西。今后不再缺少什么。”【25】
更有甚者，莫拉斯凭借自己在法国右翼知识分子中的威望，特别是通过其已经成为贝当亲信的追随者，如起草制宪法令的拉法埃尔·阿利贝尔（Rapha？Lalibert）【26】与负责青年问题的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27】等人的实践，使已经根据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做了修正的莫拉斯主义成为维希法国重要的精神支柱，以至于维希政权官方的吹鼓手、《墨索里尼传》的作者勒内·本雅曼（René Benjamin）【28】公然宣称：“法兰西拥有两位伟人：菲利普·贝当与夏尔·莫拉斯。前者象征着行动的力量，后者象征着思想的力量。”【29】与此同时，不少追随莫拉斯的文人还相继担任了维希法国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成为“新秩序”的卫道士。如法兰西学院教授、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Bernard Fay）【30】在从事美国史研究之余，还积极从事对所谓的共济会阴谋的研究，充当了这方面的重要理论家。他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后，就以反对共济会等秘密社团为目标，筹建了有关的博物馆、杂志与文献资料中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法国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即从二三十年代时较多地欣赏和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变为此时更多地欣赏和仿效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罗贝尔·布拉齐拉克、吕西安·勒巴泰、德里厄·拉罗歇尔、加斯东·贝热里（GastoNBergery）【31】与马塞尔·戴阿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与战争前夕被达拉第政府驱逐出境、此时已以德国驻法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的奥托·阿贝茨打得火热，鼓吹法德合作与法德友谊。这些人原来多为莫拉斯的追随者，在战争爆发前夕即已对莫拉斯的君主主义和敌视德国的态度感到不满，但是，在当时，面对莫拉斯巨大的“精神威望”，他们尚不敢与“法兰西行动”的正统观念公开唱反调。法国的溃败与德国的占领，使他们终于有了胆量同“法兰西行动”的主流派最终决裂。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莫拉斯的智力权威使那些没有完全解放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总是感到局促不安”，从而阻止了许多勇敢的行动，由此，“法兰西行动”已成了“法兰西不行动”。他们当中的重要代表勒巴泰还在《瓦砾》一书中，对其原先的崇拜偶像——莫拉斯作了这样的描述：“莫拉斯是个天主教徒，却无信仰、不领圣事，也不信教皇；是个恐怖分子，却非杀人凶手；是个王党分子，却被他所支持的王位觊觎者否认；归根到底，他本来只是个患意志缺乏症的华而不实的幻想家。”【32】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对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尤其是对所谓强大的国家、一党专政、领袖崇拜等推崇备至。如作家雅克·沙尔多纳（Jacques Chardonne）【33】在用其作品美化法德关系之余，竟然宣称：“德国给我们带来了答案。”【34】又如，菲利普·昂里奥（Philipe Henriot）【35】在执掌维希法国的宣传大权之后，使维希法国的电台、报刊和街头充彻亲德的言辞。而作为劳工部长的戴阿，则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德国人在法国强征劳工。
此外，在德国占领军和维希政权的支持下，法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再次掀起了反犹排犹的恶浪。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著名作家塞利纳（Céline）【36】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塞利纳原名路易-费迪南·德图什（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原希望他长大以后以经商为业，故在他13岁时就送其到国外学习英语、法语。可是，一战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战后，在大战中应召入伍且右臂负伤的塞利纳选择了行医的生涯。他在行医时经常接触病人，心理上受到压力，产生病态和幻觉，因而愤世嫉俗，似乎对整个人类怀恨在心。同时，行医的旅程也使他足迹遍布欧美大陆和部分非洲国家，使他获得了丰富的阅历。1932年，他的处女作《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Voyageau bouTde lAnuit）问世，轰动一时。尽管读者对小说毁誉不一，一些人甚至责骂这部小说仇恨人类，无视一切信条，语言下流粗俗。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写出了人类处境的真实，是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不得不提到的一部作品。而他在1936年出版的《延迟归天的死亡》（Mor Tà Crédit，一译《死有余辜》）则再次震动了法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舆论。早在大战爆发之前，塞利纳即已在自己的许多小说或政论文中表现出对犹太人的蔑视与厌恶，并公开宣称，“我不愿为希特勒打仗，但是，我也不愿为犹太人与希特勒打仗……人家拼命对我胡说八道，枉费口舌，正是犹太人，也只有他们，迫使我们拿起机枪……希特勒不喜欢犹太人，我也不喜欢。”【37】法国战败后，循着《屠杀前的琐事》（Bagatelles pour uNmassacre，1937）、《死尸学校》（L'école des cadaVres，1939）的创作思路，他在1941年又抛出了《漂亮的床单》（Les Beaux Draps），在作品中进一步表现出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强烈的排犹倾向。他还经常出席犹太人问题研究院组织的会议，甚至对在贝利茨宫举行的大型反犹展览《反对法国的犹太人》没有收入他的作品提出了抗议。从1941年至1944年，他还在《我无所不在》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反犹排犹，为此期法国反犹排犹的恶浪推波助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