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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蒋介石的抗战、妥协和反共(8)

第三节 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一、对日正式宣战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蒋介石于当日晨4时接董显光电话,谓日寇于今晨1时,轰炸檀香山珍珠港。旋又接香港、菲律宾被炸之报告。蒋遂由黄山回至重庆,参加中央常会,决定方针。下午约见各国驻华大使谈话,晚上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时,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9日下午7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又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国民政府的宣战训令由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等签名。蒋介石说:“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大者远者着想。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同一天,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

10日,蒋介石发表《为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勖勉全国军民同胞函》。蒋介石在函中说:“日寇怙恶罔悛,多行不义,今竟以卑劣险诈之伎俩,策应欧洲轴心国家,实行其三国同盟联合侵略之行动。且以‘九一八’奇袭我沈阳之故智,突袭我英美各友邦,掀起太平洋之战祸,演成世界人类空前未有之浩劫。我国民政府为申张国际正义,保持人类文明,已对日本正式宣战,并对德意两国宣战,宣告中外,谅已周知。”“惟今日以前,吾人之牺牲奋斗,在于扫除侵入国境之日寇,而今以后,且将与英美苏联以及世界上爱好正义和平之各友邦,共同一致,并肩作战,以彻底消灭人类之蟊贼,共奠世界永久之和平,我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及秉承三民主义以自救救世之中华民族,自兹更须负起空前重大之使命。”“吾全国同胞自今伊始,更须紧张严肃、重视责任之所在,各竭其能,各尽其责,不辞一切艰苦,不惜任何牺牲,绝对扫除苟安自私之心理,共作最大最后之奋斗,吾海外侨胞同为黄炎胄裔,应尽其赤诚,奋其伟力,各就其所在地区,贡献所有力量,协助友邦,消灭共同之公敌,造成祖国之荣誉。”

11日,蒋介石又发表《为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勖勉海外侨胞函》。蒋介石在函中说:“今者侵略狂焰已弥漫于全球,国际反侵略国家与侵略暴力,分野鲜明,势不两立,反侵略各友邦之立场与利益,已结为一体而不可分。友邦之敌人,即吾人之敌人,友邦之成败,即吾人之成败。”

16日,罗斯福主张采取迅速行动。23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关于东亚的联合军事会议在中国的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作战迈出了第一步。在会前,蒋介石评论太平洋战局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此必对美殊觉恻歉。及今思之,日之攻美,早具决心。观其行动之速,是其早有充分准备。即使美对倭提出临时妥协办法,牺牲我中国时,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于我国之反对,而美乃提强硬原则,更不失为大国之风,而保全其立国之荣誉。然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1942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有美、中、英、苏领衔的二十六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

1月2日,蒋介石因罗斯福的提议,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这一天,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接受联合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电文说:“奉来电,承嘱担任联合国现在与将来在中国战区以及越南、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可能到达区域一切军队最高统帅之责,深知此项任务,对有关各国及其人民与我中国本身所负责任之重大,就个人能力与资历言,实不敢贸然应命,然念此统帅部成立之后,足使中国战区中联合国间统一其战略,促进其全盘作战之功效,既经阁下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此建议,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盖诸国军队为共同需要而做有效之合作,实为目前超越一切之急务,幸恃阁下之发动与努力,使此目的与方法的统一,已近成功之境;鄙人不敏,自当为诸联合国之共同利益而奋斗。所可喜者,诸联合国今已着手联合其国内资力、交通,以及在各战线之战斗部队矣。此种正在发展中之统一倾向,为全部中国民众所一致拥护者也,今遵尊嘱,竭诚欢迎美、英代表之立即派定,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至苏联代表问题,当俟该参谋部成立开始工作后,再加考量,建议与印度英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交换联系一节,俟中国战区统帅部及其参谋部成立后,当可立即实行。此后发展每一阶段皆盼赐示卓见也。”

蒋介石在元月份的《反省录》上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关于中国战区的设立是华盛顿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最初计划的战区范围是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最后决定将缅甸北部划入南太平洋战区,后又划入东南亚战区,其统帅与中国战区统帅地位不同,东南亚战区统帅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管制,中国战区统帅的权责是独立的。

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统帅后,致电宋子文(当时宋作为中国代表在华盛顿参加《联合国共同宣言》签字)请罗斯福指定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来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月14日,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月29日,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的任命。2月11日,史迪威飞往印度转来中国,3月3日在缅甸腊戍见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印度访问后又飞往缅甸腊戍视察),5日史迪威同蒋介石一道到重庆。自从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从组织上说,中国的抗战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织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英、美军队的作战。

蒋介石承认:罗斯福“实际上已大部分执行盟国作战统一指挥之职权,此实为我盟邦最大之佳音”。他表示:“吾人须尽力在中国的战场上消耗日本,同时并在海上阻止其在太平洋立足,与利用南洋资源之机会,藉此粉碎其与德国呼应之企图。”蒋介石还向罗斯福建议:“我联邦必须从速确立统一之战略,与成立统一指挥之具体组织。”蒋介石还将他的《对世界战略意见书》转告罗斯福。蒋介石提议:“(1)在发动攻势以前有应注意者二点:①凡有受敌攻击可能性之目标,应加强其防御工事。②应继续进行消耗敌人力量之工作,俾阻其开发新占领之资源及建设进攻及防守之新根据地……(2)欲支援中国作继续有效之抗战,立即大规模增加空中转运之运输量,实有绝对之必要……(3)向缅甸、泰国、越南发动攻势,如何与从澳洲发动之攻势配合行动,应立即拟具计划,中国军队如能取得适当之空军支援,完全准备贡献其一切……(4)凡上所述,皆有即速完成之时间性……之所以必须立即行动之理由,一方面因我方资源与军民人力之日见疲惫,一方面更因不能坐视敌人整理与开发其收获所蕴藏之危机。”

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与西安军事会议

在第二期的第三阶段,在缅甸战场上有缅甸战役;在北战场上有苏北淮东战斗、太行山区的先后四次战斗、豫中会战;在中战场上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及豫西鄂北会战;在南战场上有第二次惠搏战斗、雷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反攻腾龙之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境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桂柳反攻及追击及反攻广州作战。这一阶段主要的战斗有十一次,即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远东军入缅战斗、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牵制国民政府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纠集三个半师团七万多兵力对长沙作第三次进犯。蒋介石在12月19日明确提出:“敌在湘北集中兵力,此为其牵制我援港作用必然之举也。”26日,蒋介石认为:“敌军在湘北进攻,应加注意,彼此后若要保守南洋各地,则打通粤汉路为其战略所必取之举也。”

12月17日至23日,在日军忙于调集兵力期间,薛岳频频致电蒋介石,报告日军每日的动态。12月24日,日军分八路渡过新墙河南犯,来势凶猛。是时在新墙河南岸守备之国民政府军队,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杨军本着逐次抵抗之目的,予敌相当打击后,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向关王桥东南地区转移,协同由平江方面到达杨林街及其以南地区的孙渡第五十八军,向西侧击南下之日军。日军以一部掩护侧背,主力仍冒险南犯。27日,日军在归义、长乐街强渡汨罗江,与国民政府守军发生激战。29日,由铁道正面南犯之日军,窜至新开市大娘桥地区。国民政府军队按预定计划,以一部在正面逐次抵抗,主力分别向长乐街金井东侧地区,及铁道以西地区转移,准备围击南犯之敌。

12月30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表示誓死保卫长沙,坚决消灭来犯之日军。薛岳说:“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1)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2)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事务。(3)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以上三事谨电,鉴核备案。”蒋介石在1942年1月4日复电薛岳说:“兄能具此决心,督励所部,良堪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12月30日,蒋介石急电薛岳,就日军的企图,电示机宜:“一、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二、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

12月31日,日军各路先头部队窜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以一部向浏阳河畔之金潭渡、仙人市推进,其主力则向右旋回对长沙外围攻击。当时蒋介石认为:“敌寇在湘北发动攻势,且月杪已逼近长沙,如能照余在南岳指示者切实遵行,则此次或可予敌以大打击也。”

1942年1月1日起,日军向长沙猛扑,国民政府守城部队李玉堂第十军按预定计划沉着应战。1月1日,薛岳急电蒋介石说:“敌已进入我长沙附近预定包围圈内。除严督各部围歼外,恳速令七四军推进至株洲、渌口,为战略预备队,归职指挥,以为追击军。”蒋介石于当日复电薛岳,说:“第七四军除一八师留衡阳整训外,该军主力已饬开衡山、渌口、株洲,归贵战区指挥,为战略预备队。特电知照。”同日,蒋介石又电告第七十四军长王耀武说:“该军除第一八师留衡阳整训外,主力应即开衡山、渌口、株洲,归九战区指挥,为战区预备队。除分令薛长官外,特电遵照,具报为要。”

1月2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及各位师长,并转全体官兵,鼓励他们坚守阵地,奋勇杀敌。蒋介石说:“我第十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长沙守军第十军在岳麓山炮兵适时的火力支援下,鏖战四天,予日军以重创,阵地屹然不动。日军攻势顿挫。在中日双方于长沙城郊激战期间,蒋介石于1月3日密电薛岳,令其速派部围击日军,并预拟追击计划。电文说:“(1)该战区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2)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并即令孔荷宠部配合游击队,迅速向武昌挺进袭击。(3)如敌突围北窜,应以第七三军由长沙下游渡江,另以一部由金井附近分向汨罗江北岸超越追击,封锁汨罗江各渡口,阻止敌人退却,主力向敌跟踪猛烈追击。同时以有力一部向岳阳挺进,乘虚袭取之。(4)向敌追击时,第十军仍应守备长沙。仰即遵照实施,并预拟追击计划,应机实行为要。(5)已令第五战区以有力部队向汉口袭击。”同日,蒋介石又致电薛岳、杨森等前线将领,说:“(1)此次湘北会战,特应注意下级干部及士兵之战功,随时予以奖赏,并呈报本会备查。(2)新墙河以南及汨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民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以上两项,仰切实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1月4日,国民政府军按照原定计划,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以死伤惨重,后路断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乃于4日晚突围北窜,沿途均遭国民政府部队的截击,行动甚为困难。日军乃急调鄂南之第九旅团南下策应脱逃之部,又遭国民政府军队阻击而几乎全部歼灭。1月6日,蒋介石致电杨森等前线将领,令他们严密追击残敌,迨者必罚:“此次长沙会战,举世瞩目,现敌主力已被我击破,残部现由捞刀河纷纷向北溃退中,我军欲期获得完全胜利与空前歼灭战果,全视各军能否施行果敢勇猛之包围与截击。仰严督所部,不惜任何牺牲,发扬最高度攻击精神,努力围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之战绩。倘有堵截不力,纵敌逃逸,定予严办。仰即知照并转饬遵照为要。”

日军在国民政府各军的尾击、侧击、截击和超越追击的打击下,拼命逃窜。13日,日军残部由长乐街、新开市各处渡过汨罗江。至15日晚,新塘河以南日军残部即告肃清,恢复战前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始告结束。

1月17日,罗卓英致电蒋介石说:“查第三次长沙大捷,实为第三次南岳会议之首次收获,钧座精诚之感召,战略之指示,与长官周密之部署,严肃之纪律,加以各军将士忠勇效命,故能痛歼敌寇,迅奏肤功,追维战绩,信念益坚,除最勉各军秉承钧座训示,继续努力,及时整训,争取更大胜利外,谨报。”

1月17日,蒋介石急电薛岳,令其速查报敌我伤亡等情况。蒋介石说:“(1)第三次长沙会战所有各部队及官兵战绩,希速确实查明,呈会以凭奖叙。(2)敌我伤亡概数及俘虏、俘获战利品等,希即查报。上二项统计限于哿日前呈到会为要。”

此次会战,总计击毙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名,俘虏一百三十九名,缴获马两百七十匹,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机枪一百一十五挺,炮十一门,手枪二十余支,掷弹筒二十余具,无线电机九架,等等。【108】

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蒋介石也十分得意地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第三次长沙会战过去了半年多时间,1942年9月6日至10日,蒋介石在西安召开了长江以北各战区长官和高级将领会议。6日,蒋介石作了开幕词,提出了这次会议的主要意义,在使大家明了抗战现阶段环境与敌我两方的特点。蒋介石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估计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认为:“自去年12月8日敌人向英美宣战以后,差不多占领了整个的西南太平洋,得了粮食、橡皮、煤油,以及其他重要矿产等各种原料,并且占领了广大的土地与海面,但详细加以研究分析之后,它所占领的土地与资源,如不经过三年或五年的经营,是不能整个利用的。敌人要确保所占领的土地,必须维持它海上交通的绝对安全,但是敌人的海军,远不足以与英美海军长期较量,而敌人的运输力亦远不足以维持现在海上的交通线。如此,敌人在海上既有英美强大的海军,在陆上复有我中国坚强的陆军来和他周旋,还有苏联始终压在他的头上,我以为敌人无论它占领多少土地,争取多少物资,一定无法持久的,而且他今后的失败,一定是很快的。美国对日本的力量,截至目前,实在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使用;而我们中国的人力物力和地利,也还保留着十分之七八没有使用出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相比,尤其是我们同盟各国陆海空军对抗敌寇的联合力量和敌人相比,敌人的力量实在相差太远了。因此,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看来,我们当然是更有把握,抗战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他还十分自信地说:“我们今天抗战的问题,已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如何加紧促成最后胜利之实现的问题。”

西安军事会议开始后,连续三天,蒋介石听取了汇报,正如蒋介石说的:“这几天在西安军事会议席上,又听到各位的报告,更知道前方许多实际的情况,得益实在非勘,这对于我们目前整军和反攻的各种计划之决定皆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明了我们在前方官兵的困难与苦痛,心中更觉悬念不安,兹特慰劳我各战区将士袍泽以表积愫。”

9日、10日两天,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三次讲评和一次讲话。第一,蒋介石把会上所汇报的内容归纳为四个问题加以评述。一是“逃兵问题”,详细地分析了逃兵的原因、责任之所在、解决之方法;二是“兵役问题”,提出了“务求彻底铲除一切弊病”的意见与“治标方法”;三是“军粮问题”,看到了军粮发生困难的原因所在是人为的,提出了补助军粮的解决办法;四是“一般事项”,如不收编伪军、整顿游击队,等等。第二,蒋介石提出了军队编制的问题,认为“现代战争的胜败,其决定的因素甚多,而其军队编制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它作战的成败尤为重大”;还说明了以军为战略单位的根据。第三,蒋介石分析了敌人的优点与弱点和我军的军风军纪问题,同时提出我军的教育与训练问题。第四,蒋介石就敌军两个严重问题提出我军的对策,即敌军在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及我军的对策,敌军以少数监督用多数伪军接防及我军的对策。10日,蒋介石在会上致闭幕词,又谈了关于现阶段抗战所必取的方略和战术以及统一战术思想等事项。

三、与史迪威相处

史迪威是蒋介石请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当时(1942年1月),蒋介石电示宋子文,请罗斯福指定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来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要求这个人“不必是个远东问题专家,相反,对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军队情况十分了解的军界人士,如果他们还是按照老观点看待目前的国民军,那是不利指挥作战的”。美国人评论说:“蒋介石的电报的含义是很明显的。他希望给他派一位顺从但在国内有很高地位和很大影响的人,不希望给他派一位卓有见识以致会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批评的人。”【109】1月29日,美国陆军部根据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推荐,发表了史迪威担任此职的消息。

史迪威受命后,忙于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凑集参谋班子,拟写申领清单,长时间与宋子文(宋是1941年12月23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和中国国际物资供应小组人员交谈。2月13日,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离开了美国,经过加勒比海到南美洲,越过大西洋到非洲,北上抵开罗。然后向东经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湾,于25日到达印度的新德里。当时战争形势是:“如果德军突破中东,日军突破印度,德日军队会师的可怕景象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缅甸成了至关重要的地方。”在史迪威到达印度之前,蒋介石为了联合印度共同抗日,访问了印度。3月3日,史迪威等人踏上了他们旅途的最后一段,离开加尔各答前往重庆。途中在腊戍,史迪威住在“传教士建造的,专供外国人聚会的‘酒馆’大饭店里”【110】。此时,蒋介石也住在这里。蒋介石是专为指挥缅甸战役而来的。蒋介石接见了史迪威。史迪威在腊戍还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商震(当时任总参谋部外事局局长,负责和盟国的联络工作,据说是当时中国惟一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高级将领)。紧接着,史迪威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在昆明见了陈纳德,谈了关于把美国航空志愿队编入空军部队的问题。然后他飞达重庆,住进了拉铁摩尔曾住过的宋子文建造的一座西式房子里。

蒋介石要史迪威在中国干些什么?

首先,“授权”史迪威指挥缅甸战役。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带着指挥权问题上的‘巨大精神负担’去向蒋介石报到”。几天后,蒋介石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史迪威,并讨论了缅甸战役问题。史迪威认为,发动攻势能够拯救缅甸,而且能使中国人恢复自信心。11日,蒋介石向史迪威保证说:“今天早上,我已下了命令,要第五军和第六军听你指挥。”他还说已经告诉那两个军的军长杜聿明和甘丽初以及总参谋部林蔚“绝对服从你的命令”。于是,史迪威就到了缅甸。结果这两个军无动于衷。17日,史迪威又返回重庆说服蒋介石派出中国部队。这样,使战机失去。史迪威说:“仅说服委员长派出军队就耽搁了那么多时间,以至我们本来可以在缅甸得到的机会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史迪威不仅受杜聿明、林蔚的牵制,连军需署署长也不全听他的。宋美龄写信给史迪威,转达蒋介石的“希望”:“他希望再次向你强调应该实施‘纵深配合战术’。”有一天,史迪威竟收到了三封信,【111】其中主意几经变化。史迪威感叹地说:“主啊,被绳索拴着的指挥官,其精神负担该有多重啊!”于是,史迪威又到了重庆同蒋介石会谈。4月1日,蒋介石和史迪威一起回到缅甸。“英国人用标准的礼仪欢迎委员长夫妇,缅甸步兵队吹奏起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次日,他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要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并说‘我【112】完全有权提升、任免和惩处中国远征军的任何军官(上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调门’。史迪威同蒋委员长夫妇手挽着手,满面笑容地合影,以供报界发表。”【113】当蒋介石离开缅甸时,宋美龄给史迪威留下一罐果酱和一封信,信中说:罐中的食品代表着生活的甘和苦。她向史迪威保证:“我支持你……我在线的另一端……你前面摆着一项男人的事业,而你是一个男子汉,我要补充说,你是一名多么出色的男子汉啊!”最终,缅甸战役还是盟军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日军的空军优势最有破坏力”、“日军的主动精神”,有“英国人早已把缅甸勾销了”,当然也有“愚蠢的毫无生气的指挥”、蒋介石的“插手”。4月16日,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很快会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败北。”5月24日,史迪威对一群记者说:“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6月3日,史迪威到重庆,蒋介石并不因为缅甸战役的失败而冷淡史迪威,还是非常热诚地接待了他。蒋介石还邀请他到黄山过周末,史迪威把缅甸战役的“全部”事实告诉了蒋介石。史迪威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些人(史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信中说“很多中国高级的指挥官应该枪毙”,建议枪决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和两名师长、一名团长),提出整编军队。

其次,指使史迪威去争取美援。

缅甸失陷后,1942年5月25日,蒋介石向美国警告说,除非中国亲眼看见了盟国援助,否则“他对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抗战会彻底崩溃”。事先,在23日,宋美龄已经写信给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还说蒋介石也是“第一次”感到悲观。于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就要史迪威去争取美援。蒋介石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就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具体要求是:提供一支有五百架战斗机的空军部队和通过驼峰航线保证这支部队得到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装备。当美国认为无法兑现时,蒋介石十分恼火地认为:“身为参谋长的史迪威这样做简直是玩忽职守”,“一个外国人不能从自己的国家获得所需的物资,显然是没有向国内施加影响的结果”。对此,宋美龄也曾怒不可遏地说:“每次英国人吃败仗,都把中国人的装备拿去抵挡,如果总是这样,中国没必要再打下去了!”最后,她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说:“委员长要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过了三天,蒋介石正式提出要带有截止期限的“三项要求”:“(1)美国于八九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度,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2)自八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作战飞机要达五百架,而且以后需要一直保持在这个数目上;(3)自八月起,空运队每月保持五千吨之运输量。”蒋介石又说,如果这几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只好“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另作安排”。史迪威表示“非常愿意”将这些意见向美国政府报告,但宋美龄还要史迪威在这些意见上“附上他赞同的意见”。这时,史迪威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支持一个向他本国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这一下宋美龄就十分恼火,指责史迪威,还把秘书叫来,要记下史迪威的每一句话。史迪威当然不吃这一套,他向宋美龄解释了当时运输条件的不具备,她才明白了一点儿。后来,罗斯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答应在不远的将来给予解决。美国陆军部在史迪威的强烈要求下,赞成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提出交换条件。罗斯福不喜欢这样讨价还价,认为向一个被围困的盟国提出条件是不慷慨、不大方的举动。陆军部向总统建议在翌年发动缅甸战役和按照史迪威的提议,以中国参战和整编军队为条件,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不管怎么样,美国还是答应了蒋介石与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只是未同意美国派部队参战的内容。罗斯福于10月通知蒋介石,自1943年起,将派出一百架运输机,每月经驼峰航线空运五千吨物资,另外还将向中国战区调拨两百六十五架作战飞机,罗斯福没有提出什么“交换条件”,只是强调说要“改组军队”。同时,罗斯福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建议马歇尔把史迪威撤换,“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参谋总长马歇尔不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他认为:“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

第三,派史迪威指挥夺回缅甸的战役。

在缅甸失败的时候,史迪威已经在制订收复缅甸的战役计划了,因为他认为“缅甸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走廊”,他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后战场”。这一计划的要点是:“把中国部队运往印度,由美国训练和配备武器,使之成为收复缅甸的特遣部队”,“主力部队从印度发动进攻,其他中国部队从云南采取辅助行动”。中间经过几多周折。1943年12月20日,史迪威前往缅甸前线,他看到“只有他亲自出马,中国人才会发起进攻,这次战役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这次,史迪威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将在缅甸前线呆了七个月,中间只到德里和重庆作过一两天短暂旅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场夺回缅甸的战役。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代号为“首都”的作战计划规定:丫军【114】越过萨尔温江,在东面与敌人作战;英国第四军前进至钦敦江,在西南与日本人交战。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缅甸北部,防止日本人干扰史迪威部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史迪威部像一把尖刀直插缅北地区,作为开辟中印公路的先头部队。史迪威还得克服种种困难、阻挠与周折,例如缅甸战役正激烈进行的时候,丫军却按兵不动,连罗斯福都在敦促蒋介石立即行动。1944年5月17日,盟军部队夺取密支那机场,这是日本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正如有的书上评述:“这一仗是史迪威两年来屡遭挫折后取得第一个胜利,这对于他焦虑不安的心灵犹如甘露。”【115】蒋介石受到密支那之役的鼓舞,也加强了在缅甸的行动,6月16日攻下加迈。十天后,史迪威的部队和第七十七钦迪突击旅同时从南面发起进攻,攻占了孟拱。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一小块地区外,一直到伊洛瓦底江的整个北缅都处于盟军控制下。8月3日,经过了七十五天的围攻,盟军终于攻克了密支那。史迪威感叹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无忧无虑了,终于能享受几分钟的平静。”

这样一位出色的忠于中国抗战事业的将领,最后蒋介石为什么要逼走他呢?罗斯福曾对此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这完全是由于性格不合的缘故。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有过一些争吵’——哦,已好久了——前几天,争吵终于结束了。这不涉及政治,甚至未涉及中国的政治。这与战略与政策,与租借物资,或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与赫尔利、纳尔逊,与高斯的辞职,与‘所谓的共产党’都没有关系。这完全是‘个性问题’。”实际上,史迪威在中国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离华正是罗斯福说的“都没有关系”的问题所致。首先,史迪威的确看透了蒋介石,向他指出问题所在,催他采取行动并强迫他改革。史迪威说:“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我向他指出各种各样的弊病。我就军队的情况向他提出警告。我告诉过他,这一切应如何改正。这一切他都不予理睬,对他的军队的可悲状况视而不见,这是对他本人、他的军政部和总参谋部的严肃的起诉。”史迪威认为:“不除掉蒋介石,美国在中国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其次,史迪威的确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积极抗日的,应该支持他们,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的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史迪威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当时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大量的被蒋介石藏起来准备将来反共之用。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桂林以西两百英里处的独山周围的山里,发现了一个隐藏武器的山洞。洞内有二十多个仓库,每个仓库约有两百英尺长,洞内贮存的武器弹药有五万吨,其中有五十门崭新的野战炮和炮弹。最后,蒋介石在9月25日以备忘录一份送请赫尔利转电罗斯福:“今事实证明史迪威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余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任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事)因而停止……如果罗斯福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史迪威依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为之战斗过的中国。

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开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10月20日下午5时,史迪威由赫尔利(原美国陆军部长、时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陪同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史迪威回答很简练,他只请蒋介石记住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事先,蒋介石派人见史迪威,提出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史迪威婉言谢绝了。21日,史迪威离华,赫尔利、宋子文和何应钦到机场送行。蒋介石在这一天记的上周反省录上说:“史迪威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来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其机;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各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116】

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对史迪威的功绩的评价与蒋介石对他的评价大相径庭。卫立煌(丫军的司令)回忆说,政府为奖赏他“剿共”的胜利给了他四个县的税收。他说:“对于像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嗨,他们肯定至少会给十个县的。”有的国民政府将领给史迪威的信中说:“三年来你办成了不可能办到的事。”甚至有人认为:“许多伟人如果有意识的早死一点的话,他们就更伟大了,例如蒋介石就应该死在史迪威被召回美国之前。”这是一个含义多么深刻的历史假设,它恰恰高度地评价了史迪威的功绩,也指责了蒋介石的错误举动。

四、派宋美龄赴美求援

1942年中国的抗战处在僵持而又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利用这个时机,派宋美龄赴美求援。当时宋美龄因慢性荨麻疹复发,也急需治疗。于是,11月2日,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通过海底电报向霍普金斯要求拨一架专机给蒋介石夫人使用。据宋说,她病情严重,家人极力劝她到美国就医。宋说,如果这一次的飞行可以安排成功,中国政府想请欧文·拉铁摩尔陪她去,并说,蒋夫人一到美国就应立刻进医院,一切官方访问都要推延到她得到医疗之后。霍普金斯马上回电宋子文说,总统听到蒋夫人有病感到极大的不安,目前正在采取办法,以便马上腾出一架飞机把她从重庆接到纽约”。【117】霍普金斯把这件事转给马歇尔,马歇尔在11月5日告诉霍普金斯说:“有一架同温层客机将经过卡拉奇飞往中国成都,预定11月12日或以前到达,以便把蒋介石夫人接到我国。如果不受气候的干扰,飞机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大约是11月18日。蒋介石夫人在机上有一位医生和护士照顾。机上座位可以允许蒋介石等一共八个人同行。如有新的发展我将随时通知你。”【118】宋子文为这种迅速的安排向霍普金斯表示感谢,并说“蒋夫人将随带自己的医生和护士”。11月16日,蒋介石自重庆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此次内子之病,承蒙鼎力协助,得以提前赴美早日就医,私衷至为感谢,并得乘此访问阁下与贵夫人,代中亲致敬意,使中更觉无上愉快,一若与贵大总统及贵夫人晤聚一堂也,内子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意志之了解,并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者也。余深信内子此行更能增进余两人私交及扩展我两大民国之睦谊也。”

11月26日,宋美龄到了美国。美国驻华贺恩准将函告蒋介石说:“顷接华盛顿来电示知,尊夫人已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晨抵达佛罗里达州之West Palm Becan。当时宋子良与宋子安两先生均到机场欢迎,一行预定于当日下午前赴纽约。”

28日,宋美龄自纽约致电宋霭龄译转蒋介石说:“妹感(二十七日)由机场进入HARKNESS PAVILION医院。当时在机场由迎接的罗总统代表Harry Hopkins(霍普金斯)陪至医院。”

宋美龄到了美国后,马上开展了工作。

第一件事,她抱病急忙会见美国的一些头面人物。

她虽然患病在身,而且表过态,到美国“除了医疗和休息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宋子文给霍普金斯的电报中也说“蒋夫人一到美国就应立刻进医院,一切官方访问都要推延到她得到医疗之后”,但是为了赶快打开场面,宋美龄一到美国,就急于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会见霍普金斯,会见罗斯福总统。

到达纽约的第二天(28日),宋美龄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这个会见是由霍普金斯安排的。霍普金斯在27日的纪事中提及已安排宋美龄次晨在医院与罗斯福夫人会面。当时,宋美龄虽然身带重病,但依然衣着典雅、华丽,维持她平常最优美的仪态。宋美龄高雅的风度和谨慎适度的言谈,立刻赢得罗斯福夫人的欢心。事后,罗斯福夫人对人表示:“我很想帮她任何的忙,我要照顾她,就好像她是我的女儿一样。”这初次会见,交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宋美龄表白了这次赴美的目的,罗斯福夫人表示了美国对宋美龄的称赞。宋美龄说:“此次来美尽以私人看病,对美国政府并无任何要求。”罗斯福夫人对宋美龄说:“美国朝野人民异口同声对你极为仰慕,均认为你为世界女界中的第一人物,我与罗斯福总统亦素钦羡。”第二,对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表现的看法。宋美龄对此“不作表示”或只是询问。罗斯福夫人认为:“若无英国之一阶段抗战,美情况或较现在必差”,称赞丘吉尔为“英战时领袖”。第三,对战后世界大势的看法。罗斯福夫人认为“战后民族思想定布全球,任何一民族亦不甘受他人来制配”。第四,对印度的看法,罗斯福夫人认为“印度之困难尤为宗教及阶级”;宋美龄认为罗斯福夫人说的“固为其最大问题”,但英国“在中作祟,尤增其严重性”,又说:“在甘地及尼赫鲁未入狱前数日,我驻印交涉使来电报告,印已准备接受克利浦斯条件,惟只要求蒋介石与罗斯福作担保,但因甘禁事寝,蒋介石亦须未电罗斯福。”第五,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罗斯福夫人提出了“如何改变美人态度,而使美人感激中国抗战对美之贡献”的问题。宋美龄说:“中国之抗战乃为全人类而牺牲,今罗夫人既与余不谋而合,真亦称忠。”罗斯福夫人听后,“极为感动”,还亲了宋美龄的脸颊,表示希望能做宋美龄的“私人朋友”。这次会见达一个半小时,“所谈极洽”。会见的当天,宋美龄致电宋霭龄译转蒋介石,将这次交谈的内容全部报告了蒋介石。

12月4日,宋美龄第二次会见了罗斯福夫人。这次会见又交谈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战后妇女工作问题。她们认为“妇女界对世界建设工作定占有更重要地位,因妇女负有领导教育青年之责任”。第二,关于罗斯福有无必要同熊式辉“接谈”。宋美龄向罗斯福夫人提出,“熊式辉为日本军校毕业生,对日本问题颇有研究”,请罗斯福同熊“接谈”。第三,对苏联的看法。罗斯福夫人转告了罗斯福的看法:“苏联已无赤化全世界之野心。”就在这一天,宋美龄致电宋霭龄译转蒋介石,将这一次会见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

12月17日,宋美龄第三次会见了罗斯福夫人,交谈“甚洽”。

接着,12月23日,宋美龄会见了霍普金斯,“泛谈关于非洲战事及苏联战后之期望等问题”。24日,宋美龄致电宋霭龄译转蒋介石说:“昨日霍普金斯特由华盛顿飞纽约来见妹,当询以美国内政作谈话要旨,其可注意者如下:(1)妹询以美在非洲出征军械弹契约,彼云非洲联军人数约二十五万,其武器不较德军为劣,且罗总统对非洲事极抱乐观,据美参谋本部预计,定能在一月中将德军在非者完全驱逐或歼灭。妹又询欧洲第二战场何时开辟,霍普金斯云罗总统曾与斯大林多次电讯检讨,斯大林表示只要美在欧开辟第二战场,则不拘任何地点。美参谋本部认为攻欧战略有二:一由意大利进攻;另一取道在土耳其。罗总统以为土国团结一致,可以金钱取得,故在战略上比较直接攻意大利为上策。(2)妹询俄国对于战后有期望否。答俄国拟割据立陶宛、拉特维亚、爱沙尼亚,而对于巴尔干半岛、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则要求经济优先权,即对非洲及远东,斯大林表示要求善后问题。霍普金斯谓战后即俄进其邻邦领土,罗总统亦决不因之而与俄开战也。但罗总统颇有自信,认为对斯大林定有方法约束与应付之道,深信战后俄国内部必有种种问题,即使抱有野心亦当无力赤化全球……(3)霍普金斯再告德近来拉拢日本甚力,其原动力在德。妹乘机探询德国普鲁士之军官可否利用,以图结束战争,使其他各国暂时忍痛。据称罗总统绝不愿为此期有任何谈判……(4)妹询罗总统与参谋本部认为战争何时可结束。据称1944年战争当可结束,若运用得法,1943年亦有可能。”电报最后说:“妹综合霍普金斯谈话之印象。妹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妹意如善为准备,仍可在和议席上争得重要地位也。哀我国民族徒赤手空拳,亦为兄所怅叹者,惟凭应付得当,或有所成。”

1943年1月2日,宋美龄又会见了霍普金斯,交谈了中国国内抗日战争的情况。宋美龄告诉霍普金斯说:“云南战线我缺乏飞机侦察敌人动态及轰炸敌军,故未能做总反攻。”同时,宋美龄将蒋介石对同盟国在东亚开始反攻的意见告诉了霍普金斯。即:“综合缅甸先决条件为:陆、空联军同时由中国及印度反攻;海上由英海军做有效之封锁,三面围攻使敌无转息之暇。”霍普金斯告诉宋美龄说:“英、美参谋部拟在三月一日在缅甸开始反攻”,“美已派数千技术工兵赴缅”。

宋美龄此次在美国要会见的最主要是罗斯福总统。事先,宋美龄电告蒋介石,要宋子文一同参与会见,接洽各问题。1943年5月7日,宋美龄自纽约致电蒋介石,将她同罗斯福“洽谈”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电文说:“妹于三日早抵白宫,罗夫人亲至门外迎迓。罗夫人对妹身体至为关怀,当晚开始谈判。妹当将兄意转告……四日继续谈话……其谈判结果如下:(1)既往每月空运吨位分配陈纳德三千吨、史迪威四千吨,希望上述总吨数增至一万吨。(2)妹要求供给空军二大队,罗已允许照办。据告陈纳德只要四个中队。(3)罗允在利都至两部尖纳路线造成时,美方当助我设法打到腊戍、曼德勒,使此路线不再为敌切断。此次谈判之一大收获,即英、美本拟将反攻缅甸计划完全放弃,经妹交涉,现美已允助我维持新路线。虽将来作战并不包括仰光为作战,目下惟为宋罗之诺言,须有人在此善为运用……(4)兄要美派三师赴缅,继谓须俟联合参谋会议席上允诺……罗始答应派一师海军陆战队协助抗敌,并允竭力与陆军部洽商其余二师等语……(5)文兄计划要求由美国空运总处拨给运输机数架,供给国之用。妹认为此种进行方式在心理上不妥……故妹主张,国内所需运输机,可另由美国供给五架,罗亦允照办。”

8日,宋美龄又电告蒋介石说:“关于反攻缅甸计划,经妹与罗斯福洽妥,所有反攻时空中堡垒均归陈纳德指挥,史迪威仅负责陆军防守职务,不参加反攻事宜。”

4月25日,宋美龄再致电蒋介石说:“顷晤罗斯福洽商结果如下:(1)罗允洽商二师赴缅甸作战,于九月准备完毕。(2)报告邱【119】对缅南海、陆、空总攻事仍未热心赞同,虽亦能口答应,但觉其无诚意,届时未必履行。然缅甸原系英属地,中、英、美又为联盟国,罗谓不便迫英实行也。(3)邱心目中仅有英、美、俄三强国,将与中国摒于门外,答询将来与兄会晤时,是否约邱参加,妹答以可由罗与兄直接商谈。(4)关于大连、旅顺、台湾,中美海军共用事,罗对兄意表示(似有脱漏),并谓俟中国准备完妥之后,美即可退出。(5)罗意高丽可暂由中、美、俄共管。(6)前国联交日本保管之太平洋各岛,罗意战后可由联盟国接收组织暂时共管之。”

对宋美龄同罗斯福总统会谈的情况,霍普金斯写了一份备忘录:“蒋介石夫人请我在星期六下午去看她,我同她谈了一个半小时,她说,她同总统的谈话很顺利,她认为她明天同总统的讨论就将圆满地结束她的会谈了,然而我觉得她对这次访问一点也不觉得愉快。她一直坚持应为那里的第十五航空队及时地弄到飞机,并对我说:‘我们不要无法兑现的诺言,总统已经告诉我飞机派到那里去的,他不能使我和委员长失望。’她接着纵谈了她对战后世界的看法,其中的首要重点是我们可以确信,中国将在和平会议上同我们站在一道,这是由于中国信任罗斯福同他的政策,并愿意出于这种信任而预先作出许诺。”备忘录还提及宋美龄“竭力要求”霍普金斯到中国去访问。备忘录又说:“星期天上午,我把我同蒋介石夫人的谈话情况告诉了总统,并说她希望当天能对总统推心置腹,把一切都告诉他。”待罗斯福再次同宋美龄会谈后,霍普金斯去问罗斯福,罗斯福告诉霍普金斯,这次会谈“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宋美龄对这次访问“总的情况感到颇为满意”。

第二件事,她在美国发表一系列演讲。

宋美龄在身体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就在美国各地巡游,呼吁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3年2月9日,她将自己的行程电告宋霭龄说:“妹决定于本月十七日赴白宫,十八日向美国国会演讲后赴美国Arlington美国无名士兵纪念碑献花。当晚由我大使馆招待。三月一日返纽约,由纽约市长至站迎接。即赴市政府接受纽约市赠予荣誉公民。二日由我纽约总领事馆公宴,是晚十时半在麦狄生花园向美国民众演讲,美东部八省主席均准备莅席。四日在加乃奇厅向华侨演讲。六至八日赴威尔斯来演讲。十二日到芝加哥演讲。十八日赴旧金山,由市长赴站迎接,并赴市政府接受金钥匙后,检阅海、陆、空军及民众游行及宴会等。二十一日向我华侨演讲,皆往洛杉矶赴宴。拟于三月底或四月初,或赴加拿大以增国光。”宋美龄自我评论说:“妹演讲、宴会之程序当极辛劳,当经为国家加强邦交而增光荣计,当尽为之,惟默祷上苍予我精神及体力耳。”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演讲十分重视,在12日对宋美龄准备在美国国会的演讲特地电示她说:“对美国国会讲演,照来电所述之意甚妥。此外应注重各点,略述如下:(1)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2)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3)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若欲达成此目的,必须太平洋东西两大国家之中美两国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合作,否则步骤不一,宗旨不明,必授侵略者以隙,如此不惟二十年后,日本侵略者仍将为害于中美,而且太平洋上永无和平之希望。(4)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盖如此方不辜负此次大战中所牺牲之军民同胞,乃能达到此次大战之目的。(5)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亦为太平洋永久和平之两大柱石,此两国同为民主主义之国家,且同为爱好和平之民族,将来太平洋能否永久和平与全人类能否获得真正幸福,其前途如何,实以此二大民主国家之主义与政策如何而定,而其责任则全在吾辈,即此一时代两国国民共同之肩上也。”这份电报不能不说是对问题的考虑已经相当周全了。

蒋介石仍不放心,在13日又连续给宋美龄打了三个电报。第一份电报提出了“对美国国会讲演可供参考之点”二点:一是“美国会对于中美平等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之议案,于十一日一致通过,表示此为中美两国友爱之基础,无任感慰之意,此点应否提及请再酌”;二是“深信华盛顿总统今日如尚在世,则必主张美国须与东方被压迫之民族共同奋斗。又如林肯总统如果生于今日,亦必如今日罗斯福总统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此乃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亦即耶稣基督博爱、和平之教义,而我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也。”第二份电报提出了“对美国会讲演之态度及应强调太平洋问题与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电报指出宋美龄在演讲中应持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国会讲演,语意切不可使听者觉有训示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只以友邦地位陈述意见,以备其检讨与采择之态度。”同时,电报指出:“应使听众能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电报一再强调说:“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若不准备大量开发亚洲,尤其是中国之资源,则战时之机器与资本及技术将无所施用,必致废弃,若能以中国之物资与美国之机器,以中国之人力与美国之资本配合,则中美两国百年内经济皆无虑其泛,而世界全人类生活亦必能长足进步,增进其无穷之幸福矣。”第三份电报是蒋介石将“近百年来美国对华之态度”告示宋美龄。电报说:“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在此百年间,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几被世上每一国家所剥夺,惟有美国对中国不但无侵略我领土之行动,而且时时领导各国表现其恢复中国之权之事实。”

宋美龄接到这些电报后,于16日密电蒋介石说:“文、元各电均悉,所告卓见非常感佩。妹向国会及各地演词,当予分别遵照电示,总以维持我国家尊严,宣扬抗战对全世界之贡献,及阐明中美传统友好关系为原则。私人谈判,当晓谕美国当局以我国抗战之重要性;公开演讲,则避免细节,专从大处着眼,以世界眼光说明战后合作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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