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介石的下台又上台
一、“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
在北伐中，正当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渐厉害的时候，1927年3月，武汉举行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十五个决议案，在宣言中对“国民革命运动新时期之特性”、“中国革命行动之方针”和“三民主义的真实意义”，提出符合当时革命潮流的主张，坚持反帝反封建，坚持三大政策，这对蒋介石是一种制裁。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有这样一个记载：“汉口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到三十三人，谭延闿主持，徐谦等反对蒋介石之一派人物极为活跃。关于制抑蒋介石之‘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均完全通过。在汉口与蒋接近之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被排去职，以唐生智继任卫戍司令，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汉口市长刘文岛亦同时被排。”【1】在这次会上，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九人常委会，汪还兼任组织部长（汪未到前由吴玉章代理），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等职，仅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此前，迁都问题发生争论后，中央联席会议曾电催在国外的汪精卫回国。据汪精卫1927年4月11日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说：“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了一个复电，说是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柏林就发生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法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2月8日，武汉又电催汪精卫回国。1927年4月1日，汪精卫经莫斯科，获得苏联给予的支持，经过西伯利亚至海参崴，然后到达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等都是很欢迎的，不管是否由衷，蒋介石是口口声声说希望汪精卫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当时汪精卫的态度怎么样呢？那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意地希望汪精卫重负领导责任。汪精卫后来回顾说：“回到上海的时候是四月一日，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2】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后来，留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驻沪的军政负责人同汪精卫开了两次会，参加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纽永建、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一致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当时是始终“袒共”，一再申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会上发生争论，吴稚晖竟向汪精卫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汪精卫在回忆录中说：“从四月一日到五日共五天，大家都是在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地以为必须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3】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周恩来接触之后，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吴稚晖当面就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最后，汪精卫于6日秘密离沪赴汉口。汪精卫说他赴汉口是“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行，遂于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4】当然，对汪精卫在上海同蒋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议论，李宗仁认为：“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他二人（指蒋、汪）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不过，汪也确实吃过蒋的亏，中山舰事件后，汪被蒋逼走，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李宗仁说汪精卫“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汪精卫到武汉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7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贼子”。汪精卫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仍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
后来汪精卫为什么会变成同蒋介石一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呢？究其原因：
第一，武汉本身的困境。当时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从四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九省通衢”变成了孤岛。加上当时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确有过“左”的行动，“工会的童子军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们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都要拦住剪长衣。这班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军，便鸡飞狗走地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5】这样，使得武汉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第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宁汉分裂后，各自举行北伐，以示“大方向”正确，来争取民众。南京方面是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伐，武汉方面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率部举行北伐。这时，阎锡山已正式附蒋，于是举足轻重的是冯玉祥。
继续北伐的结果，宁方打下徐州，汉方打下郑州。冯玉祥从甘肃五原出师后，由甘肃、陕西打出潼关，军事上胜利进展很快。冯玉祥部分布在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先是，冯玉祥同汉方在郑州开了一个“郑州会议”。当汉方的北伐军打下郑州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徐谦等到了郑州，6月10日同冯玉祥开了两天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重要事件，均曾为具体之决定”。【6】会上，汪精卫决定将河南交给冯玉祥以此作为厚饵，来争取冯玉祥站在汉方，共同反蒋又反共。冯玉祥后来说：“在会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了，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7】李宗仁认为汉方策动郑州会议，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新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8】接着冯玉祥又同宁方在徐州开了一个“徐州会议”。冯玉祥的日记中说：“当武汉西北两面夹攻郑汴之时，蒋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线进击孙军，于六月中旬克复徐州。十七日，逐由徐州电公前往，商洽北伐军事。公欲藉此机会，以停和宁汉，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国民革命。又于十九日由汴至徐，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面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张人杰均到，遂开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是即所谓徐州会议也。二十一日，公与蒋会衔发出通电，表明意旨。”李宗仁则认为冯玉祥之所以在郑州会议后又赴徐州参加会议是：“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的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9】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下令“严防共党”，对部属传达了徐州会议之经过及结果：“大略如下，（一）鲍罗廷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而且对时局表示如下主张：“（一）送鲍罗廷回国，（二）化除私见，（三）一致北伐。”【10】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要求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应“速决大计，早日实行”。这样，冯玉祥不仅倒向蒋介石一边，而且同蒋介石一致反共。这对汪精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其无法实现夹击宁方。
第三，汪精卫的本性。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日渐威胁到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这另一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7年4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5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20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向地主斗争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22日，汪精卫下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境。随即，两湖地区北伐军中的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大肆活动起来，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事变接踵而来。直到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工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11】汪精卫也同蒋介石一样，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汪精卫当时一面反共，一面反蒋，他在1927年7月间提出了“在夹攻中奋斗”，即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的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威胁。
二、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有桂系军事力量，并在北伐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在《晨报》1927年8月17日、24日两天曾有这样报导：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曾连日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激励袍泽，共有始终。不幸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1927年8月12日晚，蒋介石又在丁家花园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武汉合作，李宗仁发言最为激烈，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顾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这两支（何的第一军、李的第七军）部队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外是，不仅所有职务乃至党籍都被武汉国民党中央摘除，成为罪魁祸首；而且汪精卫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自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武汉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12】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蒋介石企图陈兵津浦路，抗拒再度南犯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13】在出发前，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1927年7月25日，蒋介石专程北上，亲自指挥收复徐州的战斗。7月26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何应钦等：“务请鼓励将士，魁日克复徐州为要。”28日，蒋介石又电示何应钦等：“此次攻徐行军，无论至何时何地，必须约束士兵，严守纪律，而尤以我各官长应以身作率，处处爱民，时时告诫。”同日又电示白崇禧：“中意克复徐州后，决守省界，对鲁计划未确定以前，不宜越界。”8月初，蒋介石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逼近徐州时，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结果“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14】8月3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我军决于本日开始由徐州撤退至宿州固镇一带，预定利用淮河，以蚌埠清江浦为防御线，请兄对于上游动作迅速准备，中定明日到宿州。”8月6日，蒋介石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同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此次各部冒无益之牺牲，痛苦异甚，不知其死伤及损失如何，请复我大略。”10日，又电示白崇禧：“今日战况如何，甚念，偏劳吾兄，尤感铭无已，惟贤者为能独任其难也，临沂克复，务请以任务交燮轩，兄须速回，以军会期近，及汉事进行，皆俟兄来决定也，倘临沂克复无期，可否请兄先来，即以任务转托燮兄如何。”蒋介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于杭州拱宸桥。蒋介石企图借津浦路上的胜仗来抵挡一下内外夹击，结果化为泡影；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满。
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下，不得不宣布下野。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十三日蒋公及诸元老卒翩然离都，余亦于十八日离京返里小住。”【15】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蒋介石说：“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蒋介石又说：“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有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逭其卫党之天职。”又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克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掣，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中正又自咎信义未孚于同志，言行未见信于朋侪。”最后蒋介石所谓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双方（南京、武汉）同志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魁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16】16日，蒋介石又向国民政府辞总司令职权，在19日《新闻报》发表的电文说：“中正自愧譾陋，无补时艰。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不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牲，而民生凋敝，国计困穷，尤甚于昔。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准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是为至祷！”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上海、溪口各住了一段时间，进行频繁的活动。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在会上说：“今天承诸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对于桑梓事情，无甚顾及，殊觉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梓升平，诸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17】
同日，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了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卡登朋（H.V.Kaltenborn）和《纽约时报》记者密失威至（Misselwitz），在当时的《申报》上发表了这样一个答记者问：
记者问：记者在美，久仰总司令丰功伟烈，此次由美东渡，先至广州，正拟赴宁谒见，突闻总司令骤然倦勤，敢问原因何在？
蒋答：已详宣言中。
问：今后总司令对于革命关系仍否继续？
答：余为国民党员，今虽下野，党员资格仍是存在，当然不能脱离革命关系。
问：此后对国民革命成功，具何意见？
答：国民革命，必告成功，但时间问题耳。
问：鲁南之役，日本出兵，加入北方军事动作，革命军曾受影响否？
答：确受影响。
问：对日人加入北方军事动作，具何意见？
答：未便发表。
问：冯玉祥将军，总司令以为何如人？
答：冯为国民党员之一，此次津浦战争，已得其精神上援助不少。
问：总司令宣言中谓军纪前途颇为灰心，此后归军委会节制，能否补救？
答：如积极整顿，当能补救。
问：此后革命工作，以何种为最紧要？
答：努力宣传工作，务使一般民众瞭然相信三民主义为救国要素。
问：总司令下野后，于革命影响何如？
答：不致受何影响。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问：总司令拟久住此间，或作何行止？
答：住此不过一二星期。”【18】
24日，蒋介石发表《谢客启事》，说：“中正辞职以来，辱荷各同志、各团体函电纷驰，或更远道贲临，曲赐挽留，交相责勉。盛意滋可纫感，公义实难曲从。山居简僻，游踪靡定，续有惠顾，恕失款接。谨此奉布，惟希鉴原！”
29日，蒋介石又接见了中欧通信社记者，谈了如下问题：第一，关于宁汉两方诚意如何，蒋说：“宁汉两方同志多系本党忠实同志，余甚望能诚意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第二，关于总司令部军需处不办移交的传闻，蒋说：“余未离宁时，已嘱军需处赶办结束，并嘱于八月十五日停止支付，存款移交军事委员会。因军委会内部组织尚未完全成立，未能依期接收，当由徐处长凑集现款五十余万汇宁，以应急需。所以实际并非军需处不办交代，是军委会不及接收。现在军需处结束完竣，所有收支款项，不日披露各报，昭示大众。总司令部各处长均由余委任，如有过失，应由余负责。”第三，关于蒋介石行止，蒋说：“未定。”9月6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谈及他爱读历史书，“有趣味者，仍数《三国志》也”，对日本明治维新及法国革命史“亦曾读之”；又谈及古今人物中，“以谁为最伟大？又最崇拜谁？”蒋说：“孙文氏最为伟大。”对岳飞、文天祥、拿破仑“吾殊喜之”，“余以为英雄者也，常以失败而终。大凡英雄与革命家，似皆以失败而成其价值。一经成功，则为平凡无奇。但使正气存留，则雄图虽归失败，亦无所怨，吾固常作是想者也。”
10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访问了蒋介石，在该报记者记事中说：“介公提议山中散步，时落日余晖方渐隐长松中。公谓当导吾等往瀑布处，路中且行且谈。吾等出寺略一回顾，则见卫队四、五人全副武装，遥随吾等之后。然山寺与风景并非吾等此行目的，至是乃不再谈，转询公将来之计划。公谓将以五年岁月，游历海外，研究列强风土人情，希望中国不久即可厕身列强，取得应有之地位。此时吾等方觉远离战场，不闻金鼓之声，而即将成功之国民革命迹已似过眼云烟，渺无痕迹。然五年以后，中国究将如何，公未曾明言，惟吾等深信彼时公回国，举国必将欢迎之，公出其考察所得，必将大为国用。公言即赴沪，整备出游计划，其时当可决定究先赴欧，抑先赴美，以绕地球一周。吾等觉公尤注意美洲。因公对于美国之经济与工业之发达纵论甚久，极盼能亲睹其状况，而以为将来中国必当取法之。吾等问将来中国政制发展途径。将遵循民主，抑参以社会主义？公目光如炬，直射吾等，谓：‘将来途径，当然民主’；且力言：‘共产党势力必须排除于中国历史之外，即其名称，亦不容存在。’于此不见，公对于第三国际破坏中国，实有痛心疾首之感。公发言坚决简明，绝无含混之处可使人误会，聆之者即能知其心思缜密，机锋敏捷，忠诚有力，足为领袖之人物。中国今日需要甚急，若非介公，谁能当之？领袖人物？盖在斯矣！晚间，在寺中走廊，侧卧长椅之上，吸烟徐谈。惟介公既不吸烟，亦不饮酒。吾等纵谈之余，复及美国。公询问美事多次，心中殆正计及游美之行程也。公述及中国人民，以美国友谊虽深，而保守殊甚，乃转而接受苏俄之物质援助；复述苏俄如何欺骗中国，最后则曰：‘今日中国，当视美国为列强中惟一真正良友矣！华府会议之精神，余望其能始终维持之。’吾等答以‘当然’。”
20日，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告别黄埔同学书》，在回顾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上黄埔“占有最光荣的一页”的同时，着重谈了他这次下野的原因。蒋介石把自己的下野看做是黄埔的失败，究其原因有两条：“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他大有感触地说：“清党难，清心更难。”“至于第二个失败原因，是政治的失败。政治既无组织，又不能确定方针，而经济亦没有通盘的计划。”蒋介石还说：“这是我个人不能辞咎的，亦可以说南京政府的失败，完全要由蒋介石一个人来负责的。”“我所以情愿此时承受放弃职责之罪，以为将来图报党国之地。”蒋介石又说：“我们反省这几个月政治的现状，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们的缺点太多了，不能不由人来反对，这是不可专怪他人的，只要问我们本身有否尽忠于革命就是了。这过去四个月中间的经过，我可以略略同你们说一下。当时共产党，虽是打倒了，但尚未净尽；北方军阀，时来窥伺；武汉军队，又来捣乱；而外交上又时时发生不良的影响。在如此险象中，对于内部政治的整理，自然不免疏忽，不能事事躬亲，注意周到。”最后，蒋介石表示：“现在我就要离别你们了，我对于过去的事，神明泰然，别无愧怍，自亦无所牵挂。”“我此次出洋，决非抛弃你们，我的身体暂时离开你们，我的精神永久依着你们，我一刻不能忘记你们，我仍要随时尽我指导你们的责任，我愿与你们互相勉励，重新造革命的基础！”
24日，蒋介石给黄郛（曾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的信中说：“弟决先赴日本……当日约一个月，即须游历欧洲……兄在沪主持一切，而弟预备作一年环球之游也。”
26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他这次来上海是“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蒋说：“民国十年十月，与余元配正式离婚”，“曾向奉化司法当局备案”，“离婚理，因两人不能和合”。蒋又说：“五年前，余在广州，寓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其时宋女士尚漠然。嗣后时与女士通函，力电前请，近来女士已允，惟尚须得其家属许可。倘诸事顺遂，当在上海结婚，然后游历国外一年。”蒋又声明：“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并非同派。且宋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并向乞婚，此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宋夫人病体何如。”28日，蒋介石特地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家事欲事》，而且连载三天。启事说：“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耑此奉复。”
9月29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留日同乡孙鹤皋、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27年10月4日编撰的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去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于正在为将来画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这一天，蒋介石对东方通讯社记者表发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将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此外则并无何等之目的。关于此后之事，尚无何等决定。现拟赴云仙小住，暂事静养。”蒋介石这次在日本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研究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
蒋介石到达日本后，到云仙、宝塚、奈良、神户、大津、大涌谷、小涌谷、汤本、芦之湖、河口湖、热海、伊东、东京等地转了一圈。他认为：“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他很感慨地说：“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他认为日本对华的方针归纳起来有五点：“一、满蒙经济发展。二、满蒙为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四、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五、须保留其在满洲之权利。”他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三点错误：“（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二）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三）利用无知军阀，压制民众。”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以及包含有痛感中日之间的圆满合作，对于亚洲、进而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定有着密切关系的深切呼吁。蒋介石首先说：“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民革命，与贵国人士暌违久矣。此次辞职周游，先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人士竭诚优遇，尤深感谢。”接着，蒋介石说了一大段话：“窃忆我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维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接国际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问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局之大，因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前途忧也。”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是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19】
第二件事，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台。
蒋介石通过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11月5日下午1时半在东京青山私邸进行。蒋介石同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并于14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于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一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介石对田中义一所谈的，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明确表示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内有共产主义者侵入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而后北伐，亦然”。“首相前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解决，排日亦可绝迹”。
李宗仁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定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20】据说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21】
第三件事，征得宋太夫人同意，要和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到了神户后，即与宋子文前往有马温泉，“是为了要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特地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诺亲事”。宋太夫人很高兴地对婚事表示同意。蒋介石当时十分兴奋。
蒋介石在日本活动期间，张静江、李石曾一再从国内去电促请回国，汪精卫也专电请蒋即刻归国。10月10日，蒋介石在日本复汪精卫函中说：“革命受此挫折，此非天运，是乃人事，兄与弟皆不能辞其咎。……日前过去之事，无论是非谁属，而兄不能尽指导之责，是不能推诿于他人也。”又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弟虽远游，而实神驰党国。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无论在何地何时，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11月5日，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中说：“顺便奉告一秘密之事，即汪兆铭已拍来电报，要本人早日归国。”同蒋介石一道赴日的张群、宋子文也建议蒋复职。11月8日，蒋介石离日返国。
三、李宗仁在南京支撑不了
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以为自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在蒋下野之前，李宗仁曾表示反蒋拥汪，汪很得意，以为这一下他可以稳坐江山。可是在张发奎带领的军队中，共产党人很多，在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张发奎带着残部逃奔广东，汪精卫在军事上失了靠山。于是，李宗仁就不客气了，乘机亲自跑到当时武汉政府军政要人群集的九江，拉拢非汪系的谭延闿、孙科、李烈钧等，孤立了汪精卫。这样，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就在南京政府中居支配地位。
当时执掌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的机关，是1927年9月中旬由李宗仁、白崇禧导演而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特别委员会名为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上海、南京、武汉三地代表（所谓上海，就是整个西山会议派组织，与桂系勾结较深；所谓南京、武汉则为蒋、汪两系的人物），于1927年9月16日在南京组成。在《宣言》中明确打出旗号：“各方一致取反共政策，乃商组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特别委员会一方继续清党，一方继续北伐”。该会从9月20日至11月16日先后在南京开过十次会议。由特别委员会重新组织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义上，国民政府由四十六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等人任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由六十六人组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三个常委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成第一、第九两个军，提拔刘峙、顾祝同两人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但是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就无权过问军事委员会的事。
接着，桂系军队和何应钦军队联合起来，在南京外围京沪线龙潭车站消灭了孙传芳部队的主力，使桂系成为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当两军在龙潭激战的时候，唐生智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为名进兵安徽。而这个省是桂系久已视为俎上肉的。这样一来，李、白就抓着机会大做文章，借口唐生智同孙传芳有勾结，发动讨唐之战。李宗仁联合程潜，占领了两湖，唐见大势已去，便悄悄地逃亡日本，桂系就在两湖巩固了统治地位。
汪精卫被李宗仁孤立后，一见捞不到第一把交椅，便离开南京到了武汉参与了唐生智的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待唐生智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汪精卫又跑到了广州。1927年11月10日，正当桂系在积极扩大地盘的时候，蒋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蒋电请汪精卫北上，会商党事。南京方面的谭延闿、孙科等也再致电汪精卫，主张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别委员会各问题。于是，蒋、汪又会晤于上海，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图打破当时桂系势力专权的局面。蒋、汪在反对桂系这一点上又结为一伙了。12月上旬，蒋、汪约集国民党在上海的部分委员召开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一面把国民党中央全会捧出来反对特别委员会，另一方面决议请蒋介石复职重新上台。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日，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说：“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亟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爰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藉利戎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9日，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后，“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这时，广州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即广州十二月起义），南京政府说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发出命令，通缉归案，吴稚晖甚至大骂汪精卫为“准共产党”。加上，桂系、胡汉民派以张黄事变（汪派中的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驱逐李济深、黄绍竑事件），反对汪精卫，胡汉民更是不愿与汪派为伍，拒绝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这样，汪精卫这次同蒋介石合作又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又去欧洲。
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张，主要决定是：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权和军权又重新落入了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在重新上台的过程中，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与宋美龄正式结婚。可以说，蒋介石是在获取“双丰收”后重新上台的。有一家杂志的文章认为，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这对蒋介石是重要的，因为这使他成为“国民党先圣孙中山先生（庆龄丈夫）死后的连襟，大银行家宋子文的妹夫，以及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孔子著名的后裔孔祥熙先生（霭龄丈夫）的连襟”【22】。
